碳中和现在是国际社会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过去两年各国政府、社会对碳减排、碳中和问题的重视，尤其是今年以来，无论是G20峰会，还是格拉斯哥气候大会，都有一些重大的，国际协调、协作的进展。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当前碳减排面临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为什么人类社会过去几十年都在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但是效果有限？这其中在于，碳排放经济活动的收益是个体的，但带来的损害是全球的，整个社会来承担，所以个体没有足够的积极性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这就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干预。
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在今年出版的《碳中和经济学》里引用了绿色溢价的概念，绿色溢价是目标明确下的一个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工具，其核心是清洁能源成本和化石能源成本之差，就是我们怎样来促使经济主体实现碳减排，把清洁能源成本降低到低于化石能源成本。这样的基础上，经济主体才有动力从化石能源转换为清洁能源的使用。
那怎样实现绿色溢价的下降呢？通常有三个方式，一是碳价格，比如碳税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增加煤炭、石油的使用成本。二是科技创新、技术进步，降低风能、光伏、太阳能、水电、核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三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人们的文化、价值观的改变，通过基础设施的设计、城市的规划来降低能耗，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科技创新、技术进步。
另外，碳减排走向碳中和有几个挑战？尤其对我们中国而言，这个挑战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是怎样平衡全局和局部利益，比如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中国每个地区可能由此带来的碳排放，有些地方可能是减少，有些地方可能甚至是增加的。
第二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部分地区对化石能源行业的依赖比较高，所以在整体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地区的经济可能面临一个比较痛苦的转型过程。整个社会、国家，尤其是中央财政怎么来帮助这些地区更平稳地进行绿色转型，这也是另外一个挑战。
第三是绿色金融市场改革，碳减排从绿色技术来讲是制造业，需要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以及制造业相关的投资，所以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这就涉及到我们怎样来通过绿色金融支持研发投入和投资。
最后是国际协作，碳排放实际上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同、协作非常重要。但这里存在一些争议，比如发展阶段不同，它的价格是不是应该有差异？经济运行机制不同，碳的价格是不是也应该有差异？
北京商报记者 刘宇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