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中美两国关系出现历史冰点，一系列冲突频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空前动荡。
具体表现在，贸易争端复杂多变，美国多方位“退群”，WTO、G20等全球主要合作机制几近停摆，加之各国经济失速、黄金价格及美元汇率剧烈波动等，全球经济金融秩序遭遇挑战。
这是一场酝酿良久却又突如其来的危机。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然导致全球公共产品急缺和全球秩序失序，合作共赢的步调越来越远。中国曾全力推进的多边合作机制，眼下正面临着美国逐个“退群”的巨大冲击……
中国应该怎么办？
为此，瞭望智库专访了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长期以来，他代表中国参与G20机制沟通协调，参与中美经济对话。这位关键人物认为，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挑战空前复杂和严峻，中国必须跨越“四个陷阱”，坚持多边合作机制、扩大开放，同时抓住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在“后疫情时代”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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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怎么了
瞭望智库：作为曾经长期参与和引导全球大国关系走向的关键人物，您如何看待当前各国关系？中美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朱光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造成了重大冲击，引发了一场世纪性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三种危机相互叠加，对世界经济、和平与发展的总体态势造成了重大挑战。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事关中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健康向前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同时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针对性。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挑战复杂艰巨，要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建设，需要跨越四个陷阱：
第一，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GDP总量约为86.6万亿美元。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GDP为21.4万亿美元，我国为14.3万亿美元，两者分别占全球经济总规模的24.7?16.5?我国GDP总量约为美国的67?目前，中美两国关系正处于1979年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刻。中国反复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保持中美关系健康、向前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应尽快推进中美两国回归协调、合作、稳定的沟通轨道。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的政策方针明确且坚定：中国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为了实现超越自我的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而非挑战、取代任何国家。不管未来发展如何，中国永不称霸，且坚定反对全球霸权。
第二，要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
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公共产品急缺、全球秩序失序的非常时刻，世界大国之间缺乏政策协调，一些主要大国不愿意担当责任，且不断退群，美国在此关键时刻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对全球抗疫合作的阻碍和倒退。
在当前全球急缺领导力和公共产品的关键时刻，必须认真记取“金德尔伯格陷阱”教训，谨记“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不符合世界所有人的命运和远谋”。和平与发展之所以成为当今时代主题，在于其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更是顺应了全球人民的愿望。只有大国勇于担当责任，保持全球秩序的稳定，世界和平秩序才能深根固柢。
第三，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经济总量、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10121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距离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人均GDP高于12735美元）又前进了一步。但我国人口众多，人均GDP与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差距，美国人均GDP是中国人均GDP的6倍多。
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我们离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越近，挑战就越艰巨。行百里者半九十，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在提升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致力于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构筑双赢、共赢、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第四，要跨越部分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陷阱”。
西方国家从其自身价值观出发，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发展，用“双重标准”抹黑中国的发展成果，最终也将伤及自身。共赢的做法，是在坚持多边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制定标准规则，就事论事、开诚布公地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制定对于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政策规范，包括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事关人类未来发展的关键规则，推动世界回到规范、规则、包容的和平发展格局。
瞭望智库：多事之秋，各主要大国之间长期存在的政策沟通协调机制发生了什么变化？疫后该怎样重启、修复？
朱光耀：很遗憾，全球大国之间的主要合作机制特别是G20机制，在非常时期未能较好发挥应有的国际沟通协调作用。WTO和WHO等其他国际组织的权威性也颇受挑战。
我们应该痛定思痛，尽快回到协调、合作、沟通的正轨，推进多边机制合作和建立规则，在形成重要政策共识时发挥大国应有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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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逆全球化”
瞭望智库：当前最紧迫的还有全球供应链突变，进而对我国贸易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未来，全球供应链将呈现怎样的格局和特点？各国政府加大政治手段介入后，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
朱光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形成是世界各国特别是跨国公司长期努力的结果，它的形成是由资源禀赋、市场前景、劳动力素质等多方因素构成的，是有着坚实基础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安全性的考虑增多。以往过于冗长、分散的供应链会调整至适度集中，对附属于供应链的中小企业将产生一定影响。
第二，对政策的考虑增多。医药、食品等事关国民安全健康的政策性产业回归本国。
第三，对区域性合作的考虑增多。诸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地区性合作机制或将进一步得到强化。
第四，数字经济得到强化。数字经济对“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的调整非常重要，高新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快速适应疫情带来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变化，而疫情本身也推动高新技术的发展，无论在技术研发还是应用上，疫情对产业数字化的加速都超出预期。
目前，我国已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积极复工复产，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同时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贡献。
瞭望智库：您刚刚谈到数字经济，事实上我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有些方面甚至领先全球。在您看来，我国应该如何抓住这个机遇？
朱光耀：数字经济我国至少具备三方面优势。
我国既有全球最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产生的巨大物流，也有全球数量最多的通讯基站产生的巨大信息流，还有全球最便捷的电子支付体系产生的巨大数据流。产业的数字化与我国整体的技术创新紧密相连，物流、信息流、数据流的优势，使我国目前在数字经济方面处于相对领先地位。
▲图/图虫创意
但眼下最关键的是，尽快推动全球范围合作制定诸如数据流动、数据隐私保护、数字经济征税等基础规则。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用好先发优势，更对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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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GDP增速或回升至6?003c/strong>
瞭望智库：您在最新观点中，将当前情况与1920年代全球大萧条做了对比。新形势下，新形态的“全球大萧条”会否到来，或者是否已经到来？
朱光耀：两个时期的基础环境有较大差别，但新形态的“全球大萧条”确实需要高度警惕。
一方面，危机持续时间和经济跌幅或有区别。1929-1933年间，全球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下滑，国际贸易量跌幅高达40?美国失业率高达25?而目前来看，此次危机中，IMF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将萎缩4.9?明年则将反弹至5.4?增长幅度，整体冲击不会像上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时期那么明显。
但不确定性在于，百年不遇的疫情进展难测，世界卫生组织预测疫情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将持续多年。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须持续关注。
另一方面，大萧条之后美国废除了金本位制，各国货币开始挂钩美元，从此形成了美元及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国凭借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优势，以资本跨境流动实现了对全球经济的控制，不断转嫁自身的各种经济危机，以刺激本国经济的复苏发展。
近来，作为避险资产的黄金价格剧烈上涨、波动，以及美元的剧烈下跌，都不符合世界的利益，也会伤害美国的根本利益。美方反复强调，一个强大的美元符合美国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疫情暴发之后美联储迅速将此前与西方五国的货币互换协议扩大到十五国，目的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解决美元稀缺的问题，保持流动性。而眼下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并未研究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并未反思自己的行为，这本质上也是在伤及美国自身的利益。
瞭望智库：您曾表示，此次疫情导致了二战以来全球最大的一场系统性危机，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GDP下跌5.2?您怎么看？我国该如何应对？
朱光耀：据IMF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将下降8?欧元区下降10.2?而中国将增长1?世界银行预计为1.6?，为唯一正增长国家。
▲图/IC photo
一季度我国GDP跌至—6.8?二季度即实现了3.2?正增长，上半年整体GDP为—1.6?三季度以来，疫情防控逐渐常态化，经济正在平稳回升，对于三、四季度GDP能够回到6?右的潜在增长水平，我们有信心。
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起步期。
首先，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通过改革举措充分发挥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的作用，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扩大内需，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次，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下大力气改善营商环境，保持供应链、产业链畅通，使我国对外资更具吸引力，在全球更具竞争力；第三，把握我国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先发优势，加速数字经济的布局和发展，要加强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沟通与协调，推动数字经济相关规则的磋商和制定，使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