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
又是一位驰骋国际金融沙场的实战家
他曾经一份工作分析报告助推中国获得了50亿美元投资
他曾在香港、新加坡、瑞士等地工作过20余年
后回国定居
没有选择北京、上海、深圳
却选择了咱们重庆
本期访谈嘉宾——谢新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重庆市政府参事
重庆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谈到经济学家，
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学院派出身，先学理论，再结合实际去研究经济。
另一类则是从金融实战中成长起来的，注重结合实际，上升到理论，再指导实践。
10年前，
重庆工商大学聘请的归国博士谢新，
则是二者兼备的经济学家。
1
1982年，
武汉大学毕业后，
谢新分配在中南财经大学信息系任教，
在此期间，对经济非常感兴趣。
恰逢当时，
美国华裔经济学家、国际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邹至庄，
向国务院建议，
中国应该培养一批国际型顶尖经济人才，
主张在全国高校教师队伍中选拔。
国务院采纳了建议。
1987年，
在众多人才中脱颖而出的谢新，
被选上赴美哥伦比亚大学，
进行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
1992年，
为了更有利于研究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
谢新回到了国际资讯丰富的香港，
在香港中文大学一边任教，
一边着手亚洲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研究与分析。
在此期间，
他在多家国际学术刊物发表。
2
1997年末，
亚洲金融风暴开始酝酿。
欧洲银行对亚洲不太了解，
需要充实一些对亚洲经济比较了解的人才。
1998年，
专门研究亚洲宏观经济的谢新博士，
被推荐到瑞士银行工作，
负责东南亚国家的宏观经济研究及投资报告。
谢新博士的分析不再是纸上谈兵，
而是真枪实弹地实战，并要检验结果了。
谢新给笔者聊到两个实战故事——
大约2000年左右，
亚洲金融风暴已愈演愈烈。
广东一家信托银行遭遇破产，
影响甚大，金融界十分紧张。
怎么办？
瑞士银行要不要继续给中国投资？
据谢新博士介绍，
在国外一流银行，投资与风险评级是硬性挂钩的，
一旦评级没有达到投资级，
银行的投资马上就会撤回，下一步就收缩投资。
当时中国的投资风险评级刚好在投资级之上，
如果降级，
就成为高风险的非投资主权评级。
大家完全可以想象，
位于世界前五的瑞士银行如果不投资，
会形成怎样的骨牌效应呀？
瑞士银行就是风向标，
整个涉及到跟投的资金上千亿级！
如果中国评级被降级，
那对正在快速发展中的我们国家来说，
那将是重重一击！
要不要给中国降级？
瑞士银行绝大部分同事态度是：降低评级。
而有负责东亚主权评级工作的谢新说：“No.”
会议上，
领导层严肃发问：
“会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就做出这样的判断？”
面对着巨大的质疑压力，
谢新递上一份分析报告，
坚持道：“我没有带个人感情，只是自己专业判断。这是我写的分析报告，从中国宏观发展态势来看，国家不为企业提供隐性担保有利于提升宏观经济稳定性，结论是：对中国不应该降级。”
因那份报告，瑞士银行最终没有降低中国的投资评级，
紧接着，瑞士银行保留了对中国50亿美金的投资额度。
瑞士银行的决定，
无疑对稳定当时金融市场，对中国的投资情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中国建设银行的。
2001年初，
谢新受聘于新加坡美国银行，
依然从事整个亚洲地区宏观经济的研究。
那时候中国的银行，
相当于一个会计事务所，
没有做贷款业务，
也没有能力评估贷款，
缺乏商业银行运营的经验和能力。
当时美国银行项目部想购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但是美国银行领导层不同意，
觉得风险太高。
两方相持不下，
最后由谢新提供主权风险的评估报告，
是否可以购买。
谢新根据中国宏观发展势作出报告结论：
可以投资购买。
并与纽约总部风控部的负责人进行了电话沟通，
纽约的风险控制部负责人接纳了风险可控的结论，
说服了领导层，
解除了决策层的后顾之忧。
最后美国银行决定投资中国建设银行。
后来，
中国建设银行因为获得投资，发展越来越好。
美国银行，也跟着大赚了一笔。
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
这就是谢新的工作。
他的判断“是”与“否”，直接影响着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的发展。
他就是从院派走出来实战的经济学家。
3
2009年，
驰骋于国际金融沙场20多年的谢新，
放弃了在新加坡美国银行的优越工作，
选择定居我们美丽的山城重庆。
“为什么想到来重庆呀？”笔者问道。
谢新淡淡一笑道：“不是流行着一句话么？如果你错过深圳，不能再错过重庆。西部大开发，重庆发展指日可待呀！我希望能参与到重庆经济建设发展中来。”
2011年11月，
谢新加入重庆市民盟，成为一名盟员。
在任教之余，他大力发挥自己专业知识，对国家及重庆经济发展，高屋建瓴，建言献策。
大家都知道，
2018年底，中美贸易战爆发。
当时从媒体报道及官方谈判立场，谢新发现存在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解是：认为中国的市场保护程度远高于美国。这个观点使部分人认为，既使美方以势压人，也是事出有因，中方受点委屈也应接受美方要求，减少贸易保护主义。
（而事实上：各种数据证明，中国已经实现了高水平的贸易开放。美国以中国不够开放为由，发动贸易战，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美方是国际贸易规则的模范遵守者，而中国则仍在诸多政策上未能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由此错误地认为美方所提出的要求是基于国际贸易规则的合理诉求。
（而事实上：数据证明，美国根本不是规则的模范遵守者，相反，是其他国家认为违规最多的国家。）
第三个误解是：认为中国的2025计划等产业促进政策，违背了公认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美方对此的指责，符合国际社会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形成的共识。由此错误地认为，中方的坚持是过度强调了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国家主权，忽视了在互惠原则下的通行规则。
（事实上：WTO并未限制各国实施产业促进政策，经济学界也不存在反对产业促进政策的共识，世界银行对产业促进政策原则上也是支持态度。WTO限制的是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产业促进政策，只要不与国际贸易挂钩，产业促进政策并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这些错误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美方谈判代表的态度更加强硬。
如果能消除这些误解，则有利于我国获得更多的舆论支持，在中美谈判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对此，谢新博士及时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中美贸易战中加强宣传三个关键事实的建议》。随后，谢新欣慰的看到，就以上问题，媒体在宣传报道上做了相应的方向调整。
4
目前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作为企业，该如何应对？作为个人，到底该如何对待投资和消费呢？
笔者向谢新博士问了两个很实在的问题。
谢新认为：
在规划企业或职业发展方面有三个要点值得重视。
一是与趋势为友。个人和企业是经济技术变革大浪中的一粒沙子，逆流而上的可能性很小。
二是技术发展所形成的供给能力，需要与需求的发展趋势相结合，才能产生不断扩展的社会经济价值。
三是技术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发展的，特别是在一项技术的早期发展阶段。
基于上诉三个要点，我们都应积极学习和拥抱大数据、智能化和万物互联，但在融合应用时应理性思考，避免盲目。各行各业所积累的行业知识，和对需求的细度了解与技术发展相结合，是万物智能的必由之路，我们都需要，也都有机会与新技术融合发展。但是在拥抱新技术的过程中，不能盲目，避免被早期的泡沫伤害，成为试错的牺牲品。
在投资方面，谢新博士认为：
客观看待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但是发展潜力仍然巨大。因此短期看股市面临多重风险，长期看，回报前景值得期待。
目前中国股市的积极面有三个。
两个长期积极因素：
一是供给侧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营商环境显著改善；
二是金融市场监管质量有所提升，改革方向比较明确。
一个短期积极因素是：市场的泡沫已经挤掉，甚至可能存在已经下调过度的可能。
同时也存在四大不利因素：
一是金融市场监管改革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监管质量提升过程需要时间；
二是全球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
三是中美贸易战的前景仍不完全明朗；
四是高杠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融货币政策的空间。
对于一般投资者，目前的市场风险仍大，不宜过多投入。
有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可选择能够部分规避上述风险的标的进行适量投资，当上述风险和不确定性逐步降低之后，逐步增加投资额度。
除非投资者有独到专业的技术分析能力，没有必要过多关注每天的股市波动，投资个股风险比较大，以长期投资为主投资指数基金比较明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进行判断，投资前景看好的因子基金。
使用内部消息可在个股投资上获得高回报，但是这是违规的。
最后，投资被动指数基金或规则明确的因子基金比投资主动管理的基金更明智。一是因为后者费用更高，而平均表现并无优势。二是股市上升期通常前者跑赢后者。而向前看，股市上行的空间大于下行的空间。
最后谢新博士说道，投资的风险和回报总是同时存在，大家投资要谨慎，根据自己的风险能力决定投资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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