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王晓玲
“我有次在朋友圈，看到有个投资人吆喝说要组一个只发搞笑图和段子的群给大家解压，马上就加进去了，群友们天天看到好笑的事情就往里发”，尚博哈哈大笑，“结果有一天，我们发了几个谐音梗，才发现程璐也在群里潜水，真是班门弄斧了。”
程璐是《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等节目的制作方“笑果文化”的总编剧，笑果文化的一个梗是，脱口秀演员说谐音梗，要扣钱。
这是尚博通过朋友圈实现的奇妙社交关系。尚博，是我们能够找到的过去十年经历最复杂的人。她的十年生活，分散在四个城市，社交网络每隔两年就要重建一次。
她用过国内外几乎所有主流社交平台，但现在还在使用的，基本上只有微信。朋友圈则成为她和所有朋友保持联系的小广场。
“发朋友圈，现在更像是我从日常生活中发射出的小信号。”
但朋友圈一直都在，2012年4月19日上线的微信朋友圈，其实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一个社交网络。
现在，互联网和我们，都在经历一个我们自己都无法确切知道方向的转变。不过，相信朋友圈还会一直陪伴着我们，毕竟，除非自己放弃，没有人能夺走我们的日常生活。
重构熟人社会尚博是山西人，大学就离开了家乡，之后到英国求学，后来又回国陆续到北京和上海工作，至今已经11年。在这么多年的迁徙中，显然不太可能和每一个熟人都频繁联系，所以她在遇到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发朋友圈，“让朋友们知道我挺好的。”
朋友圈见证了她大学时候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四六级、考雅思，申请海外的学校。等到留学以后，她的朋友圈就更新得更频繁了。全新的环境让她觉得很多东西都很新鲜，而国内的父母也经常让她多发朋友圈，让家里人知道她在做什么。
大本钟、议会大厦和伦敦眼自不必说；更贴近当地人日常生活的Borough Market（波罗食品市集）、卡姆登（Camden，伦敦潮流文化集散地），也经常出现在她的朋友圈。小博还趁着假期去了西班牙和法国，直到现在她偶尔还会把当时的照片翻出来看一下。现在在上海的她，因为这次采访，看着以前拍的照片，“想起了巴塞罗那海边的天空、沙滩排球，和海鸥”。
当然，在异国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甚至可能难以互相理解。“比如你的同学可能都已经工作了，需要处理的是办公室政治或者薪资问题，但是你可能每天最烦恼的就是文献读不完、论文不会写，你就不好意思说了。”没想到的是，她深夜发了一条emo朋友圈以后，正好国内醒过来的朋友马上就问她，“怎么啦？”
尽管现在已经是社畜的尚博因为朋友圈已经超过1700人，早早就把自己的朋友圈设为了半年可见，发布的也多是“营业内容”；但她还是记得这个被朋友圈托起来，逐渐迈向成年的温情时刻。
而且，直到目前，微信依然是是中国唯一一个能够实现绝大部分人实名社交的平台。如果让一个人选择社交ID作为数字世界的代表，那在微信朋友圈的身份应该是最多人选择的。实名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信任，意味着心理防线的相对降低。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完整复制了生活中的社交关系以后，朋友圈让线上产生的社交关系能够无缝链接到真实生活，从而产生和拓展了新的关系网络。新的暧昧对象、新的合作伙伴、新的同好组织，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群里有高人”一样，都是尚博和你我在朋友圈里曾经实现过的经历。
这或许是朋友圈最有魅力的地方。在最大程度地镜像映衬和留存我们的现实生活的前提下，我们的社交关系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连接点，从而产生了新的奇遇。
很大程度上，微信朋友圈承担了社区功能，给每个人构建了一个社会网络。当一个人离开家乡，来到新的城市，无论是你租住，还是住在自己购买的房子里，你所在的社区，本身都没有提供什么社区功能。
朋友圈到底有什么用李南在一些朋友眼中算是社交达人。他三年前从西南老家来到北京，毕业于双非本科，在北京同学不多。为了在北京生活得更好，他的社交需求，主要是搭建自己的工作人脉网，以及结识异性朋友。
这两个需求，朋友圈当然都没办法满足。他会在各种平台寻找机会，在微博、B站和知乎的评论区，说得来的网友互加微信，就变成了朋友。他的两任女友，都是这样找到。
“朋友圈是用来维系已有的社交网。”李南说，如果一个朋友连续几天不发朋友圈，他就会感觉这个失联了，因此他自己也会经常发点工作生活日常，让朋友们看到一个聪明上进的年轻男孩在努力生活。
对于李南，在朋友圈维系这种人设不难。
Hulu的创始人Eugene Wei 认为，社交网络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社交资本、娱乐和实用性。和微博、抖音等其他平台相比，朋友圈提供的社交资本和娱乐性稍差，但实用性断层领先。
朋友圈在前两项，都没有太多优势。就算好友再多，除了做微商，我们很难将自己的朋友圈资本化，直接用来赚钱。但这是一个人人可以依靠的网络。那些离开了家乡家庭的年轻人，在大城市几乎找不到可以在金钱或者是其他什么方面的应急网络。
在一个名为《和陌生人说话》的访谈节目里，一个27岁的女孩子，几个月内遭遇母亲治病，父亲开车致人重伤双重不幸，她实在没有能力解决，决定发朋友圈求助，结果5个小时就借到了30万，朋友圈几百位朋友伸出了援手。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不过“万能的朋友圈”早就成了一个梗。一般人更多的求助理由，是在医院里找不到停车位，或者买了只活羊，不知去哪里宰杀这些小事。
就在朋友圈开通后不久，2012年8月，微信上线了公众号，后来又上线了视频号。对于用户来说，公众号和视频号带来了内容，降低了发朋友圈的难度。
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冲淡了朋友圈里的个人日常。
越来越大的朋友圈朋友圈刚刚上线时，还是真正的“朋友”圈，是一个很让人着迷的地方。只要你打开朋友圈，就有新鲜的信息送到眼前。和过去翻看新闻门户或朋友的QQ空间不一样，这种为移动互联网而生的信息推送方式叫信息流。
大多数人记不起自己的第一条朋友圈内容，只记得当时发朋友圈还有点卷。因为你会不断看到，有大学同学毕业后周末还在坚持打蓝球，有同事去跑了北京马拉松，十一假期有人去国外旅游。
大多数人不会直接在手机相册里找照片发朋友圈。这种让用户愿意随时随地分享日常的产品设计，让外界认为微信拿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船票。
但朋友圈的“新鲜感”来自于随时获得新内容，“新鲜”的前提是一直能刷到我感兴趣的内容。熟人朋友的内容不可能精致，但由于对人的关注，足以让你点击观看。
如果有几千好友的话，这个逻辑就不再成立。在上个世纪90年代，英国的人类学家邓巴提出，一个人一生能实现紧密关系的人的数量，大约是150个。
关注的人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水，这是全球社交网络的通病。平台商业模式建立在用户活跃度之上，就必须让用户尽量多多互相关注，并最终媒体化。对于用户来说，信息流越来越偏向“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我在做什么”。2016年4月，Twitter将自己在苹果商店的类目从社交网络更改至新闻。
朋友圈也在中间寻找平衡。
张小龙在去年微信10周年公开演讲中提到，截至当时，已经有1.2亿人发朋友圈，每天能传出1亿条内容，送达到7.8亿人的朋友圈界面。朋友圈大量提高了我们和半熟人的交互机会，极大扩大了人们日常的社交半径，成为我们了解朋友无法回避的渠道。
这当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我自己就有一个经常偷偷关注的在日本学艺术的小姐姐，之前是工作关系加上的，看她的朋友圈感觉就像在云旅游”，尚博刚看到她又发了一条在京都看夜樱的朋友圈，上面写着，「生活又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呢」。“有人在和生活缠斗，就会有人在和生活拥抱”，小博觉得“自己被注入了一些青春活力”。
不过，尚博现在对于自己的朋友圈谨慎多了。当你人生中认识的所有人几乎都在微信上时，微信已经成为了现实社交关系的镜像，所以，分享自己未经审视的想法，自然会带来潜在的社交风险和压力。
微信的减法有人对这种新的社交生活不太习惯。
我的一个朋友张一文，曾因为各种原因多次关闭朋友圈，而后又不得不重返。我问他，“朋友圈对你来说是什么？”
他答，“就像我的一个客厅，一开始我愿意让朋友们来参观，后来不太熟悉的、工作关系的人也能自由进来了。那我还是关上门吧。”
这是微信用户关系网不断扩大，从强关系拓展到弱关系时必然经历的混乱。微信用户一度反复谈论这种压力感和倦怠感，提出“逃离朋友圈”。在2018年各种新兴社交产品挑战微信时，打出的“替代朋友圈”口号也曾颇为响亮。但无一例外，当年的明星产品一如更早的米聊、来往、易信，轰轰烈烈地失利了。
在2019年的微信公开课上，张小龙道，“逃离朋友圈”是某种被夸张了的假象。“很多人都说要逃离朋友圈，或者说不怎么用朋友圈了。但事实上这是互联网圈子大家看到的一个假象。大家往往把自己周围的人的情况，当作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真相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朋友圈本身就是社交，所以一个人怎么可能逃离社交，即使你发东西少了，你也会去看他，然后也去互动点赞评论。它本身也是个社交行为。”
为什么大家谈论着倦怠，却难以真正切断朋友圈呢？我们当然无可否认，微信享有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完备通讯录、用户基数最大IM的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形成过程才是更值得关注的，有时机、产品本质的原因，更有用户行为之网自我生长演化的因素。
张小龙在《微信背后的产品观》中提到“群体效应”：把所有群体拉到一个环境，给他们制定规则，他们会发生什么，我们掌控不到。不可预知性、不可测性是互联网产品的意义所在。用户会自己运作，他们会自己发生很多故事，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精彩。
微信，以及承载微信用户社交的朋友圈也正是如此不断演化。小到用户并没有按照“拍照-发状态”的预设，而是大规模使用“长按-发文字”的功能，衍生出朋友圈多元的内容生态；大到中国互联网用户将原本面对面的联系，搬运到微信上，使原本受时空限制、受人际网络自然规模限制的交往，变成了随时随地、消除物理阻碍的关系。
朋友圈是一个虚拟空间，但我们在其中的虚拟活动频次、价值甚至超过线下的。随着微信在内容阅读、线下消费、工作、公众设施、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与真实世界融合，数字生活就是真实本身。
如果剥离掉朋友圈，一个人在数字时代的社会性存在会受到程度不等的损害。
但这种抑制用户发表状态、浏览朋友圈信息意愿的压力却是不容忽视的，它会降低内容信噪比、损害社区生态的健康。微信对这种变化其实也很敏感，从历次版本迭代中对朋友圈内容的降噪、分层处理就可以看出端倪。
降噪落在加强社区治理，比如一再打击发布同质化内容的微商，对公众号、小程序、App等诱导分享的行为一再限制等。此外，对企业微信的大力推行，也能帮助剥离商业活动对微信朋友圈的入侵和稀释；在大力推广时刻视频、视频号时，视频的发布流通与朋友圈也有意做出了区隔。
分层，则是把控制朋友圈内容和社交氛围的选择更多交给用户自己。从最早的是否允许陌生人查看你的朋友圈，到双向选择的朋友圈屏蔽，到朋友圈分组可见，再到直截了当的朋友圈三天/半年可见……
从某种程度上看，微信朋友圈是在“做减法”，一方面降低用户发布朋友圈的压力，一方面优化用户浏览、评论朋友圈的体验。
而不管再如何优化，朋友圈都朴实地遵循着时序分发的逻辑。即使在2018年最受质疑时，微信朋友圈的分发秩序还是平静如昨。张小龙并不妄想用算法代替用户判定，哪些内容是更“好”的、值得优先阅读的。一篇标点错乱、多处错别字的内容，可能来自用户最亲密的家人。
人际关系是朋友圈内容价值的根源。用算法当然也能延长用户在朋友圈的停留时长，但张小龙也选择不为，他认为“技术的使命应该是帮助人类提高效率。”
时序分发，评论区层级简洁，无转发功能——这些集合起来，让朋友圈每个人的声音，至少从呈现上是平等的。在朋友圈重构的熟人关系中，没有人格化的官方，不会放大某一个人的声音，因此理性平等的氛围是更浓厚的。
融入更大的生活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认为，微信可以使得受到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影响而日益分散开来的个体，重新凝聚起来。当数以亿计的乃至更多的人都借助微信的界面去呈现自我、剖析自我、理解自我、表达自我之时，一种社会性的力量便会逐渐地酝酿形成。
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这一力量尤其具有特殊价值。
同样在2019年公开课上，张小龙用“广场”类比朋友圈。“朋友圈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朋友圈其实开创了一个新的社交的场所，其实它不止是一个时间流。我把它比方成一个广场。你每天会花半个小时从广场走过，然后你看到广场里面你会迎面看到一堆堆的人在那里讨论不同的东西，聊不同的东西，有各自的主题，然后你经过每一个人群，这里面都是你认识的人，并且你可以停下来跟他们参与到任何一个小圈子讨论里面去，并且你会发现每一个小圈子也全部都是你认识的人。”
如果说微博更类似于西方希腊罗马历史中哲学家发表雄辩的公共广场，那么张小龙说的广场，则更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村口大槐树下的广场、社区的休闲广场。
两者都有很强的公共性。据CNNIC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我国网民新闻获取途径主要有微信（74.6%），手机浏览器（54.3%），微博（35.6%），新闻客户端（35.2%）。可见，微信已经成为了互联网上最主要的新闻接触渠道。
而与微博开放式空间不同，微信有明显半开放的圈层属性。很多公共议题，在朋友圈与我们身边的人发生链接，这是更有附近性的，更有行动力的公共参与。
就近而言，上海疫情被封控的居民们，在朋友圈吐槽物资紧缺，异地的朋友们看到后自告奋勇帮他们早起抢菜，甚至仅仅一个点赞都是充满力量的守望；
一位记者在朋友圈征集信源，连续从多个角度就抗疫采写出稿，在行使舆论监督之外，对上海朋友也是一种慰藉和救济。
诚然，我们都是普通的个体。但在朋友圈里，至少让我们能从附近出发，和时代发生碰撞、共鸣，从而重新确认、修正或重铸集体规范和伦理价值，从而实现了正面的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