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去“杨根思连”拍摄之前，已经有两三组的采访接近了尾声。他们有的是在雪域高原，有的是在热带丛林，环境极致，画面唯美，拍的每一帧都是大片儿。所以当时我也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也想折腾出热血沸腾的的大场面。
这个想法在我到了部队之后，基本上就放弃了。因为他们的驻训地只是一块平平无奇的草地，四周都是民房，训练一结束，成群的牛羊便晃悠悠地过来吃草了。
初到部队的前两天，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聊天，找不同的兵哥哥聊，一茬又一茬，坐在他们训练场的大树底下。他们和我聊天时，非常有礼貌，很谦虚，直到一个叫林思琦的年轻战士在我面前坐下来。才说几句话，我就有一个感受，那就是“攻击性”。
有攻击性，在当下那一刻，是褒义词。
林思琦23岁，湖南常德人，是家中独子，从小顽皮叛逆，12岁时，被父母送去少林武校，结果两年学武“改造”下来，依然是父母眼中的“浑小子”。最后，只好将他送进了军营。当兵第三年，林思琦去了南苏丹当维和战士，2016年“7·8”交火事件后，他与战友组成“八人敢死队”，在联合国营区大门口与武装分子对峙了13个小时。现在他是“杨根思连”一班尖刀班的班长。副教导员在一旁调侃，林思琦就是来军营“变形”的。
林思琦长了一张圆脸，虎头虎脑的，性格也非常虎。和我聊天时，我能感觉到他有意在维持客气，但是不经意间他仍然流露出了他的“攻击性”——非常自信，甚至有些狂妄，对媒体的采访也不是很在乎的样子，一聊完天，他就立马起身戴好头盔去训练了，完全没有给我一个笑脸。
我心里想，就是他了。
第一次和林思琦见面
既然没有极致的环境给我拍，那就拍好这个人吧。
在我的理解里，拍好一个人，就是将他真实地在镜头里呈现出来，不粉饰，不隐匿，让他这个人看起来饱满而有质感。
为了真正了解林思琦，我没有着急去做他的个人采访，虽然那样子能将他的人生好好捋一遍。我觉得要先跟他成为朋友，他在我面前就才是真实的。
最开始的几天，他们实弹射击的训练任务很重，凌晨4点就起床，打到晚上十点才回营。领导便安排他每天抽出半天左右的时间给我拍摄。他每天一看到我，第一句话永远都是“邓老师，今天拍什么”，好像他才是导演一样，目标明确。
在拍摄中，他非常配合，我要什么东西，他立马就能领悟到，然后将我的想法实现出来。但是我总觉得他情绪不佳，仍然是抱着一种完成上级交予的任务的心态在拍摄。后来趁着休息的间隙，我问他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完全可以说出来。
结果林思琦非常爽快地交了底：第一，那天大树底下见面，是他失恋的第三天；第二，他本来是要休年假回湖南的，结果因为我们的采访，他的年假很可能要泡汤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眼神怜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要在这里待上半个月，是不可能让你回去休假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从那以后，我们俩就正式成为朋友了。
成为朋友以后，一切都变得有趣了。他会在采访中，特别得瑟地介绍他们取名为“天下第一”的战车，会时不时地流露出自己有多么厉害，也会像平常一样教训班上那些战士。完全不会因为有镜头在，就刻意摆出谦逊的样子。尤其是在与父母视频通话之后，他会敞开心扉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苦闷——在父母眼里，他好像永远是个不能分担家庭压力的孩子。这与他想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的愿望，是相违背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他聊维和时的那段经历，那是他第一次直面真正的战争，第一次直面流血和死亡。当战友杨树朋和李磊牺牲后，他主动申请加入“八人敢死队”。连长明确表示，独生子不能去，可林思琦还是举起了手。出发执行任务之前，他给父母写了一封诀别信，交代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还在信的最后一句写道，祖国不会忘记忠诚于祖国的人。那一年，他19岁，已然做好了从容赴死的准备。所谓热血男儿，家国天下，不就是他的写照吗？
自此，他在我面前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有成长变化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军营“变形”成功了。我拍的这期节目，就是他的军营“变形计”。
解决了“人”的问题之后，新的难题又来了，那就是故事主线。
既然节目名叫《战旗美如画》，那么“战旗”肯定是核心的道具。拍摄几天之后，我发现，“杨根思连”既没有极端环境，也没有重大任务，每天都是在驻训地进行日常训练。所以缺少一条合理的故事主线，将林思琦和战旗融合起来。当时非常愁，幸好我们节目组会经常在手机上开视频策划会，最后大家便商量出了一个“夺战旗”的创意，让原本静态的、琐碎的、无关联的东西得以串联起来。
我马上和连长讨论了这个创意，连长也非常赞同。因为“杨根思连”这面战旗是在抗美援朝的炮火中授予的，今年恰逢又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争夺战旗，不仅可以激发斗志，更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教育活动。
确定了故事主线，我们的拍摄也变得清晰起来。战前动员、战前训练、争夺战旗的红蓝对抗以及最后的授旗仪式，整个故事基本上就分成了这四大板块。可是对于一个女记者而言，最难拍摄的就是战争戏，而红蓝对抗就是夺战旗的高潮，也是场面最大的战争戏。
拍摄红蓝对抗之前，首先是了解和确定对抗的基本流程，什么时候发射烟雾弹，什么时候载员下车清除残存障碍，什么又是开辟通路、交替掩护等等。起初每次我都是听得一脸懵，听得多了，也成了半个兵。
为了配合拍摄，部队抽调出了整个连的兵力，一共九辆步战车和六七十号人。虽然事先已经在纸上演练了无数遍，但真正拍摄起来，现场仍然是手忙脚乱。所有人和车甚至包括连长，都是等着我手里的对讲机发出的指令。那种压力爆棚的感觉，经常让我大脑一片空白。
为了不穿帮，飞航拍时，地面就不能有摄像，这就会导致一个情节可能会需要重复三四遍。我印象最深的是拍摄步战车发射烟雾弹的场景。第一天下午拍摄时，我们的镜头根本没有抓到烟雾弹，第二天下午补拍时，我们又重新估计它的弧度与爆炸方位，最后利用航拍机终于抓拍到了爆炸的瞬间。而且因为场地过大，摄像在进行转场时，如果步行过去，太耽误时间，摄像急中生智借用了一个卖水大哥的小电摩。这辆小电摩一直被“征用”到红蓝对抗结束。
摄像杨洋骑着电动摩托车转场
摄像夏亦斌晒红的脖子
拍完这场红蓝对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拍摄出好看的、有冲击力的镜头，决不能将就，一旦将就，就是选择了妥协和放弃。机位定在哪个位置，角度怎么选取，大局和细节如何兼顾？这考验的是我们现场的调度、日常积累的审美甚至身体的素质——脑子转得要快，人也要跑得快。这真的是跟自己较劲的一个过程，我在跟自己较劲，摄像也是，我们就像真的要打一场仗一样，不赢过自己决不罢休。
结束十多天的拍摄之后，立马开启了熬夜加班的后期制作。我回到长沙时，已经26号了，距离第一期节目上线不足一周的时间。前面几天每天的睡眠时间是3小时左右，到了后期，就是要通宵不能睡了。二楼靠近楼梯的那个小房间的沙发，我想我们7集节目的记者都在上面睡过。
深夜在机房加班
现在回想起来，最打动我的，是镜头前的战士，以及镜头后面的我们自己。
那些战士每天都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在烈日酷暑里，背着厚重的装备，一天到晚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句保家卫国，能打胜仗，真的是刻进他们骨子里的信念。
而镜头后面的我们，也同样值得尊敬。我记得有一场是拍摄步战车内的情节，因为要一镜到底，所以车内车外都要配合好，不能有一丝差错，否则全盘重来。就为了这一分多种的镜头，摄像杨洋在步战车里，待了两个多小时。他从车里跳出来时，满头大汗，脸色通红，我以为就是天气热而已。直到我自己坐上步战车，短短几分钟的路程，那种机器散发出的灼人的热浪，让我热到快要窒息，根本无法摄像是如何坚持了两个小时。
拍摄途中，我还犯了急性肠胃炎，发烧，上吐下泄，实在没有办法，就去找军医打针输液。那天时机也很巧，下午恰恰就是红蓝对抗，如果我不在，拍摄很难推进。所以针一拔，我一边用棉签按着，一边飞快地跑到训练场，瞬间从病人切换到“指挥官”。
在部队的卫生所输液
为期半个月的采访里，我最怕的就是上厕所。因为部队考虑到我是女记者，就特意安排了一间带卫生间的房子让我们中午休息。可是那段时间经常下雨，我们在拍摄中总会踩得满脚是泥。而洗手间地面又是白色的瓷砖，每次我一踩进去，就全是泥脚印。我觉得弄脏了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每次上完厕所都会用脸盆接水冲洗地板。真正是上厕所5分钟，打扫卫生间25分钟。
拍摄结束后这双球鞋也“牺牲”了
我觉得还有一点打动我的是我们这个团队。从领导到记者，一起熬夜，一起天天吃盒饭，为了呈现出更好的效果，一遍又一遍地打磨修改。7个作品，有人上6000米的雪山，有人在大山里住了一个月，还有人在太阳底下晒到中暑。有肉眼可见的挑战，也有不为外人说的坎坷，我们都在各自的难关里，像是打怪升级一样，一关又一关地过。
从外出采访开始，2岁的女儿便被奶奶带回了老家，已经一个月没见，基本上一个星期会视频通话一次，一次不超过十分钟。每次挂断都是同一个理由：我还有事情要忙。
进入后期的时候，每次凌晨加完班回去，走在万家丽高架上，看着飞驰而过的楼房，会突然感慨，为什么要在30岁的年纪里，活得这么辛苦?
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骏马要看它的眼睛，勇士要看他走过的路。或许我们就是一群荧幕勇士吧，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条修炼之路还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