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没有好编剧，就没有好作品，演员无从诞生，更无从就位。”著名编剧汪海林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这一言论，算是其近年犀利批评中相对平和的。作为《铁齿铜牙纪晓岚》《神医喜来乐》《一起去看流星雨》等热播剧的编剧，汪海林现在更像是批评家。“我觉得我对影视行业的批评和观察，就像现役中国球员讲解世界杯。就算他没踢进世界杯，但他至少是专业的。”汪海林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流浪地球”方案是一种中国方案
环球时报：今年受疫情影响，全球电影产业都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电影产业陷入低潮期后迅速“回血”，首超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票仓。疫情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汪海林：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票房市场，但用“凡尔赛文学”来说：“怎么就拿第一了，人家还没准备好”。我们现在有两个优势：投资优势和市场优势，而最大短板反倒是中间的创作环节。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成功的例子不多，我们要输出更有国际视野，更符合国际口味的影片。巩固本土市场同样重要，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要吸引中国观众。以前我们常说要创作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现在还应该强调要有中国表达、中国立场。
近几年取得不错成绩的中国年轻导演基本都去好莱坞学习过类型片、商业片的叙事技巧。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亟待创造中国电影自己的叙事类型和类型片创作公式。比如，近几年，我们有些主旋律题材电影可能更多立足于兄弟情、个人牺牲、个人英雄的视角，这是典型的好莱坞叙事。
其实对英雄的理解，对牺牲的价值判断，我们跟西方有很大差异，有必要调整我们的类型片叙事方法。有人总结，《我和我的祖国》的成功源于小人物与国家民族命运迎头相撞的叙事。小切口大视角，应该说是中国电影挺有价值的突破。
环球时报：怎样的叙事风格算是中国表达？印度电影有什么借鉴？
汪海林：我们确实要向印度电影学习。好莱坞只是帮助它实现技术的提升，但它核心的思想内涵还是印度的本土叙事、本土表达、本土意识，始终没有丢过。而我们在向好莱坞学习时，有点照搬全抄了。
其实《流浪地球》的成功就跟中国表达很有关系。世界末日是一个西方概念、宗教概念。面对末日，西方的解决方案通常是回到它的文化源头，采用方舟方案。这个方案其实是有选择性的，优秀的物种被保留，低劣的被淘汰。而中国人的方案是带着地球、家园去流浪，每个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核心就是要跟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流浪地球”方案是一种中国方案和中国表达。
流量明星的演技会提高吗
环球时报：近几年，有不少投资很大的影视剧被冠以“烂剧”之名，有人认为是编剧写得烂，有人认为是导演和演员烂。在你看来，“烂剧”的根源是什么？
汪海林：我觉得各种因素都有，整个市场生态都有一些不健康、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长剧的购销机制是依靠演员和题材定价，没有真正根据内容剧本来定价，这就会演变成抢演员，抢题材。另外，播放平台的话语权过大，对内容干预过多，这样会拉低作品和平台的品质。
而影视行业有些人也做得不地道，一味迎合平台。影视行业整体上没有抵抗，只是在饮鸩止渴。大家都知道再往下会发生什么，但只是为了今天、明天，不管后天以后的事。对于平台，好莱坞是有行业态度的，比如整个行业反对流媒体倍速播剧。我们行业的整体表现令人失望。
环球时报：你曾批评一些演员“片酬向好莱坞看齐，演技向真人秀看齐”，这种现象未来会改变吗？流量明星的演技有没有提高的可能？
汪海林：这个现象跟我们的造星机制、购销机制有关系。如果购销机制还是按流量进行结算，可能就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当然，也不是说流量明星的演技没有提高的可能。一个好演员无非是靠三个条件：天赋、训练、机遇。流量明星无一例外都解决了机遇问题，但缺少专业的表演训练。
一些经纪公司对他们如何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只是把他们当成摇钱树，涸泽而渔。但也有做得不错的流量明星，比如易烊千玺。他年少成名，之后去上了中戏，主动接受训练，加上又有天赋，几个因素合到一起，他可能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不能靠文化产品降级去赚钱
环球时报：你经常指名道姓炮轰当红明星、导演，不担心得罪人吗？有网友认为你这样做是为了蹭热度。
汪海林：这种说法很可笑。他对别人的评判，其实是在给自己的价值观下定义。他认为评论者是为了蹭热度。这说明，对他来说，蹭热度是一个重要的事。对于批评者来说，被批评根本就不在他在意的范畴内，更何况这种批评根本就离题万里，可以忽略不计。
我最开始是因为看到某些流量明星的业务水平令人发指，忍无可忍，就点名批评他。后来发现，行业内没有人敢指名道姓说他，只是因为他有流量，他的粉丝能攻击你。
我觉得这个现象挺可怕的，等于消灭了不同声音。流量明星虽然是工具人，只是代表某个模式，但如果你不提他，就不能戳到这个模式的痛处。
环球时报：还有人质疑，既然你批评流量明星，为什么自己也做过《一起去看流星雨》这样的流量剧？这部偶像剧和《铁齿铜牙纪晓岚》风格差别很大，你选择剧本题材的标准是什么？中国市场还缺哪些题材？
汪海林：任何戏都要放在它的历史背景里去看。《一起去看流星雨》是2009年出品的，那时还没有流量一说。2014年，用流量数据作为影视剧评价体系后才出现了所谓的流量明星。流量明星的特点是先有流量后有作品。我不是市场要什么就拍什么，是市场缺什么就去拍什么。
2009年，中国的电视剧很少有拍给年轻人看的，当时收视率最高的是家庭伦理剧，大都是给大爷大妈看的。当时我就想，为什么不能给90后拍一部电视剧？但今天好像就只给年轻人拍剧，大爷大妈没人管了，成熟男观众也没人管了，他们就转去看美剧或玩游戏了。我觉得中国影视行业的发展模式需要反思一下，我们不能只靠文化产品降级去赚最容易赚的钱，结果就变成渠道越来越重要，影视专业的门槛被越降越低。
环球时报：你在攻击流量明星后遭遇粉丝“回击”，你如何看当下的网络生态和舆论生态？
汪海林：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交网络上的散点结构、价值体系、自我表达都是社会意识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时代是精英阶层、草根阶层对世界认识的总和，是个体的总和。我们以前可能更倾向于精英阶层的表达，互联网带来的表达革命改变了话语体系。如果影视作品今天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进行传统表达，它就跟时代脱节了。
以前一些艺术创作是超前、引领时代的，现在你可能发现文艺界落在B站青年后面了。创作者要融入时代的表达中，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自我认知里。我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先融入一个新的、浩瀚如大海的表达信息中，然后在海潮般的声浪中保留你理性的、专业的、有观察有深度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