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电影拍摄成本不足20万元，观看人次却高达3亿多，当时一张电影票只卖2角5分，它创下了上亿元的票房纪录。它就是融合了武术、传奇、惊悚等诸多元素的电影《神秘的大佛》。
有人说它是“新中国最早的武术电影”，有人说它是新中国商业电影的先锋、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也有人称它为改革开放后“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是百花齐放中的“一朵花”。然而，在电影拍摄前后，《神秘的大佛》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与批评，说它是“打打闹闹”“格调不高”的艺术的堕落，一度连能否公开放映都是未知数。
这部电影命运的一波三折，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的舆论交锋，留下了转型期社会在解放思想中发展进步的小小印记。
1979年，是很多老文艺工作者不能忘记的一年。这一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作家王蒙记得，老文艺家们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拄着双拐，有的说话已不清楚，但每个人都清楚地听到了主席台上邓小平的讲话：“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全场掌声如雷。
邓小平是代表中央致辞祝贺的，他重申文艺工作必须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王蒙写道，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转折，中国的文艺进入了新时期。
邓小平的《祝辞》犹如一声春雷，带来了电影界的春天。讲述小人物故事的喜剧片《瞧这一家子》、悬疑电影《戴手铐的旅客》、女主角不停变换时装的浪漫爱情片《庐山恋》、反思历史的《天云山传奇》、农村题材的《喜盈门》、描述知识分子困境的《人到中年》等电影纷纷上映，一时之间百花齐放、各放异彩。
张华勋导演的电影处女座《神秘的大佛》（以下简称“《大佛》”），就是这一时代大潮中的浪花一朵。
张华勋，195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2年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第二年，他作为崔嵬导演的助手，参加了电影《小兵张嘎》的拍摄。当改革的春风吹到北影厂时，张华勋已进入不惑之年，但他渴望创作一部有个性的作品。
恰好，1979年下半年，张华勋结识了鲁彦周、谌容等作家和编剧。那时，鲁彦周正在改编他的小说《天云山传奇》，谌容的成名作《人到中年》尚未面世，她正在创作的是《永远是春天》，而张华勋正在修改电影剧本《这不是传说》。几位创作者的交流中，张华勋谈到自己“新、奇、怪”的创作思想：所谓“新”，即不断学习求索；所谓“奇”，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的事情，一定带有传奇的色彩，带有神秘惊险独特的特点；所谓“怪”，则是人的个性。这种观念引起了鲁彦周和谌容的兴趣和探讨，两位作家都热情地鼓励了他。
张华勋没有辜负两位作家的鼓励，带着“新、奇、怪”的创作思想，他想到了乐山大佛。他是四川彭州人，夫人杨从洁是四川乐山人，还在乐山大佛脚下的任家坝上过小学。那时，乐山大佛远没有今天闻名遐迩。张华勋有了朦胧的想法，能不能围绕传奇的大佛做点文章？
他请夫人帮忙搜集关于乐山大佛的资料，去图书馆查阅《乐山县志》，和其他三位剧本作者谢洪、陆寿钧、祝鸿生前往乐山搜集素材，果然大有收获。传说，为了修建乐山大佛，有一位石匠幺哥吃住在修建大佛的凌云山上，整整三代人没有下过山。另外，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及四周的各个山头上，已经发现汉代时期大小不同的各式墓穴共一万多个，其中不少墓穴被人盗过。乐山文管所的同志还说，过去曾有人在乐山大佛的心窝处取出过铜佛。
最触动张华勋的，是唐朝韦皋写的《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这篇文章记述了唐朝海通和尚修建乐山大佛的故事：唐朝开元年间，嘉州（即今乐山等地）凌云山麓的三江汇流之处，水流湍急，舟行至此，往往出事。海通和尚见此不忍，立下宏愿，要修建一座大佛来镇压江流，为民造福。他遍行大江南北，募化钱财，以开凿大佛。没想到，大佛动工后，当地的贪官竟想侵吞这笔佛财，海通愤怒地拒绝：“自目可剜，佛财难得！”最终海通以挖下自己双眼的代价，吓退了贪官。可惜，海通主持修建大佛八年，最终积劳成疾而逝，才修到肩部的大佛不得不停工。多年后，海通的徒弟领着工匠继续修造大佛，由于工程浩大，大佛修到膝盖时，再次停工。又过了四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捐赠俸金，大佛得以继续修建。就这样，历经前后90年，中国最大的摩崖石刻造像终于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完工。
千年大佛、汉代墓穴、三代石匠、贪官夺财、海通护宝，不正与他想探求的“新、奇、怪”思想完全吻合吗？尤其是石匠幺哥和海通和尚的事迹，深深感动了苦孩子出身的张华勋。他更加坚定了创作的主题：河山永存，民众之功，乐山大佛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但修建和保护大佛的人们却鲜为人知。如果以乐山大佛为背景，写一个人民建造、保护大佛的传奇故事，观众一定会喜欢。
主题既定，故事的主线是什么？张华勋告诉记者，他和几位作者设想过好几种方式。最初，想以石匠幺哥和他的女儿梦婕为主线，着重表现幺哥一家的悲惨遭遇，转念一想，这样写无非是俗套的悲欢离合故事。当时正值进口片《尼罗河上的惨案》和《追捕》热映，他们又设想写成推理影片，但担心警察的戏份太重，偏离了底层百姓。
思来想去，再三讨论，他们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拍摄“一部神秘、惊险、风光和武打相结合的具有民间传奇色彩的影片”，以石匠女儿梦婕、归国华侨司徒俊和海能法师多条线索并进，讲述一批爱国志士保护佛财的故事。
1980年1月5日，《大佛》剧本完成。正如张华勋所想的那样，剧本神秘惊险，悬念重重，并且加入了久违的武术元素。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张客教授看完剧本，就被故事情节的诸多“意外之笔”和题材样式的“独创性”吸引了。剧本送到北影厂厂长汪洋家里，恰逢汪洋从日本访问归来，他当即决定投入拍摄：“剧本不错，是百花园里的一朵花，而且是人民群众一定喜欢看的。”
武术，中国四大国粹之一，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却没有得到正确认识和重视。那时，港台地区的《精武门》等影片蜚声国外，就连越南农民家里，都挂着李小龙的画像。而在内地，自新中国成立后，银幕上还从未出现过武术片，武术似乎成了电影的“禁区”，“一提到武术，就认为是打打闹闹的东西”，没有思想内涵，难登大雅之堂。
张华勋的观点不同，在他看来，“武术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采访时，他一再强调，“武术”不是“武打”，武打只是打打杀杀，看个热闹，而武术是有文化内涵的。尽管很多人赞誉《大佛》是新中国最早的“武打片”，但张华勋拒绝这种标签，坚称自己拍摄的是武术电影。
在武术尚未被主流认可的时代，汪洋厂长果断支持探索新路的《大佛》，令张华勋喜出望外。
虽说意外，也在情理之中。汪洋是老电影人，早在1956年，就担任了北影厂厂长。他参加过延安文艺工作第一队，1946年他作为队长组建了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创建了史无前例的“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成功制作出《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等有声纪录片。巧合的是，1980年汪洋访问日本时，中国驻日大使符浩建议他，拍一点惊险样式、有风光又有武术动作的影片，说这种影片在世界上尤其是东南亚很受欢迎。回国第一天，张华勋恰好就送来了与建议完全吻合的剧本。
2月21日下午，北影厂领导小组讨论《大佛》剧本，最终一致同意投入拍摄。
4月10日，《大佛》摄制组召开成立大会，汪洋在会上对摄制组寄予厚望，“打出我们民族的特色来”，“把全国第一个风光武术片拍好。”北影厂的支持，令张华勋大受鼓舞，那时，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电影的命运之坎坷。
1980年四月，《大佛》摄制组全体成员从北京站出发。轰轰隆隆的火车载着摄制组到达四川成都，换汽车，经双流，过新津，到彭山，再经眉山，过夹江，终于到了乐山。
按照现在的说法，《大佛》可以算得上是“豪华配置”：所有的外景都在风光秀丽的乐山和峨眉山实景地拍摄，演员更是“明星阵容”。饰演女主角梦婕的是当年最受观众喜爱的刘晓庆，饰演反派沙舵爷的是葛存壮，饰演海能法师的是管宗祥，饰演童年梦婕的则是当时才十几岁的陈小艺。
当时，刘晓庆还是成都军区文工团的演员，凭借电影《小花》崭露头角，很快又因出演《瞧这一家子》斩获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刘晓庆在自传中写道：“报刊、广播都出现我的名字，观众赞誉的信件如雪片似的飞来，一下子我成了一颗‘明星’。”还有一位观众写信给刘晓庆，说重庆有一位挑剔的男青年，一直选不到理想的对象，别人问他要什么样的姑娘，他说：“就要刘晓庆那样的！”
如此当红的“明星”刘晓庆，那时也只是摄制组中平等的一员。张华勋告诉记者，汪洋看过《小花》，认为刘晓庆“在表演上很有潜力”，建议由她来演梦婕。于是，张华勋把剧本送到成都的刘晓庆家里，他甚至没有见到刘晓庆本人，只是向她的母亲转达了汪洋的意见，几天后刘晓庆回话，女主角就这样定了下来。
饰演梦婕，对刘晓庆而言是一次全新的尝试。电影开场时，她是沙舵爷府中的家庭教师，甚至屡次被怀疑是反派，最后真实身份揭晓，才知道她是石匠幺哥的女儿，武功了得，为报杀父之仇隐姓埋名潜入沙府。因此，她不仅要演绎多重身份的神秘感，还必须在武术打斗上刻苦磨练。
不只是梦婕，影片中的沙舵爷、海能法师等多个人物都是会武功的。对于这些角色，张华勋最初想找一些会武术的演员。汪洋担心他第一次独立拍戏，用非职业演员表演上可能出问题，才选了大众更熟悉的专业演员。如此一来，学习武术、拍摄武术动作，成了导演和演员们面临的一大难题。那时，港台地区的武打电影很难看到，职业化的武术指导、武术替身更是闻所未闻。第一个吃螃蟹的《大佛》摄制组，完全没有经验可供借鉴。没办法，北影厂只能向国家体委借人，最终借来了武术处处长成传锐和擅长猴拳的全国武术全能冠军王金宝等。
在武术“国家队”的指导下，演员们开始了进组后的第一件事——练武术。在电影中扮演海能法师的管宗祥——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导演管虎的父亲，时年53岁，他后来回忆：“（到乐山后）仅休息两天，全体演员就开始练习武术，我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在乐山市体委的练功房里，每天清晨，都能看到身着运动衫的演员们，时而翻身腾跳，时而激烈对打。
张华勋告诉记者：“在《大佛》武术动作的安排上，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路子，而不是呼风唤雨、飞檐走壁的那种武侠式的假定动作。”今天，看惯了武打特效的观众，回头看《大佛》中的武术动作，可能会觉得稍显粗糙。尽管如此，当时演员们不论名气大小，为此吃的苦头可比今天的“流量”们多太多了。
葛存壮拍摄时已经51岁，今天的观众更熟悉他的儿子葛优，实际上葛老爷子留下的银幕形象丝毫不亚于儿子。《小兵张嘎》中的龟田、《南征北战》中的敌参谋长、《小花》中分饰两角，个个经典，以至于葛优一直犯怵跟他同台飙戏。资历深、年龄大，葛存壮所有的武术动作仍然是真打、真摔。他的敬业精神和对沙舵爷的精准刻画，让张华勋与之结下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此后，两人先后合作了电影《武林志》和电视剧《姊妹行》。一直到2011年，张华勋的儿子张扬导演拍摄《飞越老人院》，老艺术家葛存壮还积极参演。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做准备、想造型，计划参演患有帕金森症的老金。遗憾的是，最终还是由于身体原因没能进组。
刘晓庆在电影中使用的器械是绳鞭。为了掌握要领，除了剧组的道具鞭子，她自己又花钱做了一条鞭子，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一有工夫就抽出鞭子甩打几下。拍摄时，有一个镜头需要她整个人连续好几次，结结实实地摔在硬邦邦的青石板上。刘晓庆刚试了一遍，起来时手、脚都肿了。实拍时，由于疼痛产生了怯懦心理，拍得不理想，她主动要求再拍一次，拍完后“趴在那里，站不起来，脚、手、身上小血管破裂，青紫了好大的一片，全身动一动都疼。”后来她在自传中感叹，“这是我从事电影工作以来最困难、最艰苦的一部影片。”
作为新中国最早的武术电影，拍摄难，后期制作亦是全新的课题。幕后人员不得不因陋就简，各出奇招。负责剪辑《大佛》的傅正义回忆，电影中有个情节是“怪面人”用飞刀杀人。开始拍摄“飞刀”没有拍好，看起来又假、又缺乏力度和速度。傅正义想来想去，建议用“倒拍”的方法拍摄，再选用几个镜头剪辑使用，果然飞刀往来穿梭，颇为神奇。音效师更神奇，谁能想到，电影中出拳的嗖嗖声是用绸子抖出来的，马蹄声是用手握着搋子、在地板上依据马蹄踏地的节奏敲出来的，而抬滑竿的声音是用破椅子的竹节摩擦出来的。
这是后话，言归正传。谁也没想到，摄制组正在外景地紧锣密鼓地准备拍摄，竟然传来了电影停拍的传闻。
第一次听到传闻时，张华勋正在凌云山下的江边拉纤。为了写电影中的插曲歌词，他趁着午饭前的一个小时，跑去江边同船工们聊天，然后和船工们一起拉纤，二十分钟拉下来，汗流浃背。
这时，摄制组副组长王连生和另一位同事突然跑来，说：“组里好几个同志接到家里来信，说是厂里都传开了，上面不让拍摄《大佛》了。”张华勋闻言心里顿时七上八下，但他还是冷静地回答：“我感觉这只是传言。没有接到厂里的正式通知，一切工作照常进行。”
在导演的安抚下，一切看似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摄制组的氛围还是有点不一样了。不时听到窃窃私语，有人甚至说：“看吧，说不定真是瞎忙一场。”过了几天，副导演张泽宇从成都回来，带来了同样的消息：他从峨眉电影制片厂听到消息，电影局让停了几个戏，其中包括《大佛》。祸不单行，摄影师梁子勇和导演张华勋几乎同时收到了北京家里的来信，两封信不约而同地写道，上面可能不让拍《大佛》了。至于停拍的原因，张华勋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说，电影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不真实、恐怖、梦婕不像共产党员、艺术格调低等。
这些消息不知从何而起，是真是假，但此时的张华勋已经意识到，传闻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自196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坎坷十几年，《大佛》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作品，且不说自己和摄制组全员的努力，乐山当地各部门也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太多。
文化部门抽调三人组成了协拍工作组；电力部门专门拉了一条电线到乌尤山，解决了摄制组的用电和乌尤寺的照明需求；乐山地委刚买来的两辆考斯特面包车供摄制组使用；乐山军分区支援了两辆卡车，供搬运物资、道具、照明器材使用；乐山地区的市文工团、川剧团、杂技团等“要人给人”，随时保证电影需要的群众演员；文管所以及所属的凌云寺、乌尤寺、报国寺、万年寺等，早在筹备阶段就为剧组提供创作素材，拍摄时更是提供场地、准备茶饭不在话下……所有这些支持都是免费的，以至于时隔多年，张华勋还忍不住感慨：“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包含着乐山党政军民各个方面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关怀，《大佛》这部电影的的确确是人民的事业。”
这部饱含人民支持的电影，难道就要这样夭折了吗？
张华勋忐忑不安地向厂里汇报情况，得到的回复是：“大家不要管那些传闻，也不要误会，不要猜疑，戏要坚持拍下去。”不久，汪洋厂长打来了电话，电话证实了传言的存在，同时也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有人对拍这部片子有意见，这不要紧，有意见我们改。你一天都不许停，哪怕一天拍几个空镜头也不能停。”
汪洋的电话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刚刚经历过上纲上线的特殊年代，他还能如此坚定地支持一部有争议的电影，实属难得。汪洋本人从未谈及此事的细节，但其面临的压力，从剪辑师傅正义的回忆中可见一斑：“这一颇具胆识之举，受到不少人的怀疑和非议，好像拍摄武术片，就是倒退到三十年代拍摄《火烧红莲寺》的地步，就是模仿港台口味，就是堕落到庸俗低级的深渊。”
果然，停拍风波还有后续。就在摄制组准备上峨眉山金顶继续拍摄时，新的通知来了：北影厂特派老导演李文化同志去乐山看望大家，传达文化部电影局及厂领导对剧本的意见和要求。得知消息，大家纷纷猜测，难道剧本要大动筋骨？如果修改后不符合要求，还能继续拍摄吗？有人不禁嚷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话音刚落，又有人吼了一句：“金顶就在峨眉山，看你敢不敢登攀！”
令人欣慰的是，李文化带来的更多是厂里的慰问和鼓励。至于上面的意见，其实只是对剧本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甚至，有些问题此前已讨论修改过。比如，一概不提地下党的情节，这样人物的身份设定更加真实。这一点，早在2月份北影厂讨论剧本时，就有多位参会人员表达过类似意见，汪洋当时还说：“就写民众爱国，保护文物，让人去猜想梦石匠他们的身份就可以了。”
剧本很快修改完毕。至此，拍摄工作终于进入了正常状态。
盛夏的一个晚上，在凌云山的大佛一侧，准备拍“寺前夜战”一场戏，消息传开，许多群众爬山越岭，前来观看，围得密密麻麻。摄制组的同志在高温的水银灯下工作，个个汗流浃背……又一个夜晚，拍摄继续进行：沙舵爷两手紧握钢弹，向梦婕打过来；梦婕敏捷地一闪身，伸手把钢弹接住，迅即打了回去，不偏不倚，正中沙舵爷的脑袋，打得他鲜血直流，挣扎哀叫，歪歪趔趔地倒在血泊之中。
这段文字选自1980年9月7日《北京日报》的报道《夜战凌云山——〈神秘的大佛〉拍摄散记》。报道没有透露的是，沙舵爷中钢弹倒地而亡的镜头中，扮演梦婕的并非刘晓庆，而是导演张华勋。
按照剧本，这个镜头是梦婕掷出的钢弹打中沙舵爷的额头，沙舵爷流血倒地而亡。镜头拍得真实与否，关键看梦婕掷钢弹准不准。实拍前，刘晓庆试了几次，感觉还不错。到了实拍那天，现场围满了群众，都想看怎么把沙舵爷打死。结果刘晓庆用力过猛，钢弹跑偏了，擦着沙舵爷的耳边飞了出去，只能重来。大约半小时以后，演员们重新化好装，准备开拍。大约是考虑到胶片紧张，饰演沙舵爷的葛存壮突然提议，导演打得准，干脆让导演来吧，“反正是个背身，穿上梦婕的衣服，也不会穿帮。”刘晓庆可能有点紧张，也表示同意。
于是，身材瘦小的张华勋换上梦婕的衣服，戴上头套，开拍，假钢弹准确地打在了沙舵爷的额头上，沙舵爷中弹后一愣，睁大眼睛，然后慢慢转身，挤压手中的血囊，血浆沿着藏在袖子和头发里的橡胶软管，从沙舵爷头上涌出……拍摄一次成功，围观的群众一下子兴奋地鼓起掌来。
梦婕的背影不是张华勋在影片中留下的唯一镜头，他还亲自上阵，当了一回出家人。《大佛》讲的是保护佛财的故事，很多情节都发生在寺庙中。然而，电影拍摄时，很多寺庙都难觅僧人的踪迹，就拿乌尤寺来说，整个寺庙穿佛衣的只有一位遍能法师。没有真正的僧人，只能邀请群众演员，结果热心支持剧组的各单位，唯独在这个问题上无能为力。或许是不愿意剃发，或许是别的原因，没有人愿意演和尚。张华勋很无奈，“我们尽了很大努力去做工作，但毫无效果，群众演员是不能强行命令的。”
最后，只能在摄制组内部做工作。开完动员会，还是无人响应。有人悄声议论：“导演要剃头当和尚，我们就跟着剃。”这种形势下，张华勋只得亲自上阵。剃头的地点安排在剧组住的院子里，众目睽睽之下，化装师先给导演剃了光头。大家一看，导演都剃了，美工师、摄制组会计、摄影助理、道具师，还有一位武术教练，纷纷跑来剃发。末了，地委招待所的厨师们也来支持剧组，出演和尚。掌厨的大师傅身体胖胖的，很有辨识度，还在电影中留下了一个举着火把的宝贵镜头。
饰演和尚的群众演员总算凑齐了，没想到，这事儿还闹了个乌龙。有一天，为了配合宣传，剃过发的张华勋穿着僧衣，同另一位饰演和尚的演员一起，拍了几张工作照。正好《成都日报》的记者前来采访，照片刊登在《成都日报》上，被四川老家的张华勋母亲看到了。张华勋的扮相过于逼真，年迈的老人不懂什么是拍电影，一下被勾起了往事。原来，儿时的张华勋和母亲曾遇到一个和尚化缘，那和尚一见面就双手合十，对张母说：“贫僧感觉，你这个娃儿与佛有缘，我想度他去峨眉山修炼……”张母大惊，生气地表示就是要饭也不让儿子出家。几十年过去，张华勋恰好又在峨眉山拍戏，还剃了头，老人一时转不过弯，以为儿子真的出了家，一急之下几天不进茶饭，别人怎么劝都没用。张华勋闻讯，只好放下紧张的拍摄工作，跋涉数百里，火速赶往老母床前，亲自劝说良久，方使老人放心。
拍摄《大佛》，也有不少趣事。看过《大佛》的观众，很多都对电影中峨眉山的猴子印象深刻，那大概是最早的峨眉山猴子争抢游客食物的影像记录。张华勋告诉记者，这场群猴索食的戏拍摄时闹了笑话。开始，道具师给扮演司徒俊的演员张顺胜的吃食不多，领头的猴王发现道具师那里的吃食更多，猴王一声叫唤，猴子们都往道具师那儿跑，根本没有猴子去找张顺胜。大家哈哈大笑，干脆把食物全给张顺胜，把张顺胜的每个衣兜都装满了花生、麻饼。果然，再次开拍，聪明的猴子们纷纷向张顺胜跑去，争抢食物，有的猴子还去掏张顺胜的衣兜，边掏边吃。这才有了电影中趣味盎然的画面。
8月下旬，四个多月的外景拍摄基本完成，此时，整个剧组的所有花费还不足10万元。回到北京后，经过补拍镜头、配音、录制音乐和声效，反复修改剪辑，11月底，张华勋的导演处女作《大佛》终于初具雏形。
文化部电影局和北影厂领导看完了混录双片，反映都不错。局里审查通过，张华勋难掩激动：“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完成，就像初产妇十月怀胎，经过种种压力、困难和坎坷，终于把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了！”
1981年1月，张华勋带着电影拷贝回到四川，进行答谢放映，影片大受欢迎，用张华勋的话说，“火得不得了”。各省市似乎也预料到了电影的火爆，纷纷向电影发行公司和北影厂发来订单，预订拷贝，当时拷贝数已经多达200个。考虑到整部电影不超过20万元的低成本，这些拷贝无疑将带来令人期待的经济效益。
满心欢喜的张华勋没有料到，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2月8日，一家大报突然刊发了一篇文章《电影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文章批评一些电影，“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商业性’——单纯追求票房价值，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不良倾向”，其中还点名批评《大佛》，“用瞎编硬凑的离奇情节瞒哄观众，用庸俗的形象和噱头败坏人们的胃口”。
追求票房，在今天的电影市场再光明正大不过，每个电影人都期待创作一部票房冠军影片。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没有市场经济的提法，人们缺乏商业片、娱乐片的意识。那时电影最不可缺少的是教育价值，至于“追求票房价值”，被口诛笔伐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尽管《大佛》所呈现的商业萌芽和娱乐性，绝对有“敢为天下之先”的意思，但多年来面对不同的媒体，张华勋反复讲过，他创作《大佛》时根本没有追求所谓的“商业性”和“票房价值”，自始至终考虑的，只是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
这篇文章一出，种种批评纷至沓来，张华勋再次陷入舆论漩涡。电影尚未公映就遭到如此猛烈抨击，实属罕见。百思不得其解的他，只能将满腔愤懑诉诸笔端：“我们没有把《神秘的大佛》看作是什么‘花’，就把它当成一碟四川泡菜吧，也无非是想调剂一下人们欣赏的口味。但是绝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吃泡菜，就非要把泡菜贬低一番不可，说它‘格调低下’，是什么‘发霉的食物’，甚至还认为喜欢吃泡菜的人也是平庸之辈，‘受到庸俗趣味的麻醉’，这样就未免有点太偏颇了。”
同样困惑的还有摄影师梁子勇、剪辑师傅正义和演员管宗祥，大家商议一番，决定以联名文章的形式进行辩白。2月16日，几位创作者带着反驳文章《“深思”的深思》以及北影厂的公函，去了那家报社，然而报社不予发表。
就在这时，传言又起，风传《大佛》将被禁映，中国电影公司已经停止制作《大佛》的拷贝。据刘晓庆回忆，当时连她给一家杂志写的文章，谈到拍《大佛》时的辛苦，也被删得一干二净。这期间，张华勋给电影局和北影厂的多位领导写过信，都不了了之。后来，他才知道，汪洋厂长为了此事，还在中宣部开会辩论了好几天。
面对业内压力，北影厂领导认为，有必要将事情的经过写成报告，向中央申诉。于是，关于电影《大佛》的申诉报告，被寄给了中纪委、中宣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等多家单位。许多年后，张华勋在《大佛情缘》一书中坦言当年的心境：“我紧张过，担心过，害怕过，有许多晚上甚至睡不着觉，常常疑虑重重，乃至做了再挨批斗的准备……”
时代毕竟不一样了，对《大佛》的批评引发的并非全是负面意见，而是开启了一场激烈的争鸣。香港《文汇报》《参考消息》《电影艺术》等媒体，纷纷对《大佛》进行报道和讨论。《电影艺术》接连发表了三篇关于《大佛》的文章，除了导演的解释，另外两篇分别持相反的观点。
持批评观点的，是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梅朵。其观点与《电影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文类似，认为《大佛》没有教育意义，武打场面没有美感，制造恐怖气氛，对观众进行感官刺激，片中挖眼睛的镜头就是最突出的例证。
表示支持的文章署名是“友民”，这位作者认为，没有必要将武术片这种新的尝试一棍子打死，因为挖了一只眼睛就要禁掉一部片子，更是大可不必。“友民”在文章结尾发人深省地反问，中央一再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在文艺开始复苏和繁荣的今天, 拍出《大佛》这种片子,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只是在追求娱乐性上有点矫枉过正之处, 又何必大惊小怪, 大张挞伐呢？”
今天回头看当时的情况，这场来势汹汹的争论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那时，保守与开放两种思想并存，文化艺术界和整个社会都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前行。不只是电影《大佛》，同一时期受到争议的，还有李谷一的“靡靡之音”《乡恋》，还有画家袁运生“大胆”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幸运的是，《大佛》最终还是在舆论的争鸣与交锋中公映了。1981年6月29日，《北京晚报》刊出的本市7月影讯中，《大佛》赫然在列，并特别介绍：北影厂彩色故事片《神秘的大佛》是一部具有我国民族传统武打场面的影片，影片围绕着藏在大佛中一笔财产所产生的一场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表现了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
1981年7月，《大佛》正式上映，压在张华勋心头的大石终于落地。经历了太多波折与责难的《大佛》，公映后逆风翻盘，取得了惊人的票房收益，拷贝卖到近300个，累计观看人次达到了3亿多。
观众对《大佛》的热情，从中国电影公司1981年编辑的观众反映《摘编》一书中可见一斑：在广州，7月6日至7月31日《大佛》映出1229场，观众1152155人次，上座率高达85.8%，这样高的场次和上座率，是当年国产片中所罕见的。在上海，影片上映5天，场场爆满，更有甚者，买不到票，就在电影院门口等退票，原本0.25元一张的电影票，在黑市卖到了2.5元两张。
根据文化部电影局顾问陈播先生的报告，《神秘的大佛》从1981年至1982年底在全国发行上映以来，共有三亿二千多万人次观看。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从事中国当代电影研究的比较文学博士杨莉，据此算了一笔账：以1981年的平均票价0.25元计算，票房为8000万元，这比许多学者引用的1亿元略低。即便如此，用2020年35元的平均票价来计算,3.2亿人次的票房总额也超过了110亿元。相比之下，截至2020年3月，中国有史以来的票房冠军《战狼2》的总收入是55亿元，仅为《大佛》的一半。杨莉认为，《大佛》一片“在1981年是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
不过，当年并没有票房的概念，和那个时代的所有影片一样，在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的前提下，巨额票房收入与导演并无太大关系。张华勋一度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看过《大佛》，他只知道，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纷至沓来，最多的一天收到过二十多封，粗略估计，当年收到的来信少说也有上千封，把所有的信件收拾起来，足足装了半柜子。他认真地读过每一封来信，发现写信的有党、政、军、民、学、士、农、工、商各个层面的人。
张华勋一直保留着这些曾给了他精神鼓舞的信件，几次搬家都没舍得丢掉。记者采访时，他郑重地拿出一沓观众来信。信件的纸张已经发黄变脆，但字里行间依然可以看到观众对《大佛》的喜爱。福建厦门某部队的战士刘春法写道，《大佛》没有追随潮流风向，不像以前影片中的那老一套，敌方都是坏蛋，我方都是好人，尤其是影片摒弃了当前电影“缺爱情不可”的公式化。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左孝本说：“看完影片，它使我受到一次美的享受，影片展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奇川异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艺术才能。”四川煤炭局的十位工人联名写信称：“我们知道这部影片曾引起了争论，我们努力发现‘反面’之处。但是，我们因为水平有限，实在是未能有所发现……”
鲜为人知的是，《大佛》在国外也颇受欢迎。1982年，中国驻日大使符浩特意到北影厂观看《大佛》。据他说，日本很多朋友喜欢这部影片，他认为这是“一朵过去没有看过的新花”。1986年，张华勋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欧洲，他惊讶地发现，在柏林、在波茨坦，代表团走到哪里，都能遇到《大佛》的粉丝。访问罗马尼亚时，其首都布加勒斯特正在上映《大佛》，最大的电影院门口张贴着巨大海报。据介绍，该片的票房收入超过了当时罗马尼亚所放映的其他影片的总和。
国内外观众对影片的喜爱，将乐山大佛这尊一千多年前创建的中国文化古迹推向了全国，推向了世界。据乐山市外事办公室统计，影片公映后，五年内到乐山的游客数量直线上升。《大佛》放映前的1980年，到乐山旅游的外宾为4971人次，《大佛》放映后，1981年至1985年分别为9025人次、11800人次、10865人次、10249人次和22000人次。由于该片对乐山市的贡献，1988年，乐山市授予了张华勋“乐山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有意思的是，当初《大佛》被抨击“打打闹闹”“格调不高”，是因为影片中的娱乐化倾向和武术元素。如今，同样的原因，反而让《大佛》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人们提到商业片这一电影类型时，总是从《大佛》开创了新的路子讲起。这部电影也成了无可争议的新中国最早的武术电影。《大佛》公映后的第二年，香港与内地联合制作的电影《少林寺》引起轰动。1983年，张华勋的第二部武术电影《武林志》，口碑票房双丰收，获得了文化部1983年优秀影片二等奖。几乎与此同时，《少林寺弟子》《武当》《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南拳王》等武术（武侠）片相继诞生，电影艺术领域很快掀起了一股“武术”风潮。在这场风潮中，张华勋和《大佛》是名副其实的“弄潮儿”。
时过境迁，今天再看电影《大佛》，有人感慨“年代感十足”。对此，导演张华勋也不避讳：由于种种原因，《大佛》拍得不够理想。他畅想过很多“如果”：如果按照最初的想法，武打场面全都选用精通武术的演员，如果没有停拍风波，拍摄时间更加充裕，如果电影上映前没有遭遇抨击，中国电影公司没有暂停制作拷贝……
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不能假设。四十多年前，上海电影制片厂领导石方禹、北京电影制片厂汪洋厂长和其他领导，审阅剧本时都肯定，《大佛》是一朵花。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时间检验的《大佛》到底是一朵什么样的花？每个人都可以在重看中找到自己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一朵电影艺术的探索之花。正如文艺评论家解玺璋所说的那样：“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国社会重要的转型期，各种势力、各种思想观念的交锋很激烈。电影在当时是个很敏感的领域，很小的一点事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大佛》一波三折的命运，正是转型期社会在解放思想中发展进步的小小印记。
（原标题：一波三折 ——电影《神秘的大佛》拍摄始末）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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