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践耳。高剑平 澎湃资料
朱践耳花甲之年才开始创作第一部交响曲，80岁之前，他完成了十部属于中国人的交响曲（还有一部《小交响曲》），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软实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8月15日，曾为中国交响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朱践耳，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95岁。
此前，朱践耳在瑞金医院抢救了一个星期，但因大脑大面积出血，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朱践耳太太舒群表示，“遵践耳生前所嘱，丧事从简，家里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和开追悼会，遗体按生前协议捐给医院。”
践行聂耳走过的路
朱践耳一生著作等身，获得了瞩目的成绩，然而他坎坷的少年经历却少有人知。
1922年10月18日，朱践耳生于天津，在上海长大，他的音乐起点来自病床上的自学。
高中毕业后，朱践耳因气管破裂大出血，住在姐姐家，卧床四年，这四年也是开启他音乐生涯的关键时期。
彼时，上海仍处殖民时代，各国在上海设立的电台除了宣传意识形态，也宣传文化。这期间，朱践耳就靠着一台借来的老式小收音机学习音乐。
“我很早就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了。从古典听到现代，到最新的音乐，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什么都不想，就是听，几乎把所有音乐听遍。当时我住在一楼与二楼之间的亭子间里，边听边记下来，也不能订正，那时候听得很仔细，一直到解放之后才有谱子。”
躺了四年，病竟然渐渐痊愈了。“音乐救了我的命，它就是我的生命。”朱践耳说，自己的音乐底子来自病床上的四年，音乐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动力和发现外部世界乐趣的机会。
比如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撕心裂肺的感觉都听出来了，奇怪的是我听《悲怆》不但不觉得悲观厌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力量。”
那个年代少有文艺偶像，朱践耳却对聂耳感兴趣，被他的歌曲深深打动。聂耳成了朱践耳终身的偶像，他的名字也由原来的朱荣实，改成了“朱践耳”。
“只要他的作品出来，我马上要买来。我现在的名字就是根据聂耳改的，聂耳有四个‘耳’，没人能超越。‘践耳’就是践行聂耳走过的道路。”
1935年，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海滨溺水身亡。知道这个情况后，朱践耳觉得非常可惜，连连感叹，“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
朱践耳谱写的曲子。高剑平 澎湃资料
留苏五年求学深造
1945年，朱践耳加入了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1947年担任华东军区文工团乐队队长兼指挥，创作出《打得好》等传遍部队的军乐曲。
“《打得好》出来之后，部队当时士气高涨，打到哪里歌唱到哪里，宣泄打胜仗的感情，就像干活喊号子一样。当时别人介绍我，就说‘这个就是写《打得好》的（作曲者）’。”
1954年，命运开始眷顾已过而立之年的朱践耳。通过考试，他被上影厂选上送入苏联学习作曲，同去的还有身处延安的作曲家瞿维。
为了准备考试，他在北京学了一年俄文，参加考试的曲目是其1952年为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创作的插曲《翻身的日子》。用朱践耳的话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结合民乐与西乐写作手法的创作成果。
根据组织安排，留学苏联是读三年的研究生，朱践耳却主动申请改为大学生，时间延长至五年，“我连大学生水平都没有，怎么读研究生啊？我说不行，我要改成读大学，这样就可以读五年了。”
按规定，留学生留学期间不许回国。32岁已结婚生子、育有两儿一女的朱践耳不得不将此规定瞒着家里人，踏上了求学苏联的道路。
留学期间，朱践耳师从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巴拉萨年教授学作曲。
没有受过科班式专业教育的朱践耳，凭着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民族音乐素养，开始了一生中第一个创作黄金期，创作出钢琴曲、合唱、双簧管独奏、弦乐四重奏、交响诗等大量作品。
1959，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在莫斯科首演，广受好评，被前苏联国家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录音收藏。
年过花甲写交响曲
1960年，朱践耳从苏联学成归国，在上海实验歌剧院任专职作曲。
1963年，全国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朱践耳偶从《雷锋日记》中读到雷锋摘抄的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他旋即将其谱成山歌风味的三段式独唱曲。同年，经由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再度演绎，《唱支山歌给党听》唱响了大江南北。
“很多报道把这首歌的首唱说成是才旦卓玛或另有其人，其实首唱是任桂珍，把它唱红的才是才旦卓玛，这个不能搞混。”朱践耳说。
1975年，朱践耳调入上海交响乐团，直至去世，他一直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
1982年5月，上海交响乐团在第十届“上海之春”首演了朱践耳的交响组曲《黔岭素描》，该曲用音乐的刻刀对民族民间音乐做了出色的描绘，至今盛演不衰。
改革开放后，朱践耳厚积薄发，迎来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黄金期——进入花甲之年的他，开始写大型交响曲。
上海大剧院原艺术总监钱世锦，是朱践耳《第一交响曲》诞生的见证者。
早在1960年，钱世锦就与朱践耳相识。那时，他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学小提琴，班主任舒群正是朱践耳的太太。偶尔，舒老师会把丈夫新写的歌带来给学生唱，其中就有他为学雷锋写的《接过雷锋的枪》。
1985年，钱世锦调入上海交响乐团任总经理，与朱践耳的交集更多了。
1986年6月12日，朱践耳《第一交响曲》在北京音乐厅演出，正是由钱世锦带队，陈燮阳执棒上海交响乐团。钱世锦还记得，音乐厅现场爆棚，万里、王震等国家领导人均到场观看。
《新民晚报》资深记者沈次农当时也受邀同往，与朱践耳同室而寝，日日交谈。
“在京时，时有北京音乐界朋友来访，朱老有些应接不暇，当时没有手机，宾馆总机也没有留言服务，因此客人往往是临时敲门，是‘不速之客’。朱老一概热情接待。”
沈次农说，朱老心里天天记挂着哪天有空去看瞿小松（作曲家），沈次农帮他联系后应约而往，“那天我作陪，瞿小松、刘索拉在家恭候，双方相谈甚欢。不容易啊，瞿小松是晚辈，朱老却毫不在意，当面提出一个个问题询问求教。这样的音乐家，朱老是我见过的唯一。别人或也有，但那是作秀，朱老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1985年-1999年，朱践耳先后写出了十部属于中国人的交响曲。
这个数字，是一个耄耋老人用毅力制造出的传奇，其中部分交响曲在观念和技法上的现代程度，甚至远超许多年轻作曲家——他不仅有古典音乐创作的技艺，而且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作曲技法，为己所用，不仅创作内容是新的，技法也是新的。
“前苏联时代，肖斯塔科维奇每有新交响曲问世就是文化界大事，在中国只有朱践耳可以与之比肩。”钱世锦感慨，有些人写了一两首歌就变作曲家了，其实最多算歌曲作者，要写了管弦乐、交响曲才能算作曲家，“朱践耳是真正的作曲家。”
“差不多每隔一两年，朱老就有一部新交响曲问世，也没多少稿费，但他耐得住寂寞，觉得要在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上做这个贡献。因为交响曲、歌剧是音乐创作里的重头戏，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钱世锦说。
（本文部分文字援引自2014年11月13日《东方早报》刊文《“践耳，就是践行聂耳走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