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的早晨》是1972年公映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当时，受文革影响，国内故事片拍摄，已经完全停顿，只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填补了这一空白，走巷串村，深入民心，成为那个时代一代人的回忆。
注意一下，因为阿尔巴尼亚国庆节是在11月份，所以阿尔巴尼亚电影在中国公映的时间，大多是在每年的11、12月份。
《战斗的早晨》公映后，国内各大报纸按照惯例，集体行动，均发表了对电影的观后感。
我们先来看一看各报发表评论的标题：
《北京日报》1972年12月9日发表：山鹰之国的少年英雄——阿尔巴尼亚故事片《战斗的早晨》观后。
《解放军报》1972年12月10日刊发：在斗争中成长——阿尔巴尼亚故事影片《战斗的早晨》观后。
《光明日报》1972年12月12日刊发：勇敢机智的阿尔巴尼亚少年（《战斗的早晨》）。
《解放日报》1972年12月13日刊发：小山鹰在矫健飞翔——看阿尔巴尼亚故事片《战斗的早晨》。
《文汇报》1972年12月20日刊发：搏击风暴的雏鹰——看阿尔巴尼亚故事片《战斗的早晨》。
这些评论，都突出了“少年英雄”这一关键词，因为电影的主人公就是一帮十岁左右的阿尔巴尼亚少年，他们的年龄，相当于《小兵张嘎》主人公的年龄，而且两者的故事主体也有着相似的成份。
中、阿两个儿童片里，都是围绕“枪”而展开故事冲突，这反映了战斗必须依靠武器，而儿童向成人看齐，就必须在武器这一个不具备的环节上弥补落差。
儿童题材的文艺作品大体都有相似的构思。
1972年就大规模放映的电影，一直到1975年还在城乡广泛放映。
而且，《战斗的早晨》这样的影片，特别适合在乡间地头、厂区旷野、知青宿地放映，电影的影像很简陋，没有什么雕琢的成份，黑白的画面，如同雕塑一样，镂刻在露天银幕之上，本身就给人一种十分契合野外的原始感，那种观影的感受，可以说，直达观众的心里，这也是像《战斗的早晨》这类黑白片，当年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笔者想到昨天散步，走到一个小区的旷地处，这里正在放映露天电影，好奇驻足，发现这个电影正是前一周在本小区放映的电影《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看样子，这部电影在各个小区里到处巡回公映，但那画面看起来太过靓丽，毫无做旧的质感，人物的衣着光鲜，肥头大耳，寥寥几个老年观众，看的倒是挺快乐，边看还边讨论电影里的情节发展。但电影里传导出的力道，明显没有黑白电影那么刻骨铭心。
笔者查了一下，一直到1975年，遍布城乡的放映队，还把《战斗的早晨》作为放映的备选影片。
在《鬼吹灯》第6部《南海归墟》里，小说中的人物，竟然也顺手牵羊地提到了《战斗的早晨》。
《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资料显示生于1977年，但竟然对他出生之前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如数家珍，这也是读者对天下霸唱出生之前的社会热点能够信手拈来感到奇怪的原因。
后来韩寒被网友揪着不放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三重门》里大量存在着非他这一代人的语言氛围，而且小说里写到的活动空间，均是明显的大学生活，加上韩寒不可思议的称他初稿一字不改，最终被铆定了《三重门》非其所作的江湖结论，从此韩寒的性情大变，脱胎换骨成另一个人。我们看看《乱世佳人》作者的原稿，可以说是堆积如山，开头部分，写了二十几遍，小说定稿，完全是从成捆的原稿中提取出来的，而韩寒却展示出他的原稿清晰如抄稿，谁违背创作规律，可以说智者心里都有一杆秤，能够秤出真假与否。
在《鬼吹灯》里，胖子有一段颇为励志的话，与《战斗的早晨》密切关联。胖子说道：“胡司令，眼下面临的抉择，不禁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战斗的早晨》。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明灯，在电影里的六个英勇的游击队员中，有一名美丽的女游击队员受了伤，她为了掩护同志们安全转移，毅然选择留下阻击德国鬼子，结果被德国鬼子打死在了高高的山冈上。咱们采蛋捞青头的事业，虽然不能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程度画等号，但是……”
看过电影的观众都知道，《鬼吹灯》里提到的情节，根本不是《战斗的早晨》的故事，那么是《鬼吹灯》作者记错了，还是他有意为之？
《战斗的早晨》里表现的少年儿童，他们的战斗事迹，不存在狙击的任何影子，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扰乱敌人的宣传话语。
影片里，德国人在街头上对着阿尔巴尼亚民众训话，大谈与侵略中国的侵略者挂在嘴边上的“王道乐土”一样的宣传话语。
少年英雄们听命于一位年长的大孩子指令，引逗现场的驴子发声，顿时，一呼百应，驴子的叫声淹没了训话人的宣讲，把一场严肃的街头训戒变成了一场动物的狂欢之地，成功地破坏了敌人的奴化教育。
这一情节，与《宁死不屈》中的一段情节有得一比。影片里的法西斯军队正在吹奏乐曲，制造街头盛景，地下组织的人员，让小贩叫卖“巧克力糖”，孩子们也积极配合，大块朵颐，最后导致乐队音律失常，狼狈不堪。
这种近似戏谑化的反抗手段，只是抵抗的最初形式。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小国，开始的反抗也是很微弱的，只是贴贴传单，宣传宣传，所以，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反抗行动，也没有什么大开大阖的复杂剧情，多集中在盗取物资、偷盗军火、引爆仓库这些内容。出生入死的游击战展现的并不多。
二是偷盗敌人的枪支军服。
影片里的两个少年偷窥到两名德军到河里洗澡，旁若无人，两个少年萌生一策，趁敌埋头洗浴之际，偷走了敌人的军服与枪支。
这是影片里的少年们的最具冲击力的英雄行动。
但注意一下，当少年们拿走了敌人的武器之后，电影也意识到这一情节，并不足以强调出少年的英雄行为，所以，当两个少年回去的路上，还遭遇到了一起游击队袭击敌军官的暗杀行动，这样，电影里很快把少年的行动，接上了游击队的更为激烈的战斗行动，使得少年们所作所为，融入到游击队抗暴行为中的一部分。
试想一下，如果仅仅表现少年们偷盗敌人与枪支，作为电影里的唯一情节，未免显得缺乏说服力，也很难为电影里表现的少年们冠以无可挑剔的英雄称号。
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游击队暗杀敌人的军官与少年们偷衣服，是两个平行世界里发生的事，分别是两个独立事件，电影让这两个平行空间的事件交叉到一起，目的也是为了平衡一下少年线索过于平淡无奇的缺陷。这样，少年们的偷窃行为，不仅是一种偷鸡摸盗之举，而上升到配合游击队作战的新高度。
至少我们在《小兵张嘎》里看到，在游击队进行战斗时，张嘎也追击逃跑的伪军，夺得了一支手枪，张嘎的线索，还是介入到游击队战斗情节线中的。如此看来，《战斗的早晨》里的情节设置并不见得有多高明，可以说是顾头不顾尾，反映出阿尔巴尼亚电影在构思上还是漏洞较多的。
三是捞出灭敌的军火弹药。
这也是影片里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整个电影里，游击队一直围绕军火在紧张地动作着，而最后孩子们终于在这个线索里，与游击队的主线合为一股，从而完成了孩子们参与的“战斗”的全部有惊无险的情节设置。
但是，电影里没有交待河里的弹药箱是如何沉下去的，这又反映出阿尔巴尼亚电影对关键性节点，交待不详的习惯性表现手法，这也是让当时的中国观众认为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的原因。
影片里的四个小孩分属于四个不同身份的家庭，仔细地辨别一下，会发现电影对他们的家庭安排还是别具匠心的。
古里
《战斗的早晨》中最主要的小角色古里，长的虎头虎脑，与中国的嘎子有一点外貌上的相像，他的父亲是一个铁匠，喻示着刚正不阿，暗中他与游击队密切往来，有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儿子肯定是出类拔萃的勇敢者代表。
比罗
另一个与古里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的比罗，热衷于制造一把以假乱真的枪支，他的父亲是一个养牛的专业户——笔者只能这么称呼他，也许这样的家庭里培养出的孩子身上有一股不甘罢休的牛劲吧，所以，这个比罗一门心思想打造一把可以打鬼子的真枪，而且他在电影里还真的成功了，用这把枪，可以发射子弹。镜头里，展现了弹道飞向空中，拖出颇为壮丽的火舌彗尾，孩子们称这种景象是“信号弹”，显然，电影镜头在这里运用了一点超现实主义的手段，把孩子们对枪支的迷恋，用一种超现实的壮丽景象呈现在镜头里，这与《乔乔的异想世界》一样，带有相似的超现实味道。
实际上，《战斗的早晨》电影对人物主观感受的捕捉，体现在影片的多个环节里。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一群孩子踢足球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倒立着，从而使得镜头里也出现了倒立的画面。
然后在这个倒立的镜头里，出现了德军倒立的镜头，无形中，电影通过这种违背正常规律的视觉画面，带来一种不和谐与不平衡的压力，渲染了一种缘起于全副武装的德军带来的高度紧张。
可以看出，电影力图给平淡的生活场景，设置跌宕起伏的冲击力，所以，一部看似平淡的《战斗的早晨》在当年还是显示出在技术上的特有的创新技巧，这种技巧，与后来的《小花》中出现超现实的兄妹见面后背景急速旋转的画面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
米洛
第三个小孩就是那个奶声奶气却很有政治觉悟的米洛，他养鸽子，晚上防止德军伤害，把鸽子门关得牢不可破，而鸽子在影片里，也象征着一种自由的精神，为影片注入了一种写意的抒情味道。
在米洛的镜头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也为他设置了他所直接感知的超现实画面。影片里表现他与小伙伴谈话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源自于他的视角的太阳镜头。
他说：“天好像炸开一样”，这个镜头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却在影片里很好地切入了孩子的主观感受，给影片的收放自如的镜头设计增添了几分艺术气息。
米洛
米洛的哥哥索底里是一名游击队员，影片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背着弹药，在德军巡逻队的眼皮底下，翻墙摸壁，逃过搜索。有这样的一个游击队员哥哥，米洛在电影里代表了一种成长的维度，虽然这种维度在电影里非常薄弱。
托米
第四个小孩就是渔民之子托米。影片的最后一段捞出军火的重场戏，就是他的父亲带着孩子们完成的。
托米父亲
而影片里商人的儿子高尼，却被界定成一个自命不凡的孩子类型，影片里的少年英雄们，自觉地避开这个不可靠的玩伴，这样，整个电影里的孩子们，都被他们的家庭身份界定与区分着，而拥有了自己的个性与行为。这也是电影里的潜在的人物设计标准吧。
高尼
《战斗的早晨》也不是没有缺点，就是电影展示冲突不够均衡，交待情节也是时详时弱，一些无关紧要的镜头，电影却交待甚详，关键性情节却一笔带过，但是这一切都因为通过黑白影像打造出的原生态感觉，反而给人一种纪录片的强烈真实感。当这样的镜头出现在当年的时代空间里，中国观众们会被影片里的看似原始的画面摄取与吸引住，从而使得电影深深地烙印在那个时代的一代人的记忆里。包括没有那个时代体验的《鬼吹灯》的作者也在上一代人的耳濡目染中留下了对电影的记忆，并进而影响到他笔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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