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原名佐藤富子，生于日本仙台，是名门之后，更是基督教徒。教会学堂毕业后，在东京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做护士。如果没有遇到郭沫若，她会和日本普通女子一样相夫教子，然后在岁月中幸福地老去。但宿命的是，她遇到了郭沫若。
这时郭沫若24岁，佐藤富子22岁，都是正当青春好年华。
在冈山读书的郭沫若来圣路加医院探访病友，不料见到了佐藤富子，顿时惊为天人，一见钟情，早忘了家中还有包办的发妻张琼华。
回到冈山后的短短几个月中，在相隔千里的东京与冈山之间，两人书信往来40多次，最多的时候一周有5封信。
郭沫若本是情圣兼诗圣，情发于心，心动为诗，遂以情书对富子轰炸。富子羞涩温婉，哪经得起这种攻势，左支右绌中，早已芳心暗许。
只是，富子的家庭怎能接受一个非基督教徒，何况郭沫若经济上不能独立，前途渺茫。但富子铁了心，不惜破门，和父母家族断绝关系，只为和情郎朝朝暮暮。
1916年9月26日，佐藤富子在给郭沫若的回信中写道：“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了，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的。”
同年底，佐藤富子辞去了医院的工作，顶着家族的压力，不惜与家庭断绝关系，到冈山和郭沫若同居了。郭沫若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郭安娜。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 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安娜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
1923年，郭沫若医科大学毕业，携妻子回到上海。
在上海，郭沫若以卖文为生，生活拮据。这还不算什么，最尴尬的莫过于安娜的身份。郭沫若不愿离婚伤害张琼华，也不愿回老家妻妾成群伤害安娜，只得寓居上海以委曲求全。
郭沫若后来回忆道：“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
1927年，郭沫若和女学生兼部下安琳相识相恋。
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安娜平静地问起此事，郭沫若坦率承认爱安琳。并说：“惟其爱才不结婚。”
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说：“是我阻挡了你们，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后来，郭沫若和安娜一同去了日本，这段婚外情无疾而终。夫妻分别乘船回到日本后，郭沫若与安娜共同度过了较为安定的10年生活。
从1916年到1937年，郭沫若与安娜共同生活了21年。21年中相亲相爱，却终未能白头偕老。
旅日十年，安娜本以为可以赏樱花以终老，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7月24日夜，在朋友的周密安排下，郭沫若离开家，他甚至没有告别，穿着居家服，直接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郭沫若秘密回国的消息传开后，安娜被日本军方拘留，受到非人的折磨。“敌人的妻子”、“卖国贼”，让安娜被监禁过三次，安娜后来回忆说：“他们紧紧的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我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虽然生活艰苦，曾有不少人想高价收购郭沫若的手稿，她一一拒绝了。她种地、种菜，一天独自奔走数十里卖货，安娜不仅让五个孩子有饭吃，还让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
安娜说：“每当我痛苦时，我被毒打时，我就会祈祷圣母，祈祷早日见郭沫若，有这个念头陪伴，一切都可以挺过去！”
后来，安娜以探访妹妹妹夫为由，带着子女先到台湾，于1948年8月初辗转来到香港。看到在香港《华商报》的副刊《茶亭》连载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安娜无意中得知郭沫若活着的消息，喜极而泣，遂千里迢迢，携子到中国寻夫，却不无尴尬地发现，自己的丈夫郭沫若早已成为他人夫，而且子女成群，对她只有无奈和敷衍。
1949年，在周的安排下，安娜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她保存的郭沫若手稿全部献给国家，五个孩子全部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安娜和长子住在大连。
后来，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照顾，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1978年春，郭沫若病危，安娜以85岁的高龄去北京探望，但只在病房待了片刻就出来了，安娜说：“他不愿意谈!”
沧海桑田，曾经亲密无间的爱人终无话可说。这是郭沫若和安娜最后一次见面。
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岁。她神态安祥，枕旁兀自摆放着郭沫若写给她的一百多封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