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诞生记
本刊记者/隗延章 文/刘远航
辽宁丹东一家电影院，管虎穿着白色T恤，走进影厅，他拿起话筒说道，“疫情冲击这么大，中国电影中我们第一个走上来，去面对，这其实也有一点（像《八佰》的故事），我们在绝境中描写底层小人物、普通士兵在对死亡恐惧的瞬间怎么克服，怎么逼出我们身体里的血涌、人性的光辉。”
这天是8月14日，电影《八佰》 的首映礼正在北京举办，但管虎却正在丹东拍摄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即便是自己极其看重的作品的首映日，他也未能回京参加。于是，团队组织了一场特殊的“云首映”，让在丹东的部分主创和在北京的“战友”们连线参与。
一年多以前，由于影片迟迟未定档，管虎发了个誓，《八佰》正式上映之前戒掉心爱的雪茄。首映日这天，距离管虎上次拿起雪茄已经过了463天。首映礼上，身处北京的王中磊和管虎的妻子梁静，隔空对管虎喊话说，“我们今天无法为你亲手点燃，就拜托霞姐了。”首映礼结束，梁静的闺蜜、主持人李霞为管虎点燃象征《八佰》终于上映的第一支雪茄。
“我们不需要每个人物都变成英雄”
“最开始就是英雄梦，满脑子少年热血，觉得这些人挺激动人心的。”去年6月6日，在管虎的工作室，他一边摸着胡子，一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管虎是个历史迷，尤其热爱研究近代史，十几岁就了解了“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故事。
“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在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的上海，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中，423位士兵对外宣称800人，与日军作战。而在苏州河的南岸租界民众、各国记者，全程围观了这场战争。
管虎被这场战役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被实时“直播”的特征吸引。“从艺术层面来讲，这是一种视觉奇观。拍出这场败仗，也是为了和现代人进行对话。他想告诉大家，只要能促进民族的觉醒和进步，哪怕会让人产生屈辱感也没关系。”
十几年前，管虎决定将这一故事变成电影。他的父亲曾是八路军，担任文工团团员，管虎亦曾拍过战争题材的电影《斗牛》《戏子、痞子、厨子》，以及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沂蒙》《火线三兄弟》。
筹备期间，管虎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他最困扰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有多种版本的讲述，最后只能采用最有公信度的事实。比如杨慧敏送旗那一段，不同版本的资料，对送旗方式、旗帜大小等均有不同的记录。
剧本打磨长达4年时间。起初，剧本叫《八百壮士》，叙事方式传统，视角落在英雄层面，随着创作深入，剧本逐渐变为一部非类型片，以多重视角讲述故事。“我们没有男主角，女主角，就是一个清明上河图式的，散点的群像，想呈现一种芸芸众生的感觉。”管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北岸的四行仓库中，相比正规军，管虎在“杂牌军”上花了更多笔墨。在他看来，这些人物的转变，更能折射真实的人性，“正规军身上的优良品质，那是做对比用的。我倒喜欢的是像千源、姜武他们身上最终被逼出来的人性光辉，就是生而为人，生而为男人的尊严，把所有过去那些毛病，怯懦、自私、贪婪全扔了。”管虎说。
一些具体的人物，在剧本打磨过程中被推翻和修正。影片中，张译饰演的“老算盘”是一个精明的人物，他不断站队，以求在特殊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起初，有人想让这个人物也变为英雄，参与战争，但管虎怎么想都觉得不对。最终，还是让这个人物在故事里真的成功逃跑了。“我们不需要每个人物都变成英雄，还是要符合真实的人性，老算盘那个人物是符合他的人性的。”
影片中欧豪饰演的端午是一个少年。起初，有人建议让端午存活下来，给观众留以希望。但最终，管虎仍然选择让他牺牲，因为他的牺牲可以变成对其他人的感召。同时，牺牲的画面也被幻化成浪漫的一笔：端午化身赵云，骑着白马，孤身杀敌。
南岸的观众、飞艇上的观察员的反应、变化，亦被管虎纳入叙事。“完成的是一个社会画卷，南岸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赌场老板、文人、要饭的、童子军、白俄妓女，他们都共同地关注这件事儿，从看客的麻木一直到最后投身其中，形成了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变化。”管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再造苏州河与两岸
如今，为了拍摄电影而搭建起的“四行仓库”仍然屹立在苏州，站在楼顶，能看见其下人工修建出的“苏州河”，河对面是30年代旧上海的建筑。三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水产市场，时常有游客来到这里，去附近水面游船上的餐厅吃螃蟹。
管虎决定拍摄《八佰》后的头几年，“在哪搭景”一直是困扰他的首要问题。上海四行仓库的遗址，如今已经被建设成抗战纪念馆，远处是摩天大楼，不可能用于拍摄。2013年，管虎曾去象山影视基地尝试搭景，由于空间不够、难以向“苏州河”中引进水源等原因搁浅。
而完全用CG制作场景，则几乎是一开始就放弃的选项。一方面，此前管虎拍摄的《斗牛》等战争片都是实景拍摄，他深知，演员只有在真实的场景中，才能做出最自然的反应；另外，高标准的CG造景，成本也并不便宜，剧组曾向海外团队询价，得出的结论是，可能比搭建实景更昂贵。
2013年，在象山搭景的尝试失败之后，管虎先去完成了《老炮儿》。在一次华谊的年会上，制片人朱文玖坐在时任华谊实景娱乐项目负责人的秦开宇旁边。朱文玖问他，“实景娱乐是负责什么呢？”
秦开宇说，“将IP变成景区。”
朱文玖问他，“那你有地吗？”
“我有地。你有什么？”
“我有项目啊。”朱文玖回答。
《八佰》项目一度搁浅的搭景地选址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而且由于拍摄现场最终会变成景区，搭建场景的费用也并不需要影视团队承担。
其实，再造四行仓库、苏州河、南岸的居民区这些事，本身就是一项标准的土木工程。只不过，所有要求都由剧组提出设计方案，最终由工程设计单位、建筑单位完成。
其中，四行仓库的西墙和邻近租界的南墙，几乎完全还原为历史中当年的模样。而东墙和正对敌方的北墙，历史图片资料很少。根据一些文字资料，管虎团队将北墙设定为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找了包括切尔诺贝利的一些库房资料作为参考，融入对仓库北墙的设计中。
在管虎的想象中，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应该是一片繁华景象，以此与战火中的北岸形成对比。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但美术组查阅资料时发现，1937年，南岸临河的地区并没有那么繁华，建筑大多是两层的民房。最终，团队摒弃了原始记录的方式，按照最初的理念，有意在南岸临河的地方设定赌场、戏台、霓虹灯等元素，营造出旧上海的歌舞升平。
2016年下半年，搭景正式开始。那片地的土是“弹簧土”，土质松软，团队为了赶进度，采用钢结构的方式建造建筑。政府有关部门对钢结构住宅的相关规定中，每平方米承重200公斤。但由于《八佰》的拍摄中，演员众多，需要摆放重型装备，以及有大量爆破戏，于是，制片人朱文玖要求工程必须达到每平方米400公斤承重，所有钢梁成倍加粗。
建造好的仓库内部有两千平方米，如果在地上摆放灯光设备，对于演员众多的战争戏来说，很容易穿帮，而且地上也会有杂乱、粗糙的影子。于是，团队要求在二层以上的地面上，打出共约300个1.5米×1.5米的窟窿，用来透光。拍摄时，将光源悬置在更高一层的天花板，透过窟窿打光至正在拍戏的楼层。
本来就是战争题材的电影，每层又有那么多窟窿，安全风险成倍增加。制片人朱文玖专门成立了“防火防盗小组”，保证安全。为了防火，要求所有人不允许抽烟。为了减少重量，在某一楼层拍摄时，未参与拍摄的人员全部在仓库外休息。为了防范共振的风险，士兵行进中，要求“碎步、小跑”。
《八佰》上映之后，人们惊叹于这部国产战争片在技术上的巨大精进，实际上，最终的呈现结果都是由众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繁琐细节累积而成。
“没有把高潮放到尾巴上”
搭建场景那段时间，演员已经就位。片中北岸的士兵，演出前要进行7个月军训，保证肌肉、肤色、军姿的真实感。并且，为了表演真实性，即便是群演，每个人也要给自己写一份1937年的人物小传。而几位主演，要提前健身，做力量训练，并参加至少1个月的军训，“拍摄中使用的枪，每杆4公斤重，如果不训练，拍8条10条，演员就已经累垮了。”朱文玖说。此外，因为历史上的“八百壮士”来自于不同的部队编制和省市，口音不同，演员还要提前训练方言。
而在拍摄一年前，剧组就已经在网上征集南岸租界区的群众演员，要求现实中的职业与片中的职业有所匹配。比如，苏州河南岸街边画画的一位群演，是从上海的一家美术学院里找来的教授。“我不太希望把上海车墩或北影厂门口的群演拉来，换上衣服，喊两句口号，走两步，衣服也不合适，吃完盒饭就走了，那样完成不了这部电影。”管虎说。
《八佰》之前，中国战争电影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但像《八佰》一样，以小人物群像的视点叙述故事，花高成本搭建实景拍摄，拍摄前演员集体军训长达7个月，情节对战争有反思意识的作品，并不多见。
中国战争电影拍摄的第一波高潮，是在现实中“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的1930年代末。彼时连年战乱，抗日救国情绪高涨，彼时的战争电影特征是“怒吼式”的，这些电影情节简单，通过树立英雄、批判懦弱者，担当起战争动员者的角色。
1949年之后的头17年，随着战乱的结束与新政权的诞生，战争电影的特征由“怒吼”变为“讴歌”。这些影片几乎全部由国营制片厂出品，题材大多取材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其中代表作品包含《中华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这些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颂扬多于思考，宣教重于娱乐。
真正意义上有反思色彩的战争片，在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出现的。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这一时期战争片开始突破“人性”“人情”的禁区，重新审视战争与人的关系，即便是片中英雄、伟人，作者亦努力将人物塑造向真实靠拢，其中代表作品有《小花》《今夜星光灿烂》《归心似箭》等。
上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随着电影市场的压力显现，以及国家倡导“主旋律”的创作理念，众多电影从业者用“主旋律娱乐化”的方式，以兼顾市场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其中代表作品有《大清炮队》《哗变》《烈火金刚》等。不过，在这一风潮中，也有少数导演进行了不一样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当属姜文的《鬼子来了》。
皇甫宜川是《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出版有专著《中国战争电影史》。在他看来，近年来，战争电影的特征可以用“主流电影”来概括，代表作品是《红海行动》等电影。“由于技术上的提升，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上，开始向国外的大型战争电影靠近。它们也利用了一些类型片的叙事方式，但在精神层面，又传承了主旋律电影的价值观念。”皇甫宜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将《八佰》纳入近年的战争电影趋势中去考察，它在战争场面等技术上的进步，延续了近年战争电影的趋势，相比《红海行动》等有质的突破。但另一方面，从叙事、视角上来看，它又与“类型化”的趋势不同。管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更喜欢像《细细的红线》《拯救大兵瑞恩》等非类型化、有作者性的战争电影。他在创作《八佰》的过程中，也刻意让剧本“非类型化”，“我们全是群像，没有把高潮放到尾巴上，用这些非类型的元素做一个接近真实记录感的电影。”
写实与诗意
在苏州搭建好的四行仓库实景上布满弹孔，建筑楼下的红地毯上，管虎、梁静、朱文玖等主创团队，一齐揭开蒙在4台摄影机上的红布。这一天是2017年9月9日，《八佰》在苏州开机。这部已经酝酿7年之久的电影，终于要开始拍摄了。
就像拍摄前搭建实景一样，拍摄过程中，剧组也在写实上下足了功夫。影片开篇不久的一个场景，是端午等人与日军在战争废墟上相遇。为了呈现真实的废墟状态，剧组专门找到宁波一片正在拆迁的社区作为拍摄场地之一。
那时，这片社区正好拆到一半，现场有很多空调外挂机等现代痕迹。于是，剧组航拍、测绘，在三维场景中制作建筑模型，构建拆除计划，后参照设计，指挥工程车拆迁臂，根据拍摄要求进行拆迁，以达到拍摄要求。
演员的妆容、服装，亦在写实上耗费很多精力。士兵的军装先后染了20多种绿色，摄影指导拍摄样片反复试验，最终选择最适合拍摄的颜色。而演员身上的伤疤，会细分为砍伤、刀伤、枪伤、擦伤、火烧伤，并且每种伤疤都制作多种方案。
营造真实的战争场面，则是另一个难题。起初，剧组用以往战争片常用的手段营造“战火纷飞”的场面，觉得不满意，“灰太细了”。最终，剧组找到一个窍门：烧旧报纸。剧组将报纸点燃，闷成尚未烧尽的灰，再将纸灰扬起，“那种萧条、破败感一下就出来了”。整个拍摄，剧组烧掉近5吨旧报纸，以及用掉300多公斤烟油。
将写实作为影片底色的同时，剧组还希望影片能透出一种诗意。写实与诗意的结合，在结尾那场士兵冲桥戏中体现最为明显。
这场戏中，士兵们已在四行仓库坚守四日，打算趁这个夜晚，撤退到南岸的租界，但在撤退前，天空中出现了照明弹，日军已做好准备拦截。
剧组使用的是真实照明弹。摄影指导曹郁这样解释原因，“南岸就是生，北岸就是死。那我觉得必须诗意化，才能够涵盖人文色彩。我们用了很多照明弹，这个照明弹不仅仅是因为很难模拟，是因为这种闪烁，包括烟雾会让人有一种命运的感觉，或者精神感。”
剧组先拿来军队使用的照明弹测试，亮度不够。于是，剧组又找到沈阳的一家军工厂，定制加亮的照明弹，平均每颗成本8000元，一共制作300多颗。剧组没有发射照明弹的弹筒，就用钢索将照明弹悬挂在空中拍摄。
这场戏也是整个《八佰》拍摄中，最为困难的一场戏，拍摄长达一个多月。“这真是一个科研任务：要求下雪，要有照明弹，要求有炸点，要求所有人迅速地冲桥，又不能有影子。整个团队开了几天的会，去研究11台吊车7台曲臂车应该怎么打，还要互相不打架等等，最终形成一个方案。”制片人朱文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2018年4月27日，历经230天拍摄，《八佰》杀青。拍摄结束第二天，朱文玖在拍摄场地走了走，在现场碰见正在抽着雪茄的管虎。“终于结束了，太不容易了。”朱文玖回忆。
此后，在疫情稳定之后的2020年8月，《八佰》终于得以上映。得知影片定档那天，制片人朱文玖正在丹东的剧组协调新片的场景搭建，收到管虎一条微信说，“你进屋一下。”朱文玖走到房间，管虎给他看了电影获准上映的批文。朱文玖说了句“哥们儿，牛逼。”之后，两人就又各自分头去工作了，他们现在的工作，是在拍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