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的基本国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和外剿共”是“安内攘外”政策的基点。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认为面临对日本和共产党的“两个战争”，国民党受到“两面夹击”。他说，“外患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严令“先清内匪，再言抗日”，声称“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这是“安内攘外”政策的基本依据。蒋介石明确提出，国民党政府的“第一个责任”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责任”是“抗日来攘外”，而“剿共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
第二，“安内攘外”政策中的对日态度，就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蒋介石所采取对日妥协政策的重要原因，是由他们的阶级特性所决定的。在他们看来，落后的中国，无力打败日本，“中国一切不如人”。蒋介石一再表示“不求急功于一时”，不“博一时之虚荣”。他在1934年7月《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精神训话》中说：“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不仅是十天之内，就是三天之内，它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海地方都占领起来”。这种民族失败主义的“三日亡国论”，说明蒋介石当时既不想抵抗，也不敢抵抗，以“和外”求苟安，集中力量“剿共”，是他政策的核心。
第三，依赖外援，求助于“公理”，是实行“安内攘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蒋介石不想动员国力人力进行抵抗，而是求助国际，依靠美英，即利用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矛盾，阻止日本独占中国。这是历代统治者以夷制夷政策的翻版，是“在夹攻中求生存”的一种侥幸投机心理的反映。
第四，以反共求得日本的谅解，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是“安内攘外”政策的重要目的。蒋介石曾告诫日本不要相逼太甚，如果“国民党的统治不胜外力压迫而崩溃”，共产党势力就要“抬头”，结果就会在相争中“同归于尽”。蒋介石从共同对付“中国国民党之后”的势力，即共产党势力出发，企图与日本求得妥协。这种妥协的限度，就是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默认日本占领东北。所以表面上要求收复东北，实际上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设关，变相承认，这就是“安内攘外”政策的妥协限度。但是，说蒋介石就是要投降日本，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也是蒋介石的妥协与汪精卫的投降的根本区别。
“安内攘外”政策的主要恶果，是助长了日本侵略的深入;打击和破坏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抗日力量;消耗了国力，造成了严重的民族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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