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政治理论家赵蕤曾经在《长短经》中说到“人才难得，欲成就一等事业，必得一等人才。有齐桓公见稷之诚，刘备三往隆中之志，人才可得，事业可成”。现今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也是人才之间的竞争。但对于什么是人才，其标准应该如何勘定，儒法两家争论了上千年，迄今为止，亦无定论。笔者以浅薄的资质、驽钝的才华，自然也不敢对“何为人才”妄下断论，唯有追述古人，浅议一二。
三国时期的杰出诗人、王佐之才——曹操曾在《推恩令》中说“有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德。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然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曹操起于寒族之家，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又加上生逢乱世，为了重修宇内、整饬朝纲，故此他的用人之道很大一部分继承了法家的衣钵。“唯才是举”其实也是推衍自“七术”中的“恃术不恃信”，即大力肯定荀子的“性恶论”，认为臣子的利益从本质上讲，跟他们这些帝王将相是相冲突、甚至是对立的。于是，他便提倡完善制度、修缮法规，提高领导艺术，以驾驭和操控下属。也正因为曹操寄希望于“体制约束”的思想，促成了他用人不拘一格的特征。
相比之下，文子对人才的标准近乎择贤选圣，他说:“总括人才的美德，应该具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个特征。”所谓“心小”，意思是说性格要谨慎周密，在祸患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考虑到预防的措施;灾祸刚刚显露出征兆的时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备。最根本的对策是不放纵内心的欲望;所谓“志大”，是说立志要宏大，以实现天下大同、全人类共同富裕为己任，在错综复杂的是非风云面前，坚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总则;所谓“智圆”，意思是说智慧要圆融无隙，象圆形球体一样，处处融合，找不到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包容四方，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象地底深处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所谓“行方”，意思是说行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挠，纯洁清白，有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贫穷的煎熬下，决不改变情操，飞黄腾达了，又不被冲昏头脑;所谓“能多”，意思是说才能要达到文武兼备，不论是在有所作为还是静默孤独的时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所谓“事少”，是说善于把握事物的要领和关键，做到举一发动全身，以一机治全局，以静制动，以静待躁。亦即是说国家的兴废之道，全在人治，主张通过为政者“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己身”、“子帅以正，则孰敢不正”的表率作用来引导属下修德律己，以达到政兴人和、国泰民安的境地。
因此在人才的勘定问题上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唯才是举”和“德才兼备”。对于这二者的优劣长短，历来为史学家争论不休。北宋时期被誉为“诗中弥勒”的黄庭坚就曾大唱:“司马丞相昔登庸，诏用元老超群公。杨绾当朝天下喜，断碑零落卧秋风”的颂歌，力推圣朝“德才兼备”的用人理念。近代学者张理先教授则引用《黄石公》中的言论“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献其计;勇者尽其所能;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避其死，始为天下王矣”，认为一个人要成就惊人的艺业，难免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成为其中的领导核心，就要建立体制和把握权术。依笔者看来，双方所言各有道理，单单依靠修德律己的理念来制约下属，的确容易造成基层官员的平庸化和厚黑化，形成庸才或厚黑之人把持大权，“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怪圈;而过分强调“唯才是举”则会给品行不端、善弄阴谋的人以要求晋升的借口。实在令人进退维谷!
谚曰:“古有骅骝，令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有豹象之胎，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有毛嫱、西施，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尧舜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可见，在自然界中，就连马匹的外形、菜肴的味道都参差不齐，又怎么能够要求人的德行完美无暇呢?非要等到大智大贤如姜子牙、伊尹之流出现，才去礼贤下士并使用他们，不也太虚无缥缈了吗?
《人物志》中说到:“一、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强毅之人，恨刚不和，不戒其强之唐突，而以顺为挠，厉其亢。是故可与立法，难与入微也]。”意思是严厉正直、刚正不阿的人，他的才能适合于做纠正失误、整顿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过火、攻击别人的短处、揭发别人的阴私之类的错误[坚强刚毅的人，其性格特点是凶狠强硬，很难与人和睦相处，在为人处事上，不是克服自己由于太刚强而言谈举止冒失莽撞的不足，反而认为柔顺就是屈从，变本加厉地加强他的过火行为。所以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搞立法工作，不能让他处理具体事务]。
“二、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亢为刿，安其缓。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也]。”意思是性情温柔随和、安静宽恕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缺点是对人对事下不了决心[柔弱和顺的人，遇事总是犹豫不决，处理问题抹不开面子，不是克服自己拿不起放不下的缺点，反而认为意气奋发太伤人，对自己的不紧不慢心安理得。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做循规蹈矩的日常工作，很难让他裁决疑难问题]。
“三、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少忌[雄悍之人，气奋英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恇，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屈也]。”意思是英雄骠悍、精力健旺的人，优点在于肝胆照人，性情刚烈，缺点在于不太顾忌别人的情面或事情的后果[雄健骠悍的人总是意气奋发，敢做敢当，他不警惕自己勇往直前的做法会使自己遭受挫折甚至毁灭，反而把恭顺有礼当做胆小怕事，做什么事总要把自己的精力使尽才罢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办充满艰难险阻的事，很难让他在情况恶劣的环境下，完成忍辱负重的任务]。
“四、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也]。”意思是精明能干、慎密畏怯的人，很善于恭恭敬敬、兢兢业业地完成所负的使命，但缺点是疑虑重重，患得患失[精明谨慎的人，瞻前顾后，顾忌重重，不是克服自己不敢见义勇为的弱点，反而认为敢想敢于是胡闹，结果加重了他的疑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做继业守成的工作，很难让他开创局面，树立榜样]。
“五、强楷坚劲，用在桢杆，失在专固[凌楷之人，秉意劲持，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辨为虚，强其专。是故可与持正，难与附众也]。”意思是坚强猷劲、干劲冲天的人，他的长处在于能起骨干作用，缺点是顽固自信，刚愎自用[凌厉劲直的人百折不挠，意志坚定，他不克服自己固执己见、用情执着的缺点，反而认为明辩是非是虚无空洞的作法，结果使他变得越来越一往无前，不改初衷。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做已经确立无误的执法工作，不能让他去团结群众]。
“六、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博辨之人，论理赡给，不戒其词之浮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也]。”意思是善于论证辩驳、推理分析的人，他的才能是在解惑说理、化解矛盾方面，不足之处是容易流于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博学善辩的人，说话条理清楚，口才好，他不克服自己滔滔不绝的演说很容易浮华不实、泛滥成灾的习惯，反而认为梗直是束缚人的枷锁，结果使自己放任自流。这种人可以让他去搞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不宜于让他制定法规、条约]。
“八、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狷介之人，眩清激浊，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是故可与守节，难与变通也]。”意思是清高耿介、廉洁奉公的人，具有艰苦节约、不为贫贱所移的优点，但是也有过分拘泥于小节、死板教条的局限[梗直倔强的人嫉恶如仇，不愿随波逐流，他不克服自己狭隘偏激、固步自封的缺点，反而认为广交朋友有辱清名，结果使他变的越来越孤僻、拘谨。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完成无损人格、气节的任务，不能让他去做灵活变通的工作]。
“九、休动磊砢，业在攀跻，失在疏越[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太猥，而以静为滞，果其锐。是故可与进取，难与持后也]。”意思是注重行动、才能卓越的人，志在攀登高峰，超越同行，不足之处是好高骛远，根基不稳[注重行动的人羡慕那些凡事能打头领先的人，而且要立志超过他们。他不警惕自己做事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的毛病，反而认为沉静就是停滞不前，一味的鼓舞他的锐气。这种人可以让他开拓进取打先锋，不适于从事打基础、当后援的工作]。
“十、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懦[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美其懦。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也]。”意思是冷静老练、机敏周密的人，对于细微奥秘的事情很精通，缺点在于遇事迟缓怯懦[性格沉静的人，对什么是都要反复推敲，深思熟虑，他不克服自己由于冷静沉着造成的贻误良机，反而认为注重行动的人粗心大意，把自己的畏头畏尾说成是优点。这种人可以让他做需要多动脑子的类似参谋的工作，很难交给他雷厉风行、捷足先登的任务]。
“十一、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朴露之人，中疑实确，不戒其质之野直，而以谲为诞，露其诚。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也]。”意思是质朴坦率、一览无余的人，具有忠诚老实的品质，缺点是没有城府，容易泄密[纯朴坦白的人，心有疑惑也不愿意相信是真的，他不克服自己由于性格朴实而形成的粗旷直露的缺点，反而认为讲究谋略是一种荒诞的作法，为人处事一味坦诚相见。这种人可以去完成讲求信义的任务，不能让他做保密工作]。
“十二、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是故可以赞善，难与矫违也]。” 意思是足智多谋、胸怀韬略的人，做事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缺点是老奸巨滑，模棱两可[满腹机谋的人凡事都要审时度势，把事情做得让人人满意，他不警戒所使用的计谋是否正当，反而认为坦诚是愚蠢的表现，只推崇自己的玄妙高明。这种人应当让他去做扬善积德的事情，不能让他做查处违法乱纪的工作]。这十二种偏才，都是社会中最常见、最有用的人物，但究其大体，都不是德才兼备的全才。难道我们要不知变通的守着“德才兼备”的理念而全部加以排斥吗?
又有人说:“谯周一言以亡蜀，敬瑭卖国以祸华，对于谯周、石敬瑭这类为求功名大业而不守道德底线的小人又怎能不加以防范呢?”这话说的不无道理，但也未免自以为是。昔者贾诩随董，则董亡;投曹，则魏兴。对于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怎能不对为政者的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慧、执法态度、军事才干这十项原则及内部的体制因素综合加以考量，而把罪责不分青红皂白的加在小人身上呢?
先贤提出的朴素辩证法要求我们“一分为二”的看待事物，有才无德之人是确确实实的客观存在，有人因之成业、有人因以殒身，也是不容置喙的事实。所以才有“帝王用人，度世量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这句话。由此看来，已经称雄于世的国家自然要规避由“唯才是举”而衍生的小人所带来的祸患，竭力提倡“德才兼备”;而图谋发展的国家适度降低“德”字的标准，以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亦不失为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