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3年04月23日第17版，作者：佚名，原题为：《“民国第一案”》。
山东水泊梁山妇孺皆知，上世纪20年代，也是在山东，一支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的草莽武装轰动了世界。他们在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交通动脉津浦线上，制造了号称“民国第一案”的临城火车大劫案。
这伙土匪打劫了一辆“国际列车”，绑架了三十余名外国乘客和三十名中国乘客，一时间举世震惊。
破坏铁路、劫掠火车，看上去有些许美国西部片的戏剧特征，但这伙民国时期的绿林草莽身上的中国本土色彩更为浓重——像《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他们干出惊天大案的目的却是想被“招安”。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土匪做成了气候，便成为张作霖、张宗昌那样的一方诸侯。一伙以“招安”为目的的劫匪，一场轰动世界的火车劫案，反映出的是当日中国军阀林立“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政治生态。
“蓝钢皮”骤停
1923年5月5日，连接中国南北的津浦线上，一辆从江苏浦口开出的“特别快车”正在疾驰。
这辆崭新的列车是当时的交通总长吴毓麟花重金从美国购置的，车上设施极为考究，车厢为全钢质地，外涂蓝漆，因此又被人称作“蓝钢皮”。精美的设计意味着相对高昂的票价，一般只有中国的上流显贵和外国人才有能力支付。
一等车厢的软卧中，坐满了高鼻深目的乘客。其中包括了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人士，他们此行是要参加中国关税会议。《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大陆报》记者李白斯，还有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等新闻界人士亦然在列，他们是为了到山东境内采访而来——由美国红十字会拨款赈济的黄河宫家行礼大会即将召开。
鲍威尔来过中国多次，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列车行至半途，他兴致勃勃地向同行者们显摆他的中国知识：火车现在经过江苏、安徽、山东三省交界处，这里是很有名的“土匪窝”，他们原先大多是军阀手下的士兵，后来成为散兵游勇，无以为生，便干起了土匪的勾当……
这个有几分卖弄的“中国通”，此时还不曾想到，自己很快就要零距离接触到中国的绿林好汉了。
当日凌晨2时许，一阵尖锐凄厉的金属摩擦声响起，那是列车在紧急刹车，车速急速下降。巨大的惯性把很多人甩出了座位，行李物品和乘客们相互砸在了一起。在一片混乱之中，列车脱轨，陷入了路基下松软的泥土，一动不动。
车外响起一片叫喊，还夹杂着零星的枪声，鲍威尔把头伸出窗外，想一探究竟。黑暗之中，他刚刚看到一群持枪的人蜂拥冲向列车，一颗子弹就从头顶上“嗖”地飞过去，吓得他赶紧缩回了头。
持枪的匪徒们用枪托砸开了厚重的车窗玻璃，随即翻窗冲入了列车，命令乘客们立刻下车。然后，他们便开始搜罗财物和行李。一等车厢中有个叫罗斯曼的英国人，对持枪匪徒进行了莽撞的反击。据鲍威尔回忆，“罗斯曼愤怒地拿起桌子上的茶壶砸过去”。土匪举枪便打，罗斯曼倒地身亡。
死亡震慑了头等车厢中的几十名外国人，他们再也不敢有任何反抗之举，乖乖地走出车厢。鲍威尔的旅行袋中携带了一支自动手枪，同车厢的法国人柏茹比手中也有一支左轮手枪，他们主动缴了械。土匪们对于这样的合作态度显然非常满意，缴械者获得了特别的优待——别的男女乘客只能穿着睡衣、赤足被赶下车，鲍威尔二人却被允许穿好衣服鞋袜。
“蓝钢皮”上的20名乘警，在枪声响起的时候就已经逃之夭夭。
一些土匪端着枪看守下车的乘客，其他人继续洗劫列车，旅客的行李、邮车的邮包，车上配备的床垫和毛毯，无一幸免，一个土匪甚至将车上的电灯泡也卸下来，塞满了口袋。
乘客们以为，这伙歹徒的目的仅仅是求财而已，未曾想到，自己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劫掠的最终目标——除了趁乱逃脱者之外，所有中外乘客都被要求排成单行，沿着一条干枯的峡谷向山中进发。
列车被劫的事发地是距离临城站3里的沙沟山。负责驻防临城车站的山东第六混成旅一团一营营长万伯龙很快接到了报告，立刻率部追击。6日10时左右，军队追上了绑匪的队伍，双方发生了交火。
但是军队的士兵很快明白，他们枪口直接对着的并非匪徒，而是被推到阵前当“人肉盾牌”的人质，那些外国乘客们还挥舞着白色的毛巾，表示“别打”。投鼠忌器的万伯龙只能下令停火，眼睁睁看着绑匪裹挟着人质遁入深山。
被劫的人质到达了终点，绑匪的大本营——山东枣庄抱犊崮。他们被劫的消息迅速传开，震惊世界。人质共有外国人39人，被称为“洋票”，中国人30人，被称为“华票”。
“利在津浦”
盘踞在抱犊崮的绑匪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其头领名叫孙美瑶，官衔是“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军总司令”。
如今的抱犊崮是一个森林公园，风景如画，游人如织。若不是山脚下那块描述劫车往事的石碑提醒，没有人会想到当年就在这里曾发生一起轰动世界的大劫案。
孙美瑶当年只有25岁，和市井小说中描绘的满脸横肉、神色凶恶的江洋大盗不同，他面目白净，颇有几分书生相。
前山东省枣庄市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赵文林介绍，孙美瑶共有兄弟五人，他是老五。孙家原本是个殷实之家。但孙美瑶年轻气盛，结交甚广，朋友中不乏绿林中人。当地官府认定孙家“通匪”，以此反复敲诈索贿。一来二去，惹恼了孙氏兄弟，孙美瑶和大哥孙美珠索性真的到抱犊崮落草为寇了。
凭借相对雄厚的财力，孙氏兄弟的队伍很快壮大。
1922年，孙美珠在行劫傅家庄时死于山东第六混成旅的枪弹之下，孙美瑶成为了新的首领。
为报杀兄之仇，孙美瑶对傅家庄采取了报复行动，绑架了傅家庄的大财主赵荣廷。岂料这一下捅了马蜂窝，赵家财大势大，直接找到了山东督军田中玉求援。田中玉马上派兵围住抱犊崮，并下了死命令“拿不下来，军法从事。”
孙美瑶
孙美瑶的大本营危在旦夕。不过，赵文林告诉记者，其实田中玉的军队并没有围住孙美瑶的主力，只是堵住了通往抱犊崮的大路。孙美瑶的主力早逃到了包围圈之外的山上。但是土匪队伍还是倾向于在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活动，抱犊崮的地形又十分有利，孙美瑶等人不甘心放弃自己的老巢，他率部袭击了官军的一个司令部，想要引围困抱犊崮的军队前去救援，但是力量对比悬殊，毫无所获。
无计可施之下，孙美瑶派部下朱陶去上海请张聘卿出谋划策。张聘卿是上海青帮辈分很高的人物，在黑道中很有地位。因为同属峄县老乡，他和孙氏兄弟之前便认识，孙氏兄弟常通过他购买军火。
朱陶很快带回了张聘卿的回话——“穷干变幻，利在津浦”。
“穷干变幻”是句卦辞。据说张聘卿为孙美瑶卜了一卦，“利在津浦”才是张聘卿真正的主意，他让孙美瑶“劫车掳票，迫官军撤围，就抚受编，仿尺蠖之曲”。
孙美瑶对这个“围魏救赵”的策略如获至宝，马上依计而行。
5月5日晚，孙美瑶率领800人的主力队伍，埋伏在了沙沟山铁路沿线的麦垄之中，静静等待着“蓝钢皮”的到来。在此之前，他已经派出30人乔装打扮在蚌埠站上车，作为内应。津浦线的一段铁路也已经被拆坏了铁轨。
“蓝钢皮”列车行至此处，脱轨而出。孙美瑶率众一拥而上，“大功告成”。
策划临城大劫案的张聘卿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有研究者据此为临城火车大劫案披上了一丝革命色彩。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山东建国自治军”的名号是孙中山通过张聘卿委派的。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史料佐证。
纵观孙美瑶的所作所为，实在与革命联系不到一块。记者查阅到的资料显示，所谓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成立于1918年，是孙美珠和附近的郭琪才、周天伦等另外4股土匪的头领盟誓组成，孙美珠当上了总司令。在“安民告示”中，“山东建国自治军”称自己的纲领为“打出一个清平世界”，但这伙人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好汉，干得最多的是打家劫舍、绑票勒索，一旦赎金没有及时送来，人质便会被砍指、割耳，甚至弃尸荒野。
不过，手握上千人武装的孙美瑶，似乎与当时中国多方势力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这也给临城火车大劫案增添了不少想象空间。
临城劫车案发生时任围剿官军营长的万伯龙后来回忆，临城劫车案发生两个月前，他所在团抓住了一个叫聂成章的嫌疑犯。聂成章招认孙美瑶已被段祺瑞招抚了，自己是受差遣去给孙美瑶送钱。段祺瑞是皖系，刚刚在直皖战争中失败，暂居天津，仍是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与孙美瑶直接对敌的田中玉，恰恰属于直系。联想到直皖两派的矛盾，这种猜测似乎也非信口开河。
这场劫案同样给国民党提供了抨击北京政府、直系军阀的一个契机。1923年5月10日，属于国民党喉舌的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称：“‘北庭所属的兵就是匪，北庭和甚么巡阅使督军等就是匪首，’这种觉察，从今以后，在各友邦的脑府中，越发鲜明，并且已经直呼出来了。”5月15日，远在广州的孙中山在与记者谈论临城劫车案时，称临城劫车案的祸魁是吴佩孚。
不管孙美瑶背后是不是真的还有更大的幕后主使，临城大劫案把当时中国政局搅得一阵波澜。
第一轮谈判
临城大劫案造成的政治压力，集中在了名义上主政中国的北洋政府头上，而总统黎元洪和总理张绍曾之间，正上演着激烈的府院之争。相对于国内反对势力的攻击，更让他们挠头的是来自外国公使团的强烈抗议。
临城劫车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驻北京外国公使团在一个月中连续召开了十多次联席会议，向北洋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限期营救人质、对死亡外国人从优抚恤等。5月7日和8日两天，驻扎在上海的多国军舰纷纷起航前往南京，声称“必要时即行登陆”。
公使团除了提出严重抗议外，5月9日更对北洋政府发出措辞严厉的通牒，“所有现在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贵国政府当负其责。并决定以本月十二日夜十二时为限，须将被掳各人全数救出，如逾时限，每二十四小时，当要求按时增加之巨额赔偿”。
北洋政府慌了神，国务总理张绍曾召集了一次紧急国务会议讨论此事，但这次会议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张绍曾在会后给田中玉发了份态度模糊的电报：“匪势浩大，非跟踪追缴不能追还被掳之人，而操之过急，又恐于旅客生命发生危险。此事关系外交至为重大，现公使团已当面提出严重抗议，究应如何办理，方为妥善之处，希公同筹划，俾策万全。”
这份“你自己想办法”的电报自然不能给田中玉提供什么良策，即便北洋政府态度明确，田中玉也未必会执行——真正能给他下命令的是曹锟。曹锟是直系军阀首领，当时身在保定，正觊觎着大总统的位子。曹锟也“急欲于举行大总统选举之前，将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对外之体面”，所以也给田中玉发了份电报：“准外交部齐电各节，荩筹周密，务祈先以和平手段救出被掳旅客，再行进剿。”
“洋票”们如愿成为孙美瑶手中的筹码。
动武不成，只能依赖谈判这种“和平手段”了，从中央政府高官到各地士绅，不乏想借这场大案建功之人。于是，枣庄迎来了交通总长吴毓麟、山东省长熊炳琦、山东督军田中玉、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可谓“冠盖云集”。北京的高官，山东本省和临近省份的官员、乡绅，还有各地的新闻记者，咸集于此，旅店、茶楼、饭店，终日客满，甚至连附近地区的小商贩都赶来此地，大捞了一笔。
也许是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5月9日，孙美瑶释放了全部外籍女客，她们向官方传递了孙的三个谈判条件：围山的官兵撤出十里之外;孙美瑶所有成员要被编为正规军旅部，孙美瑶任旅长;要为孙美瑶部补充枪支弹药。
5月15日，北洋政府和孙美瑶开始了第一次正式谈判，官方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孙美瑶没有出现，他派出了部下周天松作为代表。官方表示，除了“补充枪支弹药”一条还待商榷外，其余两条都可以接受。匪方答应，将分三批释放人质。
事件的解决已露曙光，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吴毓麟忽然自告奋勇，愿意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熊炳琦也表示愿“附骥尾”，偕同上山。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发电嘉奖吴、熊的忠勇。在张绍曾等人的连连“劝阻”下，二人也便“就此作罢”，“满载盛誉”回返北京了。
第一次谈判成果斐然，官方自然是满意的。16日，田中玉下令，解除对抱犊崮的围困。但是刚刚解困，孙美瑶却忽然变了卦，不仅在官军撤退时开枪射击，还撕碎了田中玉给他的委任状，声称“正式条件”尚未得到满足，不能放人。
孙美瑶的毁约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时的《申报》这样分析：“匪之总首领(指孙桂芝，孙美瑶的叔叔，因在山上辈分最高而被任命为总账房)极愿议和不致另生枝节，讵料其余四山之匪，如孙美瑶等，皆意气横暴，以酿成如此答案，何得凭少数保证而遽释重虏?当时冲突，几至同室操戈。”显然，这是认为孙美瑶的胃口还没有满足。
此后孙美瑶的表现印证了这个分析，他把价码一抬再抬。
5月17日，孙美瑶坚持要求：官军退兵济南，将抱犊崮连同周边鲁南苏北土匪改编为三个师，官军先将枪支弹药发放，土匪再释放人票。
19日，孙美瑶又添了一条：撤换田中玉，由多次收编过土匪的张敬尧接替山东督军。
这还不算，孙美瑶因为手中握有“洋票”而变得有恃无恐。20日深夜，他发动了一场对官军的突袭。因为措手不及，官军损失惨重。
天亮之后，被激怒的田中玉下令重新围困抱犊崮，第一轮谈判宣告破裂。
奇货可居
虽然人质的生命安全是迫使官匪双方坐到谈判桌上来的首要前提，但是“洋票”们被劫后，似乎都没感觉到太大的人身威胁。对于这些“筹码”，孙美瑶还是颇为礼遇的。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鲍威尔被日军俘虏，他在集中营中巧遇一位曾经的英国“抱犊崮难友”，谈到那次被绑票经历，两个人还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喜欢中国土匪，不喜欢日本流氓!”
虽然土匪们劫车时把人质的财物洗劫一空，表现了极大的贪婪，但是当人质和土匪的队伍行至半途、坐下休息时，还穿着单衣的人质们从土匪抢来的行李物品中寻找所需的衣服鞋帽和日用品，土匪却无一加以阻拦。后来，水和食物都断绝了，土匪们还专门找来新鲜鸡蛋，发给外国人质一人一个。爬山的时候，意大利律师穆索失足跌下了山脚，脊椎骨受了伤，土匪们把他安置在了专门制作的担架上，轮流抬送。
而为了躲避官军，5月5日到15日的十天中，土匪总是带着人质在夜间转移，长途跋涉让这些素来在城市中养尊处优的外国人苦不堪言，在经过的田地里，总是可以看到吃草的驴子。鲍威尔灵机一动，对同伴们说：“不能再这样走下去，除非给咱们骑驴子”。土匪知道他是“罢走”的主使者，拔出手枪吓唬他，但是鲍威尔毫不惊慌，拉开自己的衬衫，叫土匪开枪。他知道“人质就是他们的摇钱树，死货色是卖不出价的。”土匪果然收起了枪。后来，他们每人都如愿分得了驴子和小马来代步。
除了出于谈判的需要，这批外国人质的现实好处也足以让土匪们报以青眼。一天，一队苦力挑着几十个大箱子来到了人质们临时停留的寺庙门口，每个大箱子都贴着红十字标记，里面装满了食物，有面包、罐头、蔬菜和水果，甚至还有加利福尼亚的葡萄干。原来，美国红十字会和土匪们达成一项协议：外界可以通过土匪防区送食物给人质，但必须同时也给土匪提供补给。除了来自人质原籍国公益机构的馈赠，驻防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还送来了折叠式的帐篷和蚊帐，免除了人质和土匪的风餐露宿之苦。
不仅温饱无忧，山上的“洋票”还能与外界通信，红十字会的代表克劳和助手麦堪当上了“邮差”。当然，这两个人也不是免费服务，他们自己发行了一种“土匪邮票”，出售给“洋票”们做邮资。
“土匪邮票”有5分和10分两种面值，票样出自克劳和麦堪的设计，然后由枣庄附近的刻字店刻板印刷。从留存到现在的“土匪邮票”可以看出，其制作者的雕刻技法相当粗陋，甚至5分邮票的面值数字还被刻成了“50”，全都成了“错票”。
“洋票”的信件大多寄往上海，这种非官方发行的“土匪邮票”立刻在上海传开了。临城劫车案正是世界瞩目的焦点，这种来自土匪老巢的邮票被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价格飙升。随信件邮来的“土匪邮票”毕竟数量极少，不少人直接把目光转向了“邮票”的生产地。他们写信给克劳和麦堪，高价购买。
克劳和麦堪当初印制“土匪邮票”，其实只是想赚点小钱，没想到求购信纷至沓来，两人兴奋得赶紧加印邮票，发了一笔横财。后来，“土匪邮票”还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被称为“世界上惟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发行的邮票”。
追来的“肉票”
没有本国人遭到绑架的日本，对临城大劫案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甚至千方百计地想安排一个日本“洋票”进来。
5月10日傍晚，在抱犊崮山区凤凰岭一带负责警戒的峄县自卫团成员，忽然发现一个人骑着毛驴，从远处徐徐走来。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自临城劫案发生后，一是为了避免官军将自己错认为土匪，二是为了躲避小股匪徒可能的侵扰，附近的居民出行，一般都绕开这个区域。而来人接下来的反应加剧了官军的怀疑——看到前面有官方的守卫者，此人掉头就走。
驻守的军官命令把这个人带来讯问，发现此人虽操山东口音，但说得却颇为不流畅，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说票的”(绑匪和人质家属之间的中介人)。但是田中玉派人围困抱犊崮后，为了避免民匪勾结，早就下令禁止“说票”，一旦违反，以“通匪”论处，按照正常心理，应该没有人在官军面前主动“撞枪口”。审讯的官员连唬带诈：“说票是要杀头的!”此人阵脚大乱，忽然冒出了一句：“我是日本人，你不能杀我!”
正在枣庄行辕的田中玉得知此事，感到莫名其妙。于是，田中玉拿出了一瓶好酒，派自己一位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的副官前去套话。酒过三巡，那位日本人说漏了嘴：“孙美瑶不好，绑了西洋人，没绑日本人，我去做人质，当日本肉票!”
临城火车站
这种主动“求被绑”的行为疑点重重，为了稳妥起见，田中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日本人秘密处决了。没想到第二天，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又出现了一位来客，结果也以同样的方式“蒸发”了。
5月18日，美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登记送往山中的物品，查到有“仁丹一包”，说是要交给一个名为“井藤”的日本人票，自然查无此人。不仅如此，还经常有身份不明的日本人来到抱犊崮附近逡巡，其中一人打出了一通高达一百零五元的电话，显然为长途通话。而山东当地的报纸上，也出现了日本人挑着樱桃担子佯装叫卖却在附近测绘地图的消息。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竭力想要挤入临城劫案的“受害者团队”，谋求未来的发言权。而后来，他们也确实做到了：6月2日到4日三天，因为临城劫案的谈判没有明显进展，一支“国际武官团”前往枣庄一带“调查”军情。团里出现了特殊的东方面孔：武官团共有正式团员5人，美、法、英、日、意各一人;随员9人，美4人，法、日各2人，英1人。人数最多的是美国，法国和日本并列第二位。
美、法、英、意都有公民被绑，参与“调查”情理之中，日本并无人员被绑，参加进来的目的，颇值得外人琢磨。
亲历者鲍威尔所听到的街谈巷议，似乎也提出了些可疑之处：“本来还有一些日本乘客坐火车去北京，可不知为何，火车到达徐州站时，他们便半途下车，趁着夜色神秘离去。”
日本政府方面也在台面上表达了对劫案异样的“关心”。官方发言人专门发表谈话，幸灾乐祸地“请列强回顾一下，在华盛顿会议上，各国强迫日本人从山东撤出的不适宜态度。”还前瞻性地表示，“如果日本军队仍旧留在山东维持秩序，土匪劫车事件也许根本不会发生。”
在东京方面大造“中国政府无能，无力保护铁路”舆论的同时，日本在华的半官方报纸《华北正报》摆出了一副“公正”的面孔：“日本社论诋各国对临城事件之态度为一种反动，日本愿助中国限制各国之非分要求。”
基于日本在临城大劫案中种种异常表现，《山东法报》当时做出了这样的猜测：“盘踞青岛多年，素以勾结土匪贩卖烟土吗啡械弹扰乱地方为业务之某国浪人，协助做此劫车之举，更由此浪人做探，侦查旅客之人物。认为可劫，始行动手。盖土匪重在财物，而主动者则为政治作用;一为扰乱秩序，二为挑起国际问题，尤以间隔中美感情为主旨，故此次旅客之西人中以美国人为最多，而独无某国人。”
陈调元进山
自5月20日谈判破裂之后，抱犊崮就与山下断绝了联系。
一天，抱犊崮的上空忽然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一架飞机掠着山顶呼啸而过。常年在深山中的土匪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庞然大物，吓得四处奔逃。但飞机并没有投下炮弹等杀伤性武器，只是投下了几千张传单。
飞机是北洋政府派来的，5月22日，田中玉在北京的内阁会议上报告了和孙美瑶部的接洽经过，指出官方在谈判中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匪情狡诈，我愈迁就，彼愈居奇”，提出要以威慑对抗强硬，来获得谈判桌上的主动。北洋政府遂派出三架飞机以作支持。
回到枣庄后，田中玉调兵遣将，集结大军。本来想要狮子大张口的孙美瑶等人着了慌。他们也清楚，一旦官军真动手，剿灭他们并不是什么难事。
25日，被绑架了十多天的外国人质也开始心神不宁。已经和土匪们混熟的鲍威尔毛遂自荐，主动要求下山当信使。如此提议可谓正中土匪们下怀，此时和山下的谈判断绝，他们正想找一位“使者”来和官军们恢复接触。次日清晨，在土匪们的“鼓掌和欢呼声”中，鲍威尔和两位土匪代表骑着骡子下了山。送完信后，鲍威尔又非常诚信地按约在当天就返回了抱犊崮。
这次孙美瑶的条件有所收敛：官军撤回驻地;自交涉之日起，接济粮食和款项;按四个混成旅编制，归中央军队直接统辖;补充枪支大炮，驻地不得出鲁;预发饷项和欠款;外国人签字和中国绅商担保。
官方的回应是，除了撤军一条，其余皆可商量。孙美瑶认为得不到安全保障，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这时候，官军一方也出现了一位毛遂自荐者，江苏徐海镇守使陈调元向田中玉表示，自己愿作官方人质进山，谋求土匪们的信任，以便履约。
陈调元也当真了得，6月2日上山谈判，当天就带回了4名“洋票”和4名“华票”。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赵延庆说，陈调元是江苏官员，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境内，原不关他的事，后来因为事情久延不决，曹锟要江苏军务督办齐燮元派人帮忙，齐才派了这员大将去。陈调元其实早就到了枣庄，这时候主动介入应该是看到了谈判成功的机会。不过，与空口说白话的吴毓麟不同，陈调元敢说就敢做，真的进山谈判去了。
而陈调元也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赵延庆分析，首先对一直敌对的田中玉和孙美瑶来说，陈调元算是个“第三方”，正好居中调停;更关键的是，陈调元行伍出身，又与帮会中人素有交往，可以说对军、匪两边都相当熟悉。而且，他在江苏徐海镇守使任上的主要政绩，就是肃清了苏北一带的大部分土匪，对土匪是剿是抚、该软该硬，手法纯熟。
据说，上海著名的黑道大亨黄金荣以上海商会代表的身份，和陈调元一起上山谈判，这次谈判也是这位黑道大佬的一次传奇经历。但这种说法只见诸事后的演义文章，当时参与谈判的上海商会会长方椒伯等亲历者的回忆中，没有提到过黄金荣的任何信息。
为了自身安全，陈调元也提前做了布置。他是带着自己的两个旅来到山东境内的，上山前，这两个旅都被布防在了抱犊崮山下，以防不测。
陈调元上得山来，和土匪们以一口的江湖腔对话，对于孙美瑶，更是一口一个“大当家的”。再加上他生得一副憨厚粗豪的模样，孙美瑶等人对他心生好感，认为陈镇守使和那些横眉立目的本地官员大不相同，可以亲近。
孙美瑶被围困多日，估计也是寝食难安，双眼熬得通红。陈调元见状，立刻把自己戴着的墨晶眼镜摘下来送给了孙美瑶，并殷切嘱咐“老弟一寨之主，关系重大，应格外保重。”
虽然已经称兄道弟，谈判仍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此时官匪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收编人数上，为了达成对己方有利的条件，陈调元与孙美瑶斗智斗勇。
在临城大劫案中，有30名中国人被绑做“华票”。也许是绑架中国人在孙美瑶眼里并不算什么事，他在谈判中也没把这些“华票”当做筹码。倒是陈调元主动要求为“华票”付赎金，孙美瑶对此自然乐于笑纳，却不料被陈调元的政治手腕结结实实摆了一道。
在孙美瑶设宴款待上山众人时，陈调元当众做了这样一番声明：“山上未释诸华票，孙当家并不要钱来赎，但我认为众兄弟都很穷困，想在座诸位能设法帮助若干，则可圆满解决。”此时他的目光对准了一同上山的上海商会秘书孙筹成，孙筹成不明就里，未做任何表示，孙美瑶等人却按照陈调元的“引导”，认为这个“有钱人的组织”会拿出重金。钱财动人心，当官方最终把收编人数定为3000人，但是其中300人由孙方自筹军饷时，孙美瑶也未再多做什么坚持。
12日，官匪双方举行签字仪式，孙美瑶部众接受招安，编入山东新编旅。签字第二天，所有“洋票”下山。而“华票”的赎金，则完全是孙美瑶的一厢情愿了。陈调元说的其实不过是个倡议，上海总商会从来就没有这个想法，自然不肯付款。而孙美瑶此时已经军装上身，没法像土匪那样“撕票”了，除了大骂陈调元狡猾，也无计可施，只能无条件开释临城劫案的中国人质和之前山上的“旧票”。
成功解决临城大劫案让陈调元名声大振，一时中外闻名，被人称为“治匪能手”、“黄天霸式的英雄”。8月30日北洋政府委派陈调元为皖、苏、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陈成为江苏军队中的实力派。
临城决议
“洋票”们回了家，但事情还没完，8月10日，十六国外交使团给中国外交部送来这样一份“临城决议”，要求按日计算，赔偿死难和被绑架外国人的个人损失;因“土匪之猖獗，不独山东一隅”，为了保证外国人在中国国有铁路上的人身安全，要“改组特别中国警察，由外国武官监督之”;该案的直接负责人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兖州镇守使必须就地免职，而且“在中国领土内，不再授予何项官职或正式任务，并不得予以何项荣誉。”
对于这般赤裸裸干涉内政的行为，山东各界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我政府之处置已极妥当，何得再谬引庚子条约，妄干处分大吏之权。且今日中国为内忧外患交迫时期，就国权言，绝对不能以督军田中玉之进退属个人关系稍事让步。”
与田中玉的私交也让曹锟轻易下不了褫夺这位老兄弟职务的决心，为了协助他贿选总统，田中玉还慷慨地贡献了40万元呢。于是曹锟仅把兖州镇守使何锋钰调离，改任曹州镇守使，就通告十六国外交团“本国政府业经按照本国法律分别惩治及交部议处”。
这样的敷衍引起了各国驻华公使的不满。10月10日，曹锟“当选”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外国公使一个都没有出席。
感受到压力的曹锟只能和田中玉达成了一项“交易”：田中玉主动请辞山东督军一职，而曹锟则为他授衔为五位上将军之一。
这种明降反升的小动作更使外国公使们恼怒了，16日，公使团再度通牒外交部，限48小时内撤销田中玉“上将军”的荣衔，否则“各国将另行考虑对新政府的态度。”
走投无路的曹锟只能央求田中玉，“老弟委屈点，看我的面子。”事态至此，田中玉只能“自愿”辞去上将军，从此，这位历任察哈尔、吉林、山东三省督军的一方诸侯，辗转大连、天津多地做起了寓公，终其一生，再也没踏足军政。
对田中玉的“人事安排”曹锟可以卖卖交情来解决，但是公使团的要求越来越明显地指向了中国主权和利益，甚至又提出了“铁路共管”的条款，曹锟的“面子”就不管用了。
列强这种插手中国路政的行为，在中国民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商会联合会、山东学生联合会、国民保路救亡会等多家机构组织，先后通电全国，提请外交部注意列强的别有用心：“如假名乘机，侵我所有，主人尚在，宁能甘心?”
在“铁路共管”一事上热情最高的是英国。因为当时中国铁路里程约为一万三千公里，外资占了三千八百公里，其中三千四百公里都是由英国投资兴建的，一旦“共管”案通过，英国就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现有优势，攫取在中国铁路上的最大权利。但是中国反对声浪日益汹涌，曹锟政府为了自身实际利益，不敢轻易答应“卖铁路”的行为，列强利益诉求不一，也发生了矛盾分化。
美国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增强保护铁路的能力，让外国的乘客免于再受威胁。而日本此时更加不赞同“铁路共管”，它已经获取了中国东北地区铁路的大部分权利，“共管”案一旦通过，英国就有可能把手伸到东北。为了获取中国新政府的好感，日本“大度”地表示主张中国自行组织护路队，这种态度获得了除英国外其他列强的一致赞同。
赵延庆对记者分析，公使团在5月份提出的诸项要求，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威胁中国政府早些救出外国人质;而8月份的“决议”，更多地带有一种试探的意味，在“肇事省份”主要官员被裁撤、中国原则上同意赔偿要求后，他们的目的也便达成了大半。
而中方为了表示本国有能力保护“外人安全”，在10月底迅速成立了一个名为“铁路警备处”的组织，将其列为国务院直管部门，并安排两个旅的兵力听其调度。
“蓝钢皮”这种常年为外国人乘坐的“国际列车”，在临城案后也在车头装上了大型探照灯，光照数里，以防不测。
中国在铁路沿线增派重兵，而英国在公使团中也已孤掌难鸣，“共管”一事，不了了之。
诱杀孙美瑶
被“招安”的孙美瑶，命运和小说中的梁山好汉如出一辙。当上新编旅的旅长后，这个前土匪匪首领到的任务却是率部剿匪。孙美瑶立功心切，格外卖力，战果颇丰，但这并没有为他带来亨通的官运，反而招致杀身之祸。
赵延庆告诉记者，孙美瑶在“剿匪”过程中，仍有不少的土匪习气。收缴到的枪支弹药，仅把少量上交，大部分私藏起来。而且，新编旅成立后，仍有不同派系的军阀看上了这支队伍，频送秋波。据说当时土匪中最“成功”的张作霖，就几次派人接触孙美瑶，想要把他拉拢过去。
而收编了孙美瑶部的田中玉，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他们。田中玉特别设了一个“执法营营长”的新职务，由原五师十七团团长吴可璋担任，派他与孙同时驻防枣庄，以便就近监视。孙美瑶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出田中玉和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的眼睛，他们早就动了杀机。
田中玉后来弃官当起了寓公，张培荣通过一场“鸿门宴”，完成了对孙美瑶的诱杀。
在1923年12月15日的一次战斗中，孙美瑶缴获了13支枪，照例没有上交，吴可璋获知后，两人当面大吵起来。孙美瑶发起狠劲，大叫：“就是反了，怎么着?”吴可璋当时忍气吞声，随后迅速给张培荣发去电报，称孙旅哗变。
张培荣接报，一方面从济南调来一个混成旅，一方面却自己亲到枣庄，与孙美瑶晤面。之前孙美瑶为了给自己的前程打开出路，曾拜张培荣为师。张培荣在孙面前摆起了亲切的长辈脸孔，说自己要在中兴煤矿摆下酒席，为孙、吴两人说和;知道孙美瑶平素喜欢斗鹌鹑，张培荣还提议了一项娱乐活动——自己也养了几只，到时放在一起咬咬。
孙美瑶对于“老师”的劝说很是受用。19日，他揣着自己心爱的鹌鹑，带着两三随从，到中兴公司的俱乐部赴宴。
张培荣的副官殷勤上前，把随从们迎入了小客厅，却把孙美瑶单独带入了正厅。
孙美瑶的脚刚迈过正厅的门槛，一把石灰便劈头盖脸撒了过来，孙美瑶猝不及防，下意识地去拔口袋里的枪，却很快被人缴了械，四名大汉将其反扭双手，扒下军装，当即拉到墙根下砍了头。一代悍匪，就这样身首异处。
孙美瑶的旅部，迅速被重兵包围，除了他的本家兄弟孙美松带着四名马弁逃走外，其他人都做了瓮中之鳖。
首领既已授首，对新编旅倒也未加为难。每位士兵都被发放了3个月的饷银，个人枪支以5元至10元不等之价“赎买”，所有人员获得“免死证”，被押送回籍。
“鸿门宴”唱罢，轰动一时的临城劫案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