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随父亲是个传统,某调查显示,有54.7%的受访者称能接受孩子随母姓,但也有23.2%受访者不能接受。另外,65.2%的男性受访者认为孩子姓什么很重要,显著高于女性受访者比例(46.2%)。(中青报)http://t.cn/ROuKGPE你姓啥,随谁姓?
大家好，我是135斤的瘦子，分享身边真实故事的瘦子。
今天瘦子说一个关于孩子随谁的姓的事。本次事件的男主和女朋友谈到孩子的时候，女朋友却坚持要孩子随她的姓，男主一时不同意，他们两个当时就闹翻了。女朋友说：“让孩子随我的姓，你能丢一块肉嘛”，男主表示哪有孩子随母亲姓的，到时候孩子不随父亲的姓，和别人一介绍，自己的儿子不随自己的姓，这别人不得笑话自己啊。然而，女朋友更狠，如果男主不同意孩子随她的姓，就分手。
瘦子有话说：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说一个男人太自我就是“直男癌”，但是孩子随父亲的姓还是很重要的。就像男主说得“我姓李，孩子姓王，到时候多搞笑啊”，而且这有可能会让孩子受到嘲笑的，所以孩子随谁的姓还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否则以后出了问题会很麻烦的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Ayni”：没关系，分手吧，孩子生下来不用你管。只当是去做了个试管婴儿
网友“喝VSOP的鱼”：已经被绿了
(2017-10-11)
[提要]民国时期有这么一个军阀，曾三度投冯玉祥又3次背叛，投蒋反蒋，投张（张学良）反张，联共反共，抗日投日，可谓无耻之极。他就是石友三。
1912年，石友三投入冯玉祥部下充当马夫。由于他善于察言观色，地位不断擢升。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军，石友三任第六军军长。
1926年春，石友三奉冯玉祥的命令进攻晋军，由于伤亡较大，他竟与晋军前敌总指挥达成休战协议，随后投降阎锡山。石友三后来痛哭悔罪，又回到冯玉祥身边。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石友三立马声明与“逆贼”冯玉祥不共戴天，投靠了蒋介石，并领命开赴广东讨伐李宗仁、陈济棠。石友三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又在唐生智的游说下举起反蒋大旗。唐生智等部被蒋介石击败后，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躲过了蒋介石的惩罚。
1930年春，冯玉祥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石友三又一次回到冯玉祥麾下，参加了中原大战。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冯军呈现败势。石友三即通电投靠张学良，第三次背叛冯玉祥。
1931年5月，汪精卫等人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石友三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5集团军总司令，又发出讨张通电。就这样，石友三成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共同的敌人，遭到二人南北夹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转而与中共合作，希望在其支持下控制山东。1939年，蒋介石拉拢石友三，称清除共产党，则华北由石友三主持。石友三由联共又变为彻底反共，配合日伪军多次进犯八路军根据地。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其部属十分不满。受石友三节制的新8军军长高树勋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两人矛盾激化。1940年12月，高树勋将石友三诱捕，活埋于黄河岸边。
今天我们讲讲中国的一位传奇老人，毛主席曾风趣地称他为“大叛徒头子”，他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担任中国第三任主席，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在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其实李先念也被评为了大将，但当时他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按照毛泽东“在地方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的建议才未被授予大将军衔。所以人民群众，都称他为“无衔大将”。
从参加黄麻起义到全国解放，在20多年的战争生涯中，李先念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临危受命，屡建奇功。
他留给外界的印象更多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西路军，李先念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叁十军政委。遵照中央和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伏尸盈雪。
但由于兵力悬殊、粮绝弹尽，又无后勤、无弹药补助，无任何救援，全军21800人，最后仅余400多人。
但李先念可不是会随便放弃的人，他率部翻越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
这是2.5万余人的西路军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支部队，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毛主席曾高度评价他在西路军建立的功绩，称他是“不下马的将军”。
李先念出身贫寒，没有进军校受训，也没有出国深造。从士兵到将军的锐变，往往都是临危受命。
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广大干部都受到严重冲击，甚至被打倒。
只有李先念，虽然受过冲击，但从未离开领导岗位。
很简单，因为毛主席对他极为器重，多次出面保他。
比如，1967年，李先念被诬为“大叛徒头子”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请李先念去看戏，特意把李先念叫到身边，并风趣地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
看完戏后，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讲：“李先念的历史，我是完全清楚的，他哪段时间在哪里干什么工作我都知道，为什么要打倒李先念，还说他是叛徒？”
站在旁边的江青都不敢作声，就几句话，从此没人再敢碰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这样一段话：‘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别看就这么一句话，里面的三个名字可是经过三四千人反复讨论之后定下来的结论。
由于李先念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他成为华国锋与叶剑英元帅之间交流的传声筒。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党政军三方领导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1992年6月，83岁的老人病逝于全国政协主席任上。很多人不知道，李先念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连毛主席都称他为“大管家”。
但管了一辈子钱的他却对自己的孩子有着明确的交代——不允许经商赚钱。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清贫一生除了家中一大堆破家具和一片隐藏在他身体内达60多年的弹片以外，最终什么都没留下，或许时至今日，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那些一肩明月，两袖清风的干部。还有那个廉洁奉公、自食其力的时代。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是‘低调’”，李先念传记小组的高敬增教授打趣说。李先念是在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而一旦遭批评，为了顾全大局，他也是很诚恳地作检讨，不推上、不推下，是各派眼里的“老好人”。
出生于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对他多了些亲昵。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当时李先念只有26岁，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更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和朱德留下深刻印象。
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全国解放不久，“云南王”龙云从北京回云南，路过武汉，想见李先念，他说：“毛主席对我说，李先念是我们的青年英雄！”
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他谈话，让他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六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
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
朱玉说，当年从新疆回来后，李先念从来没有怨言或表示过不满，相反，经常发牢骚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红五军政委黄超，在后来却被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等以“托派分子”罪名逮捕杀害秘密处决。
“大跃进”期间，李先念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在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与张闻天住得很近。他们经常一起交谈，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但没有想到，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
回京后，李先念作了检查。某一天，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谈话。李先念后来曾在很多场合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未起床。他把我叫进去，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就问我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担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吃惊，就坐起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他不但耐心认真听我讲，而且提出一些问题问我，说明我讲的那些实际情况他都听进去了。他还要我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这次谈话，不仅消除了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怒气，而且让他了解到真实的状况。
1966年，周恩来准备让李先念作为代表团一员，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李先念所主管的财贸口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取消他代表团副团长的资格。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还说了一句：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有意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句话，也借机向外界传递毛泽东保护李先念的信息。
因为中原突围的某些历史，有一段时间，李先念又被写大字报，称他为“大叛徒头子”。毛泽东得知此事，一天晚上让秘书打电话，请李先念去看戏。开演前，毛泽东特意把李先念叫到他身边坐下，并风趣地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他显然是用这样的举动显示自己对李先念的爱护和信任。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里有他，而没有叶剑英、徐向前和王稼祥，他很吃惊，立即写信，说从资格到能力，他们都比自己强，这样的安排让他睡不着觉。”高敬增教授还提及这样一个细节：1988年，中央动员李先念从国家(jia)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就任政协主席一职，李先念也没什么意见。
“李先念为人比较老实，没什么野心，所以最高领导也对他比较放心。”程振声说。周恩来去世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曾讨论过总理的人选，在谈到李先念时，毛泽东的回应是：“是好人，但‘软’了点。”也许正是这不温不火的“软”保护了李先念。从另一方面，在政界工作的李先念与军界的徐向前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主席很重视”，这大概也是李先念“不倒”的原因之一。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曾直接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朱玉回忆，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
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编制小了，很多高级将领都只能降级使用，但这些共产党人都以抗战为大局，对个人名利的损失毫无怨言。曾担任过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被安排至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降了6级，但他欣然接受，说只要能上战场打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讲大局、顾大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当前，我们处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要继承老一辈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的优良传统，更加自觉地认识大局、服从大局、维护大局。
“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
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大局的观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曾多次面临着如毛泽东所说的介于全局和局部之间的两难选择。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变顿时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两种声音，一些人认为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时不杀蒋介石难平民愤，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民族大义考虑，联蒋抗日。最后，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团结一致抗日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派出代表团参加谈判，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这一局部利益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将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并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样的政策调整显然是以牺牲我方利益为前提的，以至于一向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标榜的张东荪也由衷地感叹：“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编制小了，很多高级将领都只能降级使用，但这些共产党人都以抗战为大局，对个人名利的损失毫无怨言。曾担任过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被安排至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降了6级，但他欣然接受，说只要能上战场打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抗战时期，广大共产党人不仅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大局至上，在其他各个方面也是大局至上，以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进行“三三制”建设，让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根据地建设和抗战行列。当时“三三制”政权是选举出来的，有时候选出来的共产党人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的一些共产党人就主动让贤，退出选举，让党外人士替补。1941年11月，延安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新的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选举结果是18名政府委员里共产党人占了7名，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替补。徐特立显然是从团结最大多数人抗战的大局出发，将个人名位抛到了一边。
和徐特立一样为了抗战大局而抛弃名位的还有李井泉。七大时，按照资历和功绩，李井泉理应进入中央委员行列，但他主动退出中央委员选举。当时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毛主席找李井泉谈话：“因老干部多，照顾不到。”李井泉谦虚道：“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
正是有这么一大批不计私利、服从大局、维护中央权威和团结统一的共产党人，才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才促进了共产党自身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如果说抗战爆发后中共调整政策，并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是为了国家、民族大局而放弃政党的局部利益，那么抗战结束后中共占领东北则是共产党顺势而为、充分发挥“东北”这一关键局部以换取解放战争的全局性胜利，背后同样彰显的是共产党高瞻远瞩的大局观。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进入东北，迅速摧毁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队，这为中国军队进入东北创造了条件。正所谓“得东北者得天下”，东北这一局部对国共两党战胜对方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苏联、蒙古、朝鲜的战略基地，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分割包围的局面。如果国民党控制东北，与华中、华东相配合，就可以南北夹击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此乃“千载一时之机”，占领东北应该成为当时全党的大局，是抗战后重大战略行动。为此，中共中央相继派出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6名中央委员、10名中央候补委员率领延安和各解放区的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全党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晋察冀、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迅速挺进东北，华中的新四军移驻山东，江南的部队北撤江北，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大局观和团结统一的力量。据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回忆：“我们支援东北，主要是为了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晋察冀是老根据地，基础好，区域大，人口多，不愁没有发展的余地，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南发展。而东北地区则正在初创，各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又是中央确定要首先夺取的地区。如果我们党占有了东北，进行解放战争就有了可靠的基地，这对全局是非常有利的。”当时，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要求山东干部：“我们山东不惜一切代价，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占领东北的战略决策是基于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大局的考虑，广大干部战士离开业已发展良好的根据地，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体现的正是共产党人担当、服从的大局意识。事实也证明，占领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制胜国民党的关键一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首先是从东北开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又有了一次比占领东北更大的“大迁徙”。1959年至1961年，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初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当时，经济困难集中在粮食短缺上，而农业生活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精简因“大跃进”而膨胀的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一方面减少城镇商品粮的供应，一方面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以减轻粮食供应压力和加快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为此，中共中央在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又决定对“大跃进”期间上马的一批工矿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并且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当时，能否将大量的职工和城镇人口精简回乡或下乡，成为国民经济能否成功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复苏的关键。正如陈云在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所指出的那样，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对调整经济、克服困难非常重要而且迫切，是关系全局的大事，是其中关键的节点。但精简职工并非易事，周恩来当时就说，这件事“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族的生活”，好不容易跃出农门的人现在又要返乡，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口去完全陌生的农村，对个人家庭、个人命运来说都是一种“逆转”。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必须带头。196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在各级行政机关方面，除了精简编制和减少大批人员外，应当由上级领导机关挑选一批得力干部下放，加强基层。首先中央机关要带头，派一批部长、副部长、司局长级的干部下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选派一批干部下去。机关领导干部在行动，基层党员干部也在行动。陕西榆林米脂县委第一书记常锦城为了完成本县精简职工的任务，带头让本不属于精简范围的妻子提前离职。在精简职工过程中，从中央到基层，层层领导干部及党团员带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计私利，支援农业，回到农业第一线。正是干部、党员的模范带动，使得共产党顺利完成了精简人员政策的贯彻执行。从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1800多万名职工，减少城镇人口2600多万人，这些人以克服国家经济困难大局为重，牺牲个人的利益换来了共和国经济的好转。XLW
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他们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西路军指战员在西征战斗中，英勇作战，顽强杀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牺性在战场上的有7000余人；被俘的有9200余人，其中5600余人被敌惨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部分)或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4000余人；经党中央、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包括进抵新疆部分)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4700余人。”[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资深洗碗工”：但这人76年干了啥？
网友“秋风落叶问心凉”：干了啥？
(2017-10-11)
琳琳育有一儿一女，儿子随老公的姓，女儿随她的姓氏，其实结婚之前她就跟老公约定好了，如果将来生了两个宝宝，就让其中一个随母姓，老公当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但是后来遭到了婆婆的阻拦，不过给孩子上完户口之后，婆婆再反对也无济于事了。
在给孩子起名方面，像琳琳这样敢于打破传统的绝不是少数，很多家庭中都存在类似的情况，而针对“孩子随母姓”这种现象，很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宝妈肯定会支持这种观点，而宝爸和其他婆家人肯定会坚决反对，其实答案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1、支持孩子随母姓
宝爸不一定像大家想的那样，一定会反对子随母姓，少数爸爸表示不管孩子随谁的姓氏，都是自己亲生的，只要老婆开心，家庭和谐就好。而且有宝爸认为孩子是夫妻双方的，如果老婆是独生子女，想让其中一个宝宝随自己的姓氏完全可以理解。支持子随母姓的宝妈只占了少数，而且通常都是家里有两个宝宝，才会让其中一个随自己的姓氏。
2、反对孩子随母姓
坚决反对孩子随母姓的，大多数是宝爸，但是反对子随母姓的宝妈也不在少数，宝爸反对的原因主要在于怕别人把原生家庭当成重组家庭，误以为自己是后爸，而且怕别人的误解会给孩子带来伤害。宝妈也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一定不会反对子随母姓，其实大多数宝妈都认为孩子随母姓可能会让家人之间有隔阂产生，觉得对孩子的成长不好。
3、视情况而定
部分宝爸觉得子随母姓可以视情况而定，如果有一儿一女，可以让女孩儿随母姓，如果只有1个孩子，肯定还得随父姓，但是前提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对此没有意见。少数宝妈觉得孩子可以随母姓，如果生的是双胞胎，倒可以让其中一个随妈妈的姓氏，关键还是家人都能接受才行，其他情况，不是太能接受子随母姓的观点。
4、觉得无所谓
孩子随母姓，反对的不全是宝爸，赞同的也不全是宝妈。事实上，也有不少人觉得孩子随谁的姓氏都无所谓，只要家庭和睦、夫妻同心，能好好教育孩子就行，没必要在孩子的姓氏上一直纠结，甚至闹得不愉快。
(2017-09-23)
大家都知道，在1912年时，在袁世凯的劝说下，末代皇帝傅仪宣布退位，这标志着清朝的灭亡。然而，奇怪的是，清朝一灭亡后，许许多多的满清贵族，也就是原来的皇亲贵族，顿时就不见了踪影。是都被抓了还是被杀了吗？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改为汉姓这条路，为什么他们要把自己的姓氏改掉呢？多年后，清朝的贵族后代道出了其中真相。
在清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满清大姓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爱新觉罗这支占领了皇位，但其他的大姓也不容忽视，没有他们，清朝的实力将大大削弱。其中比较有名的几个大姓，分别是爱新觉罗氏、叶赫那拉氏以及钮钴禄氏。这些世家大族里的人，很多都是王公大臣，世世代代都会受到国家的特别照顾。正是因为如此，随着他们的权力变大，他们经常会欺压平民百姓，所以人们对这些贵族恨之入骨。
曾经在一个节目里，满清后人英达导演讲出了原因，他的姓氏是赫舍里（贵族姓氏之一）。清朝一灭亡之后，这些满清贵族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许多的拼命老百姓都会将怒火撒在他们身上。平常的这些贵族作威作福，现在没有其他人支持他们，老百姓们就把这些欺压他们的人狠狠痛打，贵族们所以就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人，也纷纷改名换姓。
有一个姓非常受人们痛恨，那就是叶赫那拉氏。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慈禧太后的姓氏就是叶赫那拉氏，她掌控清朝47年，丧权辱国，使得很多的人痛恨、厌恶她。清朝刚灭亡后，叶赫那拉氏的满清贵族遭到人们强烈的对抗，他们这个姓氏的人也改姓也是改得最快的。据女歌唱家那英承认，她就是叶赫那拉氏的后人。
除了英达所讲的一个原因外，其实满族人改姓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民国建立的一项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清朝统治者灭亡后，满人就失去了庇护，同时也失去了特权，已经汉化的他们与汉人的生活习俗都已差不多，所以他们也就不再坚持“满族”这个身份了。如今各族平等，很多的人又从新恢复了满族的身份，从原来最少时候的8万人到如今上千万人，满族人口也随着国家的进步而攀升。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半-逍遥”：因为怕被打。
网友“╭ 小时光不用点缀也华丽”：可惜啊可惜啊
(2017-10-09)
关婆婆什么事，要婆婆背黑锅，婆婆和丈母娘一样没捞到姓，丈母娘可以潇洒，婆婆必须带孩子，不带不给养老，不带就会被媳妇骂是给你家生的孩子。请问 按照逻辑不该是找公公带孩子吗？婆婆表示绝对不背这个锅。
难道不是媳妇不讲理吗？就像按照媳妇的逻辑，孩子跟男的姓媳妇吃亏了，是替这个男人生的孩子。 那这样说的话婆婆也是受害者，媳妇应该找公公带孩子 公公才是这个债主，拖着个不相干的人骂人家不带孩子，婆婆表示很委屈啊！
而且我这段时间看婆媳 所有媳妇几乎都觉得婆婆付出理所当然 带孩子不好好带十恶不赦，但是不干家务活 甩手掌柜不看孙子的公公更多如牛毛 却几乎没见过哪个媳妇骂公公不带孩子不做家务，这样双标合适嘛？
更何况婆婆公公，丈母娘岳父都是平等的，非说特殊，只有一个公公特殊 因为孩子是跟公公姓 ，婆婆和丈母娘是完全一样的角色理由是：男的不方便不细心，所以带孩子理所当然是女人的事情。
某些男人的惯性思维就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强加到其他人头上，还振振有词。问题是这样说的全是媳妇为主，男人说这个话的反而不多。都是媳妇认为婆婆应该带孩子。
在此我必须指出三点：
1、责任都是男人一个人的，和女人无关。
2、姓氏仅在本版要挟使用，回家就哏屁。
3、天天抱怨自己吃亏，就是死活不愿意离婚止损。
(2017-10-11)
(2017-09-15)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靠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俗社会，做为一个中国人讲究的是“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姓是中国人最为看中的，如果现代社会一个家族能够保留一份完整的族谱，大家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可见姓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今天我们看看百家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姓氏，这个姓氏就是张姓，目前全国张姓人口达到8000多万人，排名第三，但是从古至今，作为一个大姓，张姓却能没出现一个皇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张姓主要源自姬姓及少数民族改姓等，张挥被看做是张姓的人文始祖，张挥因为反明了弓箭而被皇帝赐姓，天下方有张姓一族，张姓的望族最早的时候在今天的河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迁徙到全国各个地方，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了两宋时期，张姓人口已经占到了全国人口的6.3%，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姓一直至今。
在张姓的文化观念中，凡事都讲究个“忍”字，至今在张氏家族中仍然流传着《百忍歌》，强调的就是凡事要忍，不能随便做出头的事情，这样虽然避免了出头的椽子先烂的悲剧，但是也是对人们的一种压抑，在历史上，没到改朝换代的时候，能忍的人一般不会有大的作为，这也或许是张姓没有出现过皇帝的一个原因，但是也有人反驳说，玉皇大帝姓张，张姓才是真正的帝王姓氏，至今天下已经没有皇帝，张姓出没出过皇帝，都是我中华大家族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员。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断肠人”：16国时期不是在甘肃出过张姓皇帝吗？
网友“壮志凌云”：谁说的，南宋初年有个张邦昌虽然是伪帝，也算皇帝哈
网友“桑夏”：如果王莽不算王姓也没皇帝，如果王莽算的话张邦昌之类也称帝了！
(2017-10-11)
(2017-10-12)
最近很多父母孩子出生了都要求我给他们起名时候采用“父姓+母姓+名”的模式，为什么现在宝宝起名都流行“父姓+母姓+名”的模式？其实是有原因的
1、独生子女的影响
现在很多结婚的都是双方独生子女，这些父母后面都有四个父母，他们有后代后就希望孩子能够继承。在双方定的情况下就希望父姓+母姓+名，这也给女方一些安慰。
女宝宝起名
2、二胎政策的影响
现在虽然允许二胎了，但是南方重男轻女的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双方独生子女，希望第一个是和父的姓，第二个是母的姓，但是如果第一个是女的，第二个是男的，那就尴尬了。因此采取父姓+母姓+名就可以解决这矛盾。即使第一个是男的，双方都可以接受。
3、父姓+母姓+名模式如何起名好
很多人可能就直接起李王子，这样的名字，其实也有其他方法可以替代。比如第二个姓女方的，可以用同音字来替代，李汪洋，比就是李王洋吗，这很好解决了尴尬的双姓。也可以通过父姓+母姓+名+名四个字的来起，这样就可以起到好名字了。
(2017-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