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明星，她三次荣获奥斯卡奖，在平步青云的盛誉之下，也有失败与挫折的痛苦；作为一个女人，还有家庭纠纷、情感波澜以及受诋毁被攻击的种种人生坎坷。
英格丽·褒曼是瑞典人，1915年生于斯德哥尔摩。她2岁丧母，12岁丧父，童年是不幸的。她父亲是剧院的摄影师，在她的童年，幼小的心灵就爱上了戏剧。父亲死后，她由亲戚带大。她性孤僻，怕见生人，但很倔强。她早熟，个子一个劲地往上长，显得比别的姑娘大。她13岁时就开始演戏，纯真而勤奋。她的身高长到1.8米，以至日后在与一些男演员一起拍片时，她说，“我不得不站在地上的一个洞里”，或者，“那个著名的男演员得站在箱子上，特别是在爱情镜头中。
英格丽中学毕业后进斯德哥尔摩皇家戏剧院附属学校学艺两年(1933-1934)，1935年开始了她的电影生涯。当然，初上银幕的英格丽只能当配角，就像前些年在舞台上跑龙套一样。然而，她演得很认真。她的演技自成一格，不久就崭露头角。1937年她22岁时主演的《间奏曲》(Intermezzo)上映，轰动瑞典。美国影坛对此十分震动，人们看到褒曼小姐不仅美丽，而且具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冰中藏火”的强烈感情。第二年，好莱坞电影制片商重金聘她去美国拍此片的美国版。此片上映后，英格丽成为国际影坛上的“新星”。
使她进一步成名的，是1942年拍摄的以反德国法西斯为主题的影片《卡萨布兰卡》。她的非凡的表演才能受到各国观众的普遍好评，人们认为她在片中扮演的女主角依尔莎的形象使人难以忘怀。《卡萨布兰卡》的故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遍了欧洲大陆，流离失所的难民云集到北非的一座醉生梦死的城市—卡萨布兰卡。捷克爱国者拉罗斯和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伊尔莎来到了这里的一家酒店。前此，因讹传拉罗斯已在敌人集中营牺牲，依尔莎孑然一身，已与酒店老板里克相爱。后来突然得悉拉罗斯还活着，她给里克留下一纸诀别字条，并未说明真相。如今双双来到里克酒家，面临敌人的追捕。为了拉罗斯斗争的需要和伊尔莎的幸福，里克最终作出了牺牲。影片情节跌宕，真挚、感人。
英格丽1944年演的《煤气灯下》，使她首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1956年，她在《安娜斯塔西亚》(Anastasia，又译《真假公主》)一片中的表演使她第二次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1975年，她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表演又使她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从而，褒曼成为奥斯卡史上曾三次获奖的仅有的三人之一。
有一种说法是：“同行冤家”然而，英格丽的同行们却把她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认为“与她一起工作是一种荣幸”。许多现在年过古稀的好莱坞著名影星，如凯瑟琳赫本、弗雷德·阿斯泰尔、蓓蒂·黛维丝等，当获悉英格丽逝世时，老泪纵横，十分悲哀。他们认为，英格丽不仅在银幕上是“好女人”，在现实中也是好女人。她谦虚、善良，不争名夺利。有人总结英格丽的艺术生涯说：“她从来不跟与她一起演出的主角闹矛盾，对姊妹演员总是给予鼓励，乐于担任配角。这也许就是她始终在同行和观众中受到好评的原因。”在1942年拍摄《卡萨布兰卡》时，导演物色了不少国家的著名演员。美国明星亨弗莱·鲍嘉扮演男主角里克英格丽扮演女主角依尔莎。另外还有奥、德、英等国的第一流演员担任配角。如此强大的阵营，导演在得意之余，却为排名次大伤脑筋。
在这部影片中，英格丽的戏很重，演得也很出色，而且当时正是她大展才华的黄金时代，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影星。可是她甘愿把自己的名字排在较后，为导演解决了难题。同样，她在与却尔斯·鲍育合演《煤气灯下》和与贾莱·古柏合拍《战地钟声》等片时，都很尊重他们，让他们的名字排在最前面。她说，“演员表上的名次先后没有什么意义”;“一个演员的名字这个月可能排在前面，下个月可能落在后面。这种情况是经常变化和难以预料的所以我从不计较”。
当然，如果说英格丽从未与其他演员反目过，那也是言过其实。例如，有的男演员嫌她身材太高而出言不逊，对此她发过脾气。她以为一个人“应该发挥自己最大的长处，而不要去为那些身高或大个儿之类毫无意义的东西操心”。她认为，一个人的容貌是天赋的，作为一个演员，决不能光凭外表美，更主要的是要充分发挥潜在的艺术才能。她平时不喜欢涂脂抹粉，甚至有的制片商嫌她牙齿不齐，眉毛太浓而要求她整容时，她不同意。有人要她拍色情电影，她拒绝了。在她演员生涯的后期，因为年纪大了，就干脆演老的，而不以老扮少。因为她明白，客观上已呈现老态的面相，在特写镜头面前，观众决不会相信那是姑娘的脸。用失真的演员来扮演影片中的主人公，肯定会失去艺术效果。她59岁时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当了配角，因此得了奥斯卡最佳配角奖。她真诚地赞扬所有其他的候选人，并谦虚地宣称，真正应得奖的该是别的演员。
有那么多的观众喜欢英格丽，其原因之一，是她重视与观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她在拍电影或电视的空隙，还经常在舞台演出。就在她去世前不久，还在伦(WatersoftheMoon).自己曾说过：“许多大明星是从舞台上发迹的，一旦成名就不愿意重返舞台演出了。但是，对我来说，舞台是基础，同观众的直接接触是很重要的。当人们在台下发笑或拍手时，我就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有些人在谈到英格丽时说：“英格丽已经嫁给摄影机了，而摄影机也爱上英格丽了。”当这颗明星陨落时，人们在悼念文章中都称她“英格丽·褒曼小姐”，是不是她真的没结过婚？不，她结过三次婚，也离过三次婚。逝世前形单影只，所以还是以“小姐”相称。
英格丽21岁时与瑞典外科医生波得·林斯特龙结婚，生了女儿皮娅。但她和丈夫志不相投，貌合神离。1949年她34岁时邂逅了意大利名导演罗伯托·罗塞里尼。后来便只身赴意大利与他合拍电影。一年以后她和他产生了爱情并怀了孕。
银幕上的英格丽原是天真少女的象征，贤妻良母的典范，帼英雄的化身……是美国人眼中完美无瑕的淑女。而今这位“好女人”、“好莱坞第一夫人”竟然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而与别人结合，美国人失望了，影迷们愤怒了。报纸上出现了抨击她的文章，她的影片遭到了许多团体的抵制，影院卖座率从顶峰跌到“票房的最低点”。美国电影协会写信给她说，除非她声明没有遗弃孩子或跟丈夫离婚的意图，否则她会断送作为电影艺术家的前途。
“爱上另外一个人并且永远到意大利去，这本来不是我的意图，”她写信对林斯特龙说，“但事已到此，我不能欺骗你，让我们离婚吧。”他们离婚了，英格丽嫁给了罗塞里尼，并在意大利定居了下来。她在自传中写道：“我哭了好多次，大概眼泪都哭干了。我感到报纸和舆论是对的，是我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我是一个极坏的女人。”“不过，我在好莱坞演了不少好女人’的角色，银幕上的褒曼和现实中的褒曼大不一样，谁也达不到电影里的十全十美的程度，所以当人们发现我本人也不过如此而已，许多人就觉得受骗上当了。”
她和罗塞里尼先生了一个男孩，后来又生了双胞胎两个女孩。
她在罗塞里尼导演下的一些片子都不太成功，如《意大利之行》(JourneytoItaly)和《恐惧》(Fear)等等。罗塞里尼不准她与别的导演合作，把她作为摇钱树。
在意大利住了7年之后，美国观众早已原谅了她，他们需要她才艺超群的演技。1956年她终于重返美国。纽约西44街挤满了人群，交通为之阻塞，人们热情地欢呼她归来。
英格丽重返好莱坞后第一部片子是《安娜斯塔西亚》，这部影片使她第二次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然而，事业上的成功却伴随着生活上的坎坷。1958年初，罗塞里尼与英格丽的关系突然宣告结束。
其实，英格丽是很爱自己的子女的，尤其是大女儿皮娅，尽管皮娅误解了她。为了事业，她对孩子未能克尽母职。1958年夏天皮娅去看母亲。那时英格丽已与瑞典出生的戏剧家拉斯·史密斯相识。皮娅对拉斯印象特别好，她甚至对母亲说：“妈妈，要是你不嫁给这个人，那我就嫁给他。我们必须把他留在家里。”1958年圣诞节前夕，英格丽和拉斯在英国结婚了。可是，十年后，拉斯告诉她，他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女人克里斯蒂娜了。
饱尝了人世的辛酸，英格丽在考虑问题时往往富有哲学家的味道。她在回答一个记者时说：“幸与不幸同样是对人生的认识。……如果一个人只有幸福，那他就不懂什么是幸福。只有尝过悲哀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幸福的甜美。”
1974年，英格丽正在伦敦上演话剧《忠贞的妻子》(TheConstantWife).篇关于防治乳腺癌的文章，她下意识地抚摸一下自己的胸部，忽然她的手停住了，她害怕地想：“我的天呀！不会吧？这可不能发生在我身上。”她去找医生，医生说这是普通硬块，没有关系。于是，她演完了那一轮话剧后全力投入了《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拍片工作。
后来，她从伦敦去美国看望她的第一个外孙皮娅的孩子。她请一个美国医生再给她看看。这位医生严酷地告诉她：“必须马上动手术。”她的一侧乳房被切除了。手术之后，她就接受放射性治疗。起初，她连一只小汤匙也握不住，她感到手臂不中用了，没有力气举起手来。她顽强地锻炼手臂的肌力，渐渐地才有了好转。
这次手术，她很少告诉人。不久，她又开始了《忠贞的妻子》在美国的巡回演出。1977年，当她在拍一部新影片《秋天奏鸣》(AutumnSonata)时，癌细胞明显地扩散了，她不得不接受医生的第二次手术，将另一侧乳房也切除了。
她没有倒下。“我要坚持演出、演出、演出…只要观众不讨厌我。”1981年，她接受了拍摄一部关于1978年去世的以色列女总理戈尔达·梅厄的长达4小时的电视片《有这样一个女人》。尽管人们担心她拍不完这部片子，她还是不顾病痛坚持到底了。这部片子不久即将在美国上映。在拍这部片子时，有一个特写镜头需要她用手抬起来掩面哭泣。但她的手和手臂肿得太厉害而无法拍摄。制片人想找一个替身。英格丽却坚持自己演下去。她在拍摄前夜将手臂包扎得死死地，不能动弹，整夜就那么睡觉。第二天，肿胀暂时消失了，摄影师含着眼泪完成了这个镜头。
在这颗影坛巨星陨落前，她住在伦敦一个十分安静的住宅里。她的房间很朴素，书架上摆着三个奥斯卡金像。
她没有叹息，只是平静地说：“时间不多了，不过我从疾病那里顽强地夺取到并能活下来的每一天对我都是一种胜利，而且我对此很感激。我承认我患了癌症，但我要去做还留在我生活中的最美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