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凡
四月伊始，春寒料峭，春节档动辄几十亿的票房征战才算是收住了阵脚，而一些中小成本文艺片差不多每年都会选在这个时候悄悄上映，其中倒是不乏质量上乘的佳作。由新晋小花旦张子枫主演的《我的姐姐》正是这样一部小巧、深刻又好看的“小片”，搏到好口碑的同时，它也宣告了华语影坛00后新生力量的正式登场。
《我的姐姐》决不只是一部主打姐弟情深的家庭亲子电影，恰恰相反，它借由一对（或者几对）姐弟之间在情感和行动上的缠斗，把目光投向了更为错综复杂的中式家庭伦理问题。既展示了传统观念延续和个体意识觉醒的碰撞，也包含了时代发展的语境之下对性别角色如何转化的叩问。或者，更直接一点说，这部电影就是对男权社会的陈规陋习一次火力全开的围剿。杨笠只是在台上调侃了几句，那些色厉内荏、陈旧野蛮的“男权”就坐不住了，不知道看了这部电影，他们会不会去抵制电影院。但其实大家只要记住一点：在话题拷问面前，越是愤怒，越是虚弱。
电影虽然是影像的艺术，但如果有一个好剧本打底，影像便会更轻易地获得附着力和感染力。本片就是扎实文本构建的杰出代表，我的姐姐并不仅仅指向女主安然，片中的每一个女性角色都承担着姐姐的身份，而她们对于这一身份的不同认知和反馈，共同构成了影片的核心表达。
安然的姐姐身份是外力强行赋予的，父母为了要个儿子，竟然勒令她假装残疾，那张时时浮现的残疾证明是安然的对手，也是她的噩梦。虽然起初她的倔强对抗貌似获胜，但忽然放开的二胎政策还是把她变成了姐姐，而且是个大姐姐，人物命运也由此被推向了尴尬和荒诞的境地。然而更加尴尬的事情随之发生——父母的骤然离世，让安然不得不独自面对一个她万般不愿面对的五岁弟弟。时至此刻，独立女性的个体意识早已在安然身上苏醒，考研去北京是她强烈的自我诉求，围绕这个目标，她必须展开一系列积极行动。
和安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姑妈。年轻时，她把有限的家庭资源全部让给了弟弟，弟弟去世后还要全程料理他的后事，可谓是“从生管到死”。面对这样的命运安排，姑妈不仅没有半句怨言，还理所当然地认为，安然应该也必须复制粘贴她的全部行为逻辑。我们看到，影片中戏剧冲突最为激烈的部分，其实并不是安然和弟弟的行动冲突，而是安然和姑妈的观念冲突。
前一种冲突可以最终化解在亲情里，后一种必然是有你没我的存灭选择。女性的自我牺牲是伟大的，但更多时候是悲情的。现代社会的观念进步，正体现在赋予了女性选择不做牺牲的权利。片中安然的母亲也是一个姐姐，观众从舅舅这个角色身上看到了她与姑妈相似的命运。与此同时，导演通过刻画舅舅的无能，将那种迂腐的奉献和牺牲的毫无价值展示得明明白白的，克制而残酷。
相比对于姐姐这一身份的多元解读，片中男性形象则呈现出单一维度的软弱。生活不能自理的姑父、智商有问题的表弟、混吃等死的舅舅，甚至身材高大却毫无主见且动辄哭泣的男友，无一不是生活里的弱者，导演用他们的失败向男权主义猛烈发问——你们凭什么理直气壮地想要把安然变成另一个姑妈呢？
此外，影片大概认为仅仅把男权踩在地上摩擦还不过瘾，捎带手对父权也进行了一番解构。安然的父亲是一个自私、冷漠的形象。从没打过弟弟一次的他，对童年时的安然则动不动就要拳脚相加。因此，安然对父亲的情感是由消极恐惧逐渐过渡到勇敢对抗的。父亲的去世意味着父权的骤然坍塌，此时的安然特别需要在心中重塑一个理想的父亲形象，填补生命里那片荒芜已久的情感空白。对女儿百般呵护的肇事司机，甚至不顾尊严讨好女儿的舅舅，都让安然羡慕不已——那份她此生无缘得见的父爱原来可以这般美好。片尾墓地那场戏，安然与舅舅的和解其实是新女性与旧父权的一次充分沟通，明明可以选择慈悲的父亲们啊，你们为什么非要用凶狠伪装自己？
本片从编剧到导演再到主演，是实打实的“全女班”。女性视角的情感表达或许稍微激烈了一点，但绝没有出格。真正出格的倒是一些评论。有人认为片尾安然选择收回弟弟的抚养权大大消解了影片的力道，是安然走向姑妈的开始，这就有点不近人情了，难道回归亲情就意味着倒退吗？难道女权主义就是六亲不认、唯我独尊吗？这恐怕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蛮横女权，反而是与陈腐的男权掉进了同一个坑。
女权主义的核心不在于对抗的果决而在于选择的自由。安然选择留在弟弟身边恰恰是一次女性重新审视自我的积极行动，这种承担不再是无原则的逆来顺受，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涅槃重生，是影片主创对女性主义的边界做出的一次深刻反思。相比叫嚣与嘶喊，在性别对抗貌似日益尖锐的当下，这样的反思才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