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一场新生活运动。我们在回眸这段民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时，不禁要问：新生活运动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它是怎样兴起的?对中国产生过什么影响?对以后的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大张旗鼓发起新生活运动。移风易俗、清扫卫生、整顿市容等。自从1927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就是他的心腹大患，肢体之患主要是对中国鹰瞵虎视的日本，而肘腋之患即“福建政府”，蒋介石应付这些大敌尚且招架不住，怎么有心突然间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新生活运动呢?
1934年2月，北风凛冽，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强大的寒流肆虐南下，掠过太行山、黄河、大别山，席卷长江、鄱阳湖，横扫赣北大地。
在“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的南昌这座历史名城之中，蒋介石亲临坐镇，部署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关键一仗——广昌之战。此番他是志在必得，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南昌城和江西大地腾起一股股战云和杀气。
为了将中央红军赶尽杀绝，蒋介石驻节南昌。谋士、良将云集帐下，他亲自部署了新的战斗序列，以赣闽红军为主要进攻对象，分设北、西、南三路军，总兵力约八十多万，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就在这场红与黑、生与死大搏杀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突然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这似乎是正剧幕间的插科打浑，也恰似作文中的闲来之笔。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新生活运动从1934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了十几年，余波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而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农林、卫生、美术、风俗、民生建设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生活习惯、精神面貌无不潜移默化，影响甚深。
蒋介石提出“新生活运动”的概念，御用文人经过一番精心爬梳整理，提炼出有关新生活运功的理论要点，即三个目标：生活军事化、生活生产化、生活艺术化;四点基础：礼、义、廉、耻。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新生活运动的核心是三个目标和四点基础，其实质就是传统的道德思想——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大致分几方面内容。宣传强调要“先从南昌起，开始一种新生活运动”，要求造成一种新风气，带动全国，“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都普遍的革新。”新生活运动的原则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从国民的“衣食住行”开始，要求人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
新生活运动共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全省组织了两个研究机构来领导新生活运动，。即“新运”工作研究会，挑选了一干人等为“新运”工作研究委员，集思广益，指定如何推行下一步工作。此外，还组织礼俗改良讨论会，讨论如何废除旧礼节，改良新礼节。
第二，召开“新运”工作研究委员会会议，择定“三化”(即生活军事化、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方案内主要事项八种，为该会第一期中心工作。
第三，整理、打扫公共场所，包括娱乐场所、旅店清洁卫生，检查饭店、茶馆、酒楼及澡堂等卫生，不及格者挂牌警告，限期整改，否则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举办商店店员新生活讲习班，专门讲授礼貌和清洁卫生两方面的课程。
第五，提倡国货，提倡土布，“新运”江西分会会同省党部、民俗改善委员会等机关筹办土布运动，提倡节俭，以堵塞漏洞。
第六，改良儿童生活，会同江西省教育厅召开第五届儿童节庆祝大会，举办儿童新生活比赛大会。
第七，举办南昌市各行业厉行新生活竞赛会，先从窗口行业旅栈业开始。
第八，改善南昌市区的公共设施。有鉴于南昌行营房屋坍塌的例子，“新运”会特别提出“该省建筑，因业主省钱，包工做定砖瓦材料，多不坚固，偶稍烈风雨，时有坍塌之虞，于人民生活财产，颇多危险”。要求有关方面检查工程质量。改良市区公共厕所。
第九，举办南昌市民健康比赛。组织健康比赛委员会，内设总务、布置、评判、测验、救护、征集等六组，规定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市民，包括学生、公务员等报名参加比赛。由卫生处定出比赛标准，予以测验，优胜者获奖。
第十，提倡拳术，拟订南昌市民训练国术办法。
第十一，举办各种展览会，包括国货、中药等。
不许抽烟，成为“新运”时期的南昌街头一景。童子军站在街上，凡是叼烟卷走来的人，摘掉他们嘴里的香烟并搜光他们口袋里的香烟，揉成一团，扔到阴沟里，然后敬个礼，再去等下一个“倒霉”的人。没多久，在南昌街头就没有抽烟的烟民，很多人和宋美龄一样，躲着抽，偷着抽。童子军稽查抽烟的效果是明显的。南昌市1934年卷烟的销售额锐减，为全国做了榜样。
不准穿奇装异服。夏天是浪漫的季节，是时尚妇女展现窈窕身体曲线和风采的季节。欧式连衣裙、模特装、各种薄露透的服装不时飘过南昌街头。童子军发现后，用毛笔在这些奇装异服上写下标语和口号，搞得街上连穿旗袍的人都少了。
还有一些过度热心的军官们，派出恶狠狠的值勤队，碰到在街上吐痰的人，拖翻在地，猛揍一顿。很快，各种各样的新生活运动训练班、组织纷纷戴起各自的证章、袖标，打出各自的旗帜，像蝗虫一样蜂拥而至，什么都管，什么都干涉。还有那些趿着鞋走路的人、吸香烟的孩子、要饭的乞丐、花里胡哨的女人、操皮肉生意的妓女、得花柳病的漂客、赌博的、喝酒的、打架骂人的、随地吐痰的，以及在饭馆吃饭喝红酒或白酒的人、一顿饭点菜超过四菜一汤的人或给小费的人，都被警察、宪兵拖到街上挨上几棍子。从那以后，白兰地和红酒都装在茶壶里供应，以骗过那些四处站着监视的童子军、“新运”服务队和执法队。
南昌的污泥浊水一扫而光，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大兴上木、大改地名，天大都有新人新事。人们见面必称“你好!”见党旗、国旗必弯腰鞠躬，开口“新生活”，闭口“做新民”，真是让国人和洋人大开眼界，都被新生活所感染、陶醉、忘情……
有了南昌这个样板，新生活运动很快推广到其他地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运动如暴风骤雨般铺天盖地而至。
首都南京市和上海、杭州等城市看上去都有很大的变化，街面上比以往干净多了，再配上五颜六色、琳琅满目的标语，的确1934年是中国进入新生活的一年。在移风易俗方面，新生活运动总会有关于婚俗、丧俗、寿礼、宴会、送礼等五大改革。1936年1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由南昌迁往南京办公。主任干事熊式辉因是江西省政府主席，不能离赣，因此改由钱大钧担任主任干事。同时扩大总会组织，改为调查、设计、推进三个组，并增设总务组，又在总会之下另设妇女指导委员会，请宋美龄任指导长。通告各省市成立“新运”会，计有福建、河南、广东、浙江、山东、安徽、江苏、山西、绥远、陕西、湖北、湖南、青海、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宁夏、河北、江西等二十个省，以及首都南京、上海、汉口、北平等四直辖市，其他尚有铁路“新运”会十四个，华侨“新运”会十九个，各省“新运”会并辖有各县“新运”会之组织，全国计有一千三百五十五个县会。妇女“新运”方面，有江西、陕西、湖南、江苏、山西、青海、广东八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其他尚有首都、上海县、浙江溪口等妇女会。
其实，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以精神总动员的方法，唤起国人现代觉悟与意识，所以新生活运动在提高人民的觉悟方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日本一再压迫中国政府取缔抗日活动，蒋介石自然不愿意泄露新生活运动的抗日的底牌。就像整顿军备一样，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大批的先进军火，目的是对付日本侵略，可嘴上喊的是为“剿共”作准备。其实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剿共何需如此先进的坦克、大炮。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有三个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整理财政、整理军备和新生活运动。”他将中国发生的三件大事列为抗日战争的必要准备。由此反证出新生活运动对抗日起到一定的作用，只是当时蒋介石“安内”的任务尚未完成，因此不便把新生活运动的“攘外”涵义挑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