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感“朕位几不保”，曾经颁发了密诏要求康梁等人“设法相救”，引发了在政变前夕的紧张“救驾”活动，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资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此后新旧党争逐渐加剧，至七月改官制时已成水火不容的态势。七月十九日，光绪帝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位堂官革职，二十日，任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两项举措表明光绪帝要刷新中央机构，任用新人，以推进变法。守旧派为之震惊。慈禧太后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怀塔布，详细询问情况，并令他暂且忍耐。随后，怀塔布与内府大臣立山奉懿旨于二十二日赴天津见直隶总督荣禄，“有要商”。所谓“有要商”就是商量太后训政的事情。
谭嗣同等进入军机处，使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更加活跃。康有为与谭嗣同等商议，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允许维新人士入值其中、讨论政事。光绪帝表示同意，并定于七月二十九日赴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二十九日，光绪帝赴园向太后请示，却遭到严斥。因情势危急，危及到皇位，次日，光绪皇帝颁布“密诏”。
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感到皇位受到威胁，于是赐“密诏”给杨锐及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五人。《康南海墨迹》记载了密诏的全文：“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道密诏主要出自康梁记载，然而，政变结束不久，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党人”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时就曾指出：现在刊布的光绪帝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氏所伪作也。”而另一位自称亲眼见到过“密诏”的袁世凯在他的《戊戌日记》中也记录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王照、袁世凯所见到的光绪皇帝“密诏”与康有为公布的并不相同。
宣统元年(1909)八月，杨锐之子杨庆昶向都察院呈缴光绪皇帝赐予杨锐的“密诏”，这一手诏内容是：“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杨庆昶所呈缴的这道光绪帝“密诏”，在送至都察院之前外人并不知道，却与曾经见到过光绪“密诏”的王照、袁世凯等人记述的“密诏”基本相同，和康有为所公布的“密诏”不仅不相吻合，而且还存在较多不同之处。例如，赐给杨锐的手诏是令四章京筹商办法，其中不包括康有为;颁诏之时，光绪皇帝是虑及“朕位且不能保”，情况危急，但还不是几乎已经不保;筹商的良策以“不致有拂圣意”为前提，并不是不加任何限制的“设法相救”;奏呈办法仍依照正常奏事之例，“密缮封奏”，而且要“候朕熟思，再行办理”，并无一切皆由康有为自作主张之说。
光绪帝颁发了密诏，引发了康梁在政变前夕的紧张“救驾”活动，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而现在出现了康有为刊布的密诏和杨锐之子呈缴的密诏，对于这两份诏书的真伪，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杨真康伪。理由是杨锐之子所保存的密诏，是由光绪皇帝颁给杨锐的，所以受诏者为“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而没有特别点出康有为，且在语气上更符合光绪皇帝在当时形势下的心态，此诏的意图在于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尽管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却是光绪皇帝的真实念头。而在康有为公布的“密诏”中，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不见了，被简化为“今朕位几不保”，“速密筹设法相救”，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为”，显然与杨锐受诏的情形不符。由此，我们可以相信，杨锐之子所献密诏是真实可信的，而康有为在流亡海外之后，出于“代后保皇”的政治需要，对密诏作了篡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杨皆为伪诏。康有为所奉第一密诏传本有四，其字句不同，密诏颁发日期有三种不同说法，密诏收到日期有两种不同说法，而这些日期的差异都出现于康梁的著作内。《康南海墨迹》中所记载的这道“密诏”是康有为抵达香港及日本后写给李提摩太的一封信里附录的。康氏在信中说第一道“密诏”是八月初一日交杨锐带来。可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又清清楚楚地写道：此诏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交杨锐带出。另外，梁启超是帮助康有为大力宣传光绪皇帝“密诏”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戊戌政变记》中三次提到密诏的发出时间，竟有不同的两种说法：一是七月二十八日召见杨锐时，由杨带出;一是七月二十九日召见杨锐时“赐衣带诏”，这一时间与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的时间一致。由于康、梁皆强调“密诏”为杨锐带出，所以此诏与杨锐关系甚大。可是，据《邸抄》记载，康、梁所说的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和八月初一日，光绪皇帝都没有召见杨锐，倒是七月三十日召见了杨锐。与康有为所言光绪皇帝交杨锐“密诏”的时间不符，内容与康有为公布的也不一样。
而“杨诏”不足采信的理由是，谭嗣同的《狱中题壁》原诗，只是王照一个人说出来的，这人后来向清廷投案自首，也是袁世凯力保才免于被治罪，察其气节，难保在密诏上不作伪证。而且，根据常规皇帝的密诏都须交回军机处，何以杨锐能保存下来?据历史学家房德邻先生研究，杨锐的后人解释为何他能扣下密诏不上交，漏洞百出。后来，“杨诏”交出来了，其间摄政王当政，这么一来，既提供证据，为光绪皇帝洗脱“不孝”之罪，又能为杨锐平反。袁世凯也是在宣统年间献出日记，目的更明显，摄政王恨死了袁世凯，由于他的出卖，光绪受困瀛台，最后死得不明不白，清王室子弟早有杀袁之心，袁世凯的日记多次辩解，说他一直要保护皇帝，效忠清廷，用心良苦，为的是不使皇帝受维新党人利用。
康有为所刊布的密诏系伪造，学界似成共识。他用之以“救驾”，但实际效果是慈禧对光绪之仇恨终不得解，戊戌之后的许多事与此都有很大的关系。指出康伪造的，首推黄彰健先生，近日茅海健撰文称赞曰：“黄先生考证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启超对康诗的注，否定了康有为发布的各种版本，用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时间，确定该诏发出的时间。整个考证过程显得举重若轻，实属技巧高手之所为。”然而，光绪密诏的真实内容到底为何，仍需要学术界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