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考”是万里挑一，出类拔萃。那些矢志不渝地参加科举考试的古人，不乏胸怀大志，但无疑也有大把人希望一举成名后踏上仕途，升官发财。本文揭秘古代科举考生年龄最大的多少岁，考试失利是否可以“复读”，如何 “行卷”作弊，是否有“照顾分”等。
史上最老考生感动乾隆皇帝
在中国古代，参加科举考试往往被认为是进入仕途的惟一出路。古代学子寒窗苦读，目的大多是“奋志科名”，因而 “科考”的考场上有很多“屡不中屡考”的考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清代吴敬梓笔下的范进。“范进中举”是《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故事，范进考了20多回，一直到54岁时才考中举人，所以得知喜讯后高兴得疯了。
虽然范进中举的故事是小说，但所反映的情况并非虚构。在科举史上，像范进这样54岁还参加考试的并不稀奇。
明末人谈迁在《枣林杂俎·圣集·科牍》中，记述了不少明朝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其中提到的刘珠、董又莘两位进士，均为高龄考生。刘珠是荆州公安县人，与内阁首辅张居正是“湖北老乡”，关系很好。但刘珠一直考了36年，至66岁时才在张居正做主考官那年上榜，考中进士。
与曾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董又莘相比，刘珠又不算大了，董又莘到70岁“古稀之年”才考中进士，成为当时明朝官场的一个趣谈。好在董又莘长寿，一直活到90岁才去世，否则这功名算白考了。
古代对考生年龄并无限制，所以“父子同场”的现象很常见。清代史学家王西庄(王鸣盛)当年就曾与秀才老爸一起赶考。但王西庄32岁时，以“一甲第二人”(榜眼)考中乾隆十九年进士，做了大官。而王西庄的父亲还是没能通过乡试，后来到拄拐棍时仍参加考试。据《清稗类钞·考试类》“王西庄随父应岁科考”条所述，当时有一与王西庄同年入仕的督学官员劝王父，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再参加考试?老秀才严肃地说：“大丈夫奋志科名。”
创下中国古今考试史上“考生”年龄最高纪录的，是清代年过百岁的广东顺德老秀才黄章。据清代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中记载，黄章参加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乡试时已102岁，已有重孙子了。黄章在提入考场的灯笼上写了“百岁观场”4个大字，由曾孙为之引导入场，并放言如果这次考不中，105岁时也考不中，到108岁时才有好运。
令人感慨的是，像黄章这样的超高龄考生在清代并不少见。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会试中，地方各省上报70岁以上参加会试的考生多达122人，其中80岁、90岁以上，并考完了3场的考生有92人。
乾隆皇帝为这些老年考生而感动，“俱加赏赐”。在乾隆当皇帝期间，曾多次赐予老年考生功名，如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江西乡试中，兴安县99岁考生李炜，3场坚持考完仍未考中，乾隆听说后特“赏给举人”。
唐代考生北漂“复读”
现在高考考点很多，可以就近参加考试。在古代，科举的第一轮考试“乡试”，一个省或大片地区只有一个考场，是全省统一考试。至于后面更高级别的考试是全国统一考试，考场设在京城，考生要跋山涉水 “进京赶考”。所以，好多考生(举子)在京城考完试后，“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闭门苦读，投入到下一轮备考复习中。这种现象在考得不好的落榜生中尤其明显。
在唐代，考生考完试不离开京城回家，又称“过夏”，因为要在京城过夏天了，就在考地复习。这种在高温时节仍给自己安排学习，又称“夏课”。用唐人李肇《唐国史补》的说法是，“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
在唐代，以夏课为代表的复读之风特别盛行。夏课主要的作业是“写作文”，进行诗文的创作。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考生考完后不离京回家，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古代交通不便，家庭条件好的考生有舟车乘坐，条件差的要靠步行到京城参加考试，路途少的耗时月余，多者数月甚至半年。不少考生甚至是在地方政府或是当地富人资助下才得以成行。所以，许多考生索性不回家，待在京城，这样免了差旅费和旅途之苦，又有复习时间。
白居易靠“作弊”考中进士
在唐代，考生考完不离京，除了“夏课”复习的需要外，与另一个重要活动安排也有关系，这就是“行卷”。
所谓“行卷”就是考生拉关系，走后门。具体是这样操作的：将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作品做成卷轴或装订成册，送给官场权贵和学界名流，以求得这些“贵人”、“名人”的赏识，向主考官推荐自己。“行卷”往往能增加考官对考生的“印象分”，直接提高考中率。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考中进士，就得益于“行卷”。据《唐摭言》记载，白居易初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没一点名气，他便带着自己的诗作，找到当时的文化名人、诗人顾况。顾况听罢笑称，长安什么东西都贵啊，想居住下来可不容易，即所谓“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一说。当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时，顾况当即改口：“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白居易因顾况的美言而受到青睐。
“行卷”其实是一种作弊行为，乃科举腐败，但在唐朝很流行，一些考得不好或怀才不遇的学子，只要有可能都会找门路“行卷”。
宋代也有“特奏名”照顾分数
当然，古代考生在考完试后，最重要的也是最急迫的，是等待放榜时间的到来，相当于现代的等待录取分数线公布。
古代科举考试也有特殊录取、破格录取的机制，存在“加分”、“特招”这类现象。以宋朝为例，考中者中便有“正奏名”、“特奏名”的区别，有点儿类似于现代高考中的“正取生”与“特招生”。
所谓“特奏名”，是宋代特殊的进士录取机制，即解试中榜而进士屡考不中的考生，在参加若干轮的考试，且到一定年龄后，由相当于现代教育部的礼部特别登记造册，上报朝廷，直接参加最后一轮考试，评出等第，赐予进士出身或相应官衔。
在宋代，科举考试分为解试、省试、殿试(皇帝主持)三级。所谓“解试”，即唐代的州试，明清时的乡试，为古代科举考试环节中的第一级考试。唐宋时期通过解试的考生称“贡士”，明清叫“举人”;通过最后一次殿试的考生称作“进士”，进士第一名即大家所说的“状元”。
能通过乡试成为贡士、举人，也是很难的。当年，陈独秀就没通过乡试。陈独秀首次参加当地官府组织的“童子试”，虽然顺利地考取到了“秀才”，但到江南贡院参加乡试时却名落孙山。
因为乡试很难考过，所以各个朝代或多或少对这部分参考决心很大、“屡考屡不中”的考生有所照顾。其中，宋代的照顾办法“特奏名”最受考生拥护。
据《宋史·选举志一》记载，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太祖)于开宝三年(公元970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也就是说，连续参加15 次进士考试，也没有考中的考生才有“特奏名”的机会。实际上考生要等到这种照顾，并不容易。15次考试一般需要三四十年时间，到获得特赐进士时，少说也到了当爷爷的花甲之年，因此时人称这种“特奏名”为“老榜”。
因为不是正取，年纪又大，社会上对“老榜生”的评价较低。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有这么一段记载：福建人徐遹通过“特奏名”，获宋徽宗赵佶崇宁二年进士，参加完在御花园琼林苑里举办的“闻喜宴”后，大家骑马挂花回住处。经过“红灯区”时，别人的红花都让妓女抢走了，惟独徐遹的花没人要。徐遹为此伤心，在客栈房间的墙壁上题诗自嘲：“白马青衫老得官，琼林宴罢酒肠宽。平康过尽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
除了“特奏名”这种特殊照顾的情况，在古代科举考试当然不会少了花钱“买分数”、“买录取通知书”等腐败现象。如在明代，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例监”，便是花钱搞到入学指标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