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出版社出过一本《农民进城防骗手册》,在豆瓣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归类为“天朝人民实用技术知识大全”和“武林秘籍”之中。这当然主要是开玩笑,不过现在天朝骗子这么多,还是要掌握点这样的技术防身才好。
说起来如今的人民已经比几百年前的人幸福多了,这要是不小心投胎到明朝,又没幸运地托生在官宦人家,那就必须得练出一身的防骗抗打神功,才能顺利地活到晚年呢。
明朝是个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人员流动空前频繁,城乡差别日趋明显的年代。这样的年代,民间社会自然会非常活跃,因此也是地痞流氓黑社会茁壮成长的年代。相比前朝,明代的流氓恶棍不仅数量增多,品种也是花样翻新,各自有各自的捞钱路数和势力范围。
明代的进城农民首先要避免招惹喇唬——就是被清朝人总结为“诈骗之匪”的。喇唬活跃在京津一代,基本相当于后世的无赖。他们一般成群结伙,横行市肆,以讹人为业,有时也强抢。当时进京的货物都要经运河过通州,一路许多船闸。喇唬们往往聚在船闸地带,假称巡捕或是牙行接客的,骗取来京货商的财货,骗不下来就仗着人多干脆明抢。
与喇唬相似的是光棍,光棍也是群聚的流氓,他们常干的是“拿鹅头”——即生事诈人,和“讨白债”——即引诱客商到僻静处,威逼其立下文契,“某人欠己多少多少钱”云云,之后公然讨取。
如果是去江浙一代的城市,还要小心“打行”,“打行”是替人报私仇的恶少群体,收了人钱即寻衅打人仇家。他们没生意时也在街上“撞六市”——碰上乡下人持物进城做买卖,就诱到偏僻处半骗半夺,把人货物弄走。
进城农民也能碰上好事,不过一般都是套儿。写于嘉靖时期的风闻录《贤博编》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一个出门僧人路遇一对父女驾舟经过,热情邀其共饮,席间“父亲”声称有事离开,留下“女儿”引诱其发生关系。关键时刻“父亲”突然回来,将其捉奸在床,此时还有路过的官家大船见义勇为,要伸张正义。僧人害怕,出了一大笔钱才摆脱干系,而这对“父女”和路过的官家其实全是事先串通好的骗子。这也是“打行”干的。
受了骗、挨了打,可别指望告官讨说法,那往往是进入另一个“局”里。衙门,是衙蠹和讼棍的地盘,他们专门说事过钱,诬执平民,“两下里打背”——也就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他们舌灿莲花,又会串通演戏,不要说进城农民,就是城里人也招架不住。《拍案惊奇》里就记了不少这样的故事。首位进中国的天主教神父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里也写过这样的事:明明是有小孩朝他们房子扔石头,他们拉过来教训后放其回家,几天后经过讼棍的唆使操弄,竟成了他们下药拐卖小孩未遂。讼棍伪装成小孩的哥哥,带着孩子披头散发穿街过巷,一路喊冤,差点酿成群体事件,幸好后来有官员替他们撑腰,他们才没被诬陷入狱。
还有一帮北方称“闲的儿”,男方叫“蔑片”的人,跟蚊子一样专叮有钱人。他们惯于阿谀奉承,善于趋炎附势,陪着人逛,撺掇人花钱嫖赌,从中揩油,用不了多久就把人家底抖擞干净了。金主钱一花光,他们就四散,找下一个寄主去了。进城农民里有钱想得瑟的,可得防着这样的人。
就连出家人也有不少投身于骗子事业,装神弄鬼、招摇撞骗,小者骗骗上香女客,大者连王侯都当肉鸡。《拍案惊奇》里讲过一个这样的神棍,华衣美器,还带着一个小妾,一派名士作风,自称是丹药师。一名富翁因此上钩,花了大价钱请其炼丹,最后人财两空。
对于老实农民来说,明朝的城市虽繁华热闹,外人进去却是处处陷阱,步步惊心。但你若是个狠角色,那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最起码可以去赌场踢场子,赌场的人肯定会揍你,只要你能扛得住打、自始至终面不改色,后半辈子就算有靠了——按照那时候的规矩,赌场敬你是条汉子,从此后就平白有你一份固定津贴了。这就是江湖行当“拿挂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