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卫报》（Guardian）作者艾玛·布洛克丝（Emma Brockes）亦撰写了《告别虎妈，欢迎采用水母育儿》（Say goodbye to the ‘tiger mom’, Welcome to the school of jellyfish parenting），讲述了自己从“虎妈”走向“水母妈妈”的心路历程。而美国《时代杂志》（Time）先前也刊登过一篇题为《像海豚而非老虎一样育儿——一种行使母职的方式》（A Case for Parenting the Dolphin—Not Tiger—Mom Way）的文章。
区分“虎妈”“水母妈妈”和“海豚母亲”的主要因素在于其行使“权威”的程度：“虎妈”代表了典型的家长制，“水母妈妈”则最为放任，信任孩子的自主选择。正如布洛克丝所说：“我们放弃了（让孩子学）小提琴，我们退出了跆拳道班，我们即将退出舞蹈课……只要孩子不喜欢，我们就会退出”。而“海豚母亲”可被理解为二者的折衷，它并不反对母亲行使权威，而是强调在行使过程中需要充分倾听孩子的想法，向孩子解释教育背后的理由，并与之进行对话。
尽管不如“虎妈”一样脍炙人口，但“水母育儿”和“海豚母亲”也已在育儿领域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在介绍这几种不同的育儿观之外，本文试图从伦理学视角寻找理论资源，并进行一种前提性的追问：行使“母职”如何成为了一个如此令人焦虑的问题？而以上三种模式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解决令这一问题变得如此焦灼的根源。
撰文丨谢廷玉
何以为母：“母职”与现代性进程
不难发现，“虎妈”等词大多被用于称呼家庭中的母亲而非父亲。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作“母职”的一部分。而这种“教育”被归入“母职”的现象恰恰以现代性进程中性别分工的变化和“父亲权威”的崩溃有关。因此，“母职”问题与现代性进程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事实上，在前现代时期，恰恰是父亲承担了主要的教育职能：他代表了幼儿需要与之形成认同的秩序，因而幼儿的“成人”以严父的塑造为前提；而一种压制性的威权也与这一“塑造成人”的责任相伴随，正如学者唐文明所说：“父子之伦是旧家庭中的首伦，既有长幼之分，亦含尊卑之别……是旧家庭中最让人感觉到家庭之森严的一伦。”
《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唐文明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
但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人们一方面看到原属于父亲的权威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在西方，托克维尔注意到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在颠覆“政治专制”的同时也颠覆了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专制”，而在中国，鲁迅、吴虞等学者更是自发加入对“父子之伦”的批判当中——正因如此，父亲对教育职能的垄断不再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随着“公共”与“私人”领域被区分开来，男性更多地被前者所吸纳而将大量时间投入劳动与工作。因而在客观上无法实现主要处在家庭领域之中的教育职能。
正是在父权的退让和父亲的退场中，教育逐渐被“母职”所吸纳。也正是伴随着这一过程，“教育”的基本逻辑发生了改变。在前现代的语境下，幼儿之所以应当服从于家长的教育，主要是因为“尊尊”的观念要求其承认父母（尤其是父亲）的权威；但在现代语境下，权威的绝对性已被消解，要求服从的唯一依据在于这种措施有益于幼儿本身。因此，无论是“虎妈”“水母妈妈”还是“海豚母亲”，她们的教育都必须以”这对孩子有好处“为合法性根基。
然而，这一根基本身就不够稳定和牢靠。在“何种事物有利于孩子”这一问题上，至少有两种观念在现代支配了人们的想象，而二者不仅不相重合，反而可能互相抵牾：其中之一即是桑德尔所说的“优绩主义”，在这种观念看来，“美好生活”意味着通过发挥个人的才华和努力取得“功绩”，进而攫取社会地位和财富；而另一种观念则是查尔斯·泰勒所说的“本真性”理想，“本真性”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到的做人的方式……我被号召以这种方式，而不是模仿别的任何人的方式过我的生活。”
《本真性的伦理》，查尔斯·泰勒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获取“功绩”意味着以一系列可以得到他人认可和赞赏的方式行动，因而其所需要契合的是一种普遍的标准，并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人的目光而活”；在某些情况下，这恰恰与“本真性”的理想不相符合，反而要求人们压抑自身中那些代表了个性，却无法在他人目光中得到承认的部分。因此，无论是接受教育的幼儿，还是试图“塑造幼儿”的母亲，都不得不时常在这两种往往不可通约的善好之间择一而行，而这种没有固定答案的选择本身就令人焦虑。
同时，应当采取何种手段让幼儿接受自己的教育也开始变得困难。在前现代时期，“父权”的绝对性让这一问题不成问题。但在当下，权威的消解意味着“被教育”的幼儿也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即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视角可能还是不成熟的）出发，对“何种事物有利于自己”提出不同于“教育者”的解答。因此，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作为“母职”之一部分的教育之所以如此令人焦虑，就在于价值世界的分裂和个体意识的觉醒，这让作为教育者的母亲需要在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且缺乏一种让自己的教育策略得以实现的可靠手段。如此一来，成为“虎妈”“水母妈妈”和“海豚母亲”都作为可能的解答而登场，为她们提供一种解决上述焦虑的方案。
《青春变形记》中变身后的妈妈。
“虎妈” vs “水母育儿”：执其两端取其中？
在今天的育儿圈里，“虎妈”“水母妈妈”和“海豚母亲”等概念已不再新鲜。而如若梳理与之相关的种种话语，便会发现人们对“虎妈”和“水母妈妈”往往褒贬不一，既欣羡于“虎妈”教育所带来的佳绩和“水母妈妈”所赋予的自由，又忧心于二者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相较之下，“海豚母亲”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赞赏。
从直观上来看，“海豚母亲”似乎是在另外两者之间取得的“中道”：“海豚母亲”们“既设定了原则和期待，同时又着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独立性和沟通合作能力。”正如首先创造“海豚母亲”这一概念的学者，《海豚育儿哲学》一书的作者希米·康所界定的，此种育儿哲学的核心即在于“权威但不独裁，尊重但不忘管教”，以“对话”和“引导”为教育的核心方式。同时，其教育目的也并非单纯获取外在的“优绩”或追求不受约束的“自由”，而是试图培养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内在品质”——如利他、创造性、善于沟通等，凭借这些品质，幼儿将可以自主且明智地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以合适的手段追求它们。
《海豚育儿哲学》，希米·康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而究其深层逻辑，“虎妈”和“水母妈妈”之所以令人担忧，主要是因为它们忽视了人类的“脆弱性”和“有限性”。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一书中，麦金太尔将“脆弱性”作为人类的重要特征之一，麦金太尔说到：“我们从最初的动物状况发展成独立的理性行动者所需要的德性，与我们面对和回应自己与他人的脆弱性和残疾所需要的德性，其实属于同一系列的德性，即依赖性的理性动物特有的德性。”换言之，幼儿从其诞生时所处的“动物状态”发展为成熟的“理性行动者”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始终处于脆弱且依赖于他人的状态。
《依赖性的理性动物》，麦金太尔著，译林出版社2013年。
以此观之，“虎妈”的教育方式看似以承认幼儿的“脆弱”和“无法自主”为前提，但实际上，其“家长制”的管教方式反而使幼儿难以成长成熟，压抑了成长过程所需的一系列品质。同时，“虎妈”的教育很容易发展为“可能性的暴政”。正如艾玛·布洛克斯所回忆的，在采用“虎妈”模式期间，她“坚持让孩子参加大量的课余活动，搭乘着出租车在各个不同的场地之间飞驰……我希望看到成果，想看到奖章、证书、排行榜”。幼儿的发展仿佛具有无限的可能，而每一种可能都有助于令他们成为“更完善的自己”。因此，在这种“自我完善”的幻象之下，“虎妈”极易令幼儿背上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负担，而这恰恰与他们的脆弱状态背道而驰。
而“水母妈妈”之所以令人感到不安，则在于她们忽视了幼儿的“脆弱”和“依赖”性，在相当程度上将其视同为成熟的“理性行动者”。她们将“自主”视为最高的原则，进而信任幼儿的“兴趣”和自主选择。但对幼儿来说，前者可能仅是一种一时兴起，而后者也常常出于某种外在的刺激和流行文化的耳濡目染，而非缘于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慎思”。
概而言之，“虎妈”的教育方式遵循“后果论”原则，认为教育的手段可以通过其成果——也就是最终取得的“优绩”来得到辩护。然而，“优绩”仅仅代表外在的肯定，在追求优绩的过程中内在品质可能遭受的忽视，以及“自我完善”的陷阱则令此种教育模式备受质疑。而“水母妈妈”所尊奉的“自主”原则也往往与幼儿的具体情况不相适应。相较于它们，“海豚母亲”则更近似于“美德伦理学”和“商谈理论”的一种结合：就其看重内在品质而言，这种进路与美德伦理学相仿；而在培养品质的过程中，平等对话构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引导方式，这又与“商谈理论”若合一契，此种模式似乎可以兼顾“内在”和“外在”，也能提供一种取代“权威”的教育手段，因而被广泛看作一种比“虎妈”和“水母妈妈”更好的选择。
《青春变形记》剧照。
“海豚母亲”是答案还是赌注？
然而，“海豚母亲”这一答案本身仍需要进一步的检视。同样是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中，麦金太尔将“善”区分为三类：第一类“善”是单纯手段性的善，有助于人们完成某一行为；第二类“善”则有助于人们适应某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而最后一种“善”则是有助于在整体上帮助人们过一种符合人性的美好人生。而支撑“海豚母亲”的关键预设之一即在于，存在一系列内在品质，这种品质既有助于人们适应不同的社会角色，又有助于人性的发展（而非压抑人性中的某些部分）。如若能培养这样的品质，那么“本真性”和“优绩主义”的冲突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诚然，这样的预设在一些人身上是成立的，他们既过着一种让自己的人性和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生活，又能成功胜任自己需要扮演的诸种社会角色。然而，这种成立在现代社会中绝非是一种“必然”，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运气及其所处的环境。
正如阿格尼丝·赫勒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极易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因为他们同时扮演着不同角色，而这些角色往往要求着彼此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品质。例如，大多数的工作可能会要求人们适应“合理化”背景下的工具理性思维模式，用“量化”和“可计算”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规划。但在另一些场所（如家庭）之中，人们可能又被要求具有“关怀”和“共情”的态度，而这恰恰是反工具理性的。换言之，成功地扮演某一角色往往需要“内化”这一角色所要求的品质，但此种“内化”会阻碍人们在另一些角色上的发挥。因此，必须注意到，“海豚母亲”所提倡的一系列内在品质：如希米·康所提到的“批判性思维，沟通合作，创意，利他主义……”也仅仅在一定的领域之内有效——如若希望这些品质能铺就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那么这需要一定的运气（不会遭遇可能造成严重分裂的情境），也需要幼儿所处的环境能够为这些品质的发挥提供恰当的舞台。
《一般伦理学》，阿格尼丝·赫勒著，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另一方面，“对话”与“协商”在引导幼儿的过程中也只能发挥必要而不充分的作用。在康德所处的时代，路德宗所主张的教育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模式“要求对幼儿系统地灌输恐惧感和羞耻感，令他们频繁且一成不变地重复记忆材料，并鼓励进行严厉的体罚，训练儿童乞求惩罚并为他们所受的鞭打表示感谢。”虽然此种方式的极端性显而易见，但其背后的根据仍值得认真考量。在他们看来，幼儿的理智能力不值得被信任，而惩罚和羞耻的灌输有助于形成“谦卑”的品性。不难意识到，依照理性的指导在对话中达成一致同样是一种“偶然”的情况。在某些时候，对话只能让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分歧的难以化约。因此，“海豚母亲”所倡导的“对话”绝非是某种成功实现引导的“保证”，而只是一种相对可靠且可被接受的方案。
简言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母职的教育焦虑”都难以被彻底缓解：归根结底，这种焦虑根植于现代性进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价值世界的分裂、个体性原则的觉醒，令一切教育方案都只能在一种“相对”的意义上提供保障，而始终承受着运气和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确定性也正是一切伦理生活的特征。正如玛莎·努斯鲍姆所说：“成为一个好的人就是要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一种信任自己难以控制的无常事物的能力……（伦理）生活的根基就在于信任变幻不定的事物，就在于愿意被暴露在世界中，就在于更像一株植物（一种极为脆弱但其独特之美又与其脆弱性不可分离的东西）。”正是这样的特征使得“育儿”不同于按照确定的设计图纸来制造某个工件，而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和不确定性的，充满希望的“打赌”。
撰文/谢廷玉
编辑/李永博 罗东
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