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图虫创意
*来源： Vista成长实验室（ID:vistaedulab)，作者：毛晨钰
最近，一个“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排行榜”的帖子又被翻了出来，其中盘点了全国育儿成本。在排行中，北京以276万的育儿成本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上海，247万元；深圳，216.1万元……
“太夸张了！”Amy在电话里提高了声量。
“实际上不需要那么多？”
“是少得夸张”，她强调，“一个小孩一年就得好几十万。”
Amy是我的朋友，有一个正在读幼儿园的5岁女儿。在Amy今年的日程排期上，为女儿选到一所合适的小学是最重要的年度任务。
Amy热爱所有美好事物，对生活品质也颇有要求。打开她的衣橱，有简单的基础款，也不乏名牌大衣和包包。
5年前，她意外怀孕。孩子，对她来说，是惊喜到来的礼物，而养孩子，也成了她此后生活里最昂贵的“奢侈品”。而今待业在家的她，都有点供不起这个奢侈品了。
Amy简单估摸了一下，从怀孕到孩子出生，自己就花了20万。就这样，她都可以说是节俭。
她是在家坐的月子，对照如今动辄十多万的产后修复、月子中心，已省去了很大一笔开支。但只一个待产包，她就花了5万。“我整整用了两大张Excel表格来列待产包List。”
孩子落地，碎钞机的开关才真正被按下。
Amy跟我盘点了孩子吃穿用度，其中样样有讲究。奶瓶要用无硅玻璃的、辅食要吃德国进口的、呵护婴儿娇嫩皮肤的面霜要价两三百、一本正版绘本起码上百块……
和99%的父母一样，Amy说自己只是想在能力范围内，“给孩子选择最好的”。
2019年，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合著出版了《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他们研究发现，父母的育儿风格，与社会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是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而教育本身也并不平等。
在为女儿选择幼儿园时，Amy拿出了钻研的劲头：一个月学费一两千的公立学校通常环境和师资力量不太行；国际学校一年光是学费就高达十几万。“这还只是学费”，Amy解释，“不包括服装费、餐费等等。”
最终她为女儿选择了一所每年学费10万左右的私立幼儿园。为了上下学接送孩子更方便，她还特地搬了家，房租涨了将近一倍。
就在去年，Amy还让女儿去面试了一家对接国外大学的一体制私立幼儿园。女儿顺利通过面试，甚至做好了跟原先幼儿园朋友告别的准备，Amy却最终决定放弃这个Offer。做出这个决定，她也考虑了诸多因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年光是学费就14万，我真的有点被吓到了”。
她曾试探地问女儿，如果有一天你很想去一个特别好的学校，但妈妈交不起学费，你会不高兴吗？
女儿答：“怪学校太过分，为什么学费那么贵”。
但Amy觉得辛酸，“那种时候就觉得自己真的没用”。
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至少父母得先赢——要有钱有闲。
经济上更有优势的父母能为高昂的密集型教养买单，为孩子安排音乐、体育、绘画等课程。单单只是请两三个小时的家教，费用也抵得过普通义务教育的一年学费。
时间是另一样奢侈资源。相比起工薪阶层父母需要花更多时间自己干家务，中上阶层的家长可以请保姆，自己则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齐利博蒂提供了一组数据，在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5年，母亲和父亲每周与子女一起度过的时间大约增加6小时。
人在北京，她开着不错的车，住着高质量的小区，每年也有固定资产投资。看起来符合某种意义上一部分人们对“中产”的想象，“但其实大家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谁不是韭菜呢？我还是被割过好几茬的”。
给孩子备一条后路今年，Amy的女儿就得上小学了。
对父母来说，孩子上小学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筹谋。
女儿的同学里已经有人提前一年入读了某北京最贵的私立小学学前班，孩子的姐姐是这所小学的学生，所以他可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优先权。当然，收费是不打折的，“一年光是学费就超过30万，不包括其他”。
“疫情期间也照常收费，而且一年有100多天假期，中国节日和西方节日都放假”，她听起来像是看到了一则荒诞小说。
女儿的同学里还有好几个都留着在西城或东城的学区房。如果没有更优的选择，他们随时可以回到学区上一所名校。
齐利博蒂也听说过这种现象。“房子很小，很贵，但为了让孩子能进理想的学校，家长还是会砸钱买下。”齐利博蒂对我说道。他侧头想了很久，磕磕巴巴迸出三个中文字，“学区房”。
齐利博蒂记得电视剧《虎妈猫爸》中赵薇扮演的女主角胜男。关于“学区房”，胜男有一段经典台词：“买学区房是为了上重点学校……考上重点学校，就跟抢车位一样。没有车位，你的车就没有地方停。你就会被贴单罚款，你上班会迟到，你会遭受同事的白眼。我怕茜茜将来抱怨我，为什么不给她抢一个好的车位？”剧中，她为了让女儿茜茜能上第一小学，卖了自家大房子、花光全家积蓄，买了9万一平的破旧学区房。
Amy不考虑在北京买学区房，因为买不起。在北京打拼多年，她曾有很多下手买房的好机会。那时候她还没结婚，活得很是潇洒。“当时是我观念错误，有了小孩之后就特别强烈想要买个房。”
“总要给孩子备一条后路”，她告诉我。校门有时就等于房门。
由于没有北京户口，早在两三年前，她和丈夫就在天津河西区购置了一套“老破小”。在天津，有这样一个说法，“天津教育，和平最好，河西其次，南开第三”。她买下的房子建于上世纪90年代，60平大小，均价5万一平。为了这套学区房，在每月北京8000多元的房租之余，Amy和丈夫还要背上8000多元房贷，“如果北京实在不行，至少我的孩子还可以去读一个别人想上都上不了的好学校”。
优秀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名校之间，想要跨进它们的校门，学生不得不历经厮杀。齐利博蒂介绍说：“美国没有高考这种统一大考，但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踏脚石。”想上好的中学就得先进好的小学，要升入好的小学就得先从好的幼儿园开始。这也是为什么纽约的妈妈要经过层层面试买到上东区的房子，拎着铂金包为孩子争一张托儿所入场券。
Amy还是打算先拼一把。她已在着手准备各种小学面试的材料。Amy的丈夫一年中有大半年会在国外，她笑称自己是“单亲妈妈”。这一年，摆在她和女儿面前的考试还有很多。仰望过昂贵的私立学校后，她想尽量给孩子选一所民办学校。
她想过，如果真的走上那条最后的退路，她得陪娃一起到天津读书，“总得拼一样吧，拼不了爹，那就拼娃。如果都拼不上，那就爱咋咋地吧”。
一把抓住机会在Amy家的书房一角，摆着张粉红色学习桌。
“你知道吗？那张桌子花了我10000多”，尽管那张书桌在我看来，只是比一般书桌多了几分可爱。她还配了个3000多的台灯，为女儿写作业创造最好的环境。
书桌角度合适、灯光亮度刚好，也并不能让她在辅佐作业时变得更温柔。
Amy和女儿，都在奋力一拼。
“在小朋友家长群里，我算比较鸡的”，Amy说。她从北方小城一路靠“自鸡”来到北京，“从小就知道，我不要在老家待着”。
在女儿上的幼儿园有“延时课”，用来培养孩子在日常学习之外的更多兴趣。Amy花了几千块报了书法跟合唱班。
每到周末，她还会带着孩子去上绘画班，一年课程的学费是2万。因为觉得幼儿园英语教学不强，又在课外报了两万多的英语课。看女儿喜欢跳舞，她又掏了差不多一万给女儿报了爵士舞课。
接下来，她还打算给孩子报钢琴班。一架2万多的钢琴已在Amy的购物清单——这是一架二手钢琴，因为她还不确定女儿能不能坚持。
Amy尽可能地想让女儿开窍更早一些。好几次我和她约饭，等上菜的功夫，Amy和女儿打发时间的游戏就是各种口算测试。Amy不厌其烦地给出十以内的加减乘法题。孩子仅仅答出四乘五是不够的，还要能回答她变着法儿问的二乘以十、五乘以四。Amy觉得，这只是饭前消遣——在海淀，跟女儿一般大的孩子已经能算出更高阶的口算题。
“当然，我可能在朝阳妈妈里算稍微有点‘鸡’的，在海淀妈妈眼里，我就什么都不是。”她说。她的闺蜜有一对双胞胎，在北京有车有房，收入稳定，却几乎存不下钱，“所有钱都花在孩子身上”。
想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一个家庭愿意倾其所有。差别只在于“所有”到底有多少？
齐利博蒂在书中引入了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贫困陷阱”。这个概念用来描述贫困同时是一个人或社会无法摆脱的连续的糟糕状况的原因和结果。简而言之，贫困导致了贫困。
“所以人们说，寒门难再出贵子？”我问他。
齐利博蒂表情凝重了几秒，“确实很难出，但我不想说这么让人沮丧的话”。回看自己的求学、工作经历，他说：“人们应该继续努力，至少有一些会成功。”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Amy。
她想了很久，“我觉得孩子最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跟钱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但是她承认，的确“机会面前，人会变得不平等”。她只想在可承受范围内，“不浪费孩子的天赋”。
“寒门和贵族，机会肯定是不一样的”，她说，“但希望我的孩子，能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一把抓住它”。
曾有人向齐利博蒂提出一个问题：“当小家不得不面临金钱和教育的压力时，还如何谈爱？”对此，齐利博蒂多次强调，“爱是这本书的第一个单词，也是育儿的原因”。
“你算过养娃到现在的成本吗？”
“我不敢算”，Amy回答。
2020年，辞职在家的Amy失去了稳定收入，每年50万的家庭硬性支出让她很有压力。为了分担房租，她想过把家里空出的一间书房租给朋友。
今年伊始，她就盼着休假的丈夫赶紧开工。“每年如果收入不到50万，我们就得吃老本”，她有些发愁，“现在就在吃老本了”。她自己也想重回职场。
房贷、车贷，账单每个月都会准时送达。花上数年、十多年，总会还完。而养娃，却是一笔不知何时才能还完的贷款。
齐利博蒂表示，“家长之所以焦虑，通常是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有时他们会思考，也许自己做得不对，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要做的就是让父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认为，这是缓解焦虑的办法。
他唯一能给中国父母的建议就是“给孩子多一点时间，可以施加压力，但记得放松一点”。
父母总是为不确定性而担心，生怕孩子的人生与预期中有偏差。齐利博蒂又想起小时候犯错、摔倒的经历，但父母并不那么担心，“站起来，总会有第二次机会”。父母寄希望于用一座房子、一个家庭保护自己的孩子，“无论如何，风险都是无法避免的，孩子总要找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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