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日友好医院组建了一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这支救援队每年都会定期组织应急演练，以随时为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做救援准备。今年2月4日，中日友好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以下简称“中日医院救援队”）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要求驰援武汉，开始了其自成立以来的首次实战。
方舱医院里来了“特种兵”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武汉建立了多家方舱医院以收治新冠肺炎确诊轻症患者。中日医院救援队的任务，是进入方舱医院收治相对重症的患者，同时辅助其他的省（区、市）医疗队承担相应的医疗护理工作。这支由36人组成的救援队，到达武汉后的第一站是位于武汉东西湖区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这家方舱医院共有1500张床位，是武汉建立的第3家方舱医院。中日医院救援队是第一批进舱接诊患者的医疗队伍，开舱的当天晚上就接诊了217名患者。
2月16日，中日医院救援队奉命从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撤出，转战到武汉筹建的第12家方舱医院——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以下简称“光谷方舱医院”）。2月17日下午5点半，光谷方舱医院正式开诊，中日医院救援队再次成为第一批进舱接诊患者的医疗队伍。目前，光谷方舱医院尚有近700名患者，中日医院救援队主要负责救治其中病情稍重或合并基础病的患者，并同时协助舱内的其他医疗队进行医疗工作。
客厅方舱医院里，中日友好医院护士刘颖带领患者做呼吸操。中日友好医院供图
中日医院救援队领队王燕森告诉记者，中日医院救援队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为班底，“队伍成立时，主要是以承担外伤急救等外科系统治疗任务为主。而这次我们面对的是呼吸系统疾病，因此组队时对人员进行了调整优化。”救援队队员全部是从自愿报名的中日友好医院医务人员中挑选的，除了保留下部分骨干力量，还增加了心脏科和呼吸科等内科系统的医生，其中有16名是共产党员。此外，随队还配有生活车、医技车、水电车和物资车等救援队车辆，可为队伍进行部分自我保障。
王燕森介绍说，救援队除医生和护士之外，还配有医学检验科室人员、放射科室人员、药学科室人员、救援车和行政管理联络员。这种组合在光谷方舱医院的医疗工作中，体现出了强大的专业优势。“对于新冠肺炎患者来说，判断他们能否出院的两个最重要的检查指标就是核酸检测以及影像学检查。因为一些医疗队里未配备这方面的人员，所以在光谷方舱医院，除了患者的医疗护理任务，整个方舱医院的鼻咽拭子采集培训及核酸检测、CT机房筹建检查、药房建设及药品保障、患者出院转院流程制定梳理等工作，也都是由我们来承担的。我们的救援队得到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领导和各部门的支持，虽然队员人数少，但却成为方舱医院医疗工作的中坚力量。我们的医护人员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高，团队沟通协调能力强，执行有力，同时队伍里年轻人多，也很有活力。被当地光谷高新区管委会誉为方舱医院里的‘特种兵’”。
在光谷方舱医院内，中日医院救援队还负责患者的宣教工作。王燕森介绍说：“针对方舱医院里患者的健康需求和他们想了解的健康知识，我们在中日友好医院护理部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光谷方舱医院健康宣教平台，并于2月21日正式上线。入住这家方舱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躺在床上就可扫描二维码进入健康教育微信平台，获取新冠肺炎相关知识，如新冠肺炎呼吸操视频、新冠肺炎常见症状的自我护理、常用检查和治疗的配合要点、休息与营养、心理调试、正确洗手和戴口罩等知识。内容涉及患者从入院到出院可能经历的各个环节，形式多样，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提供这样有温度的医疗照护，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保证治疗与康复效果，并帮他们调整好心态。”
我是90后 更是主力军
在中日医院救援队的36名成员中，有10位90后和8位85后，他们是救援队中的青年力量。高文博是一名90后护师，目前参与光谷方舱医院的患者接收和各项治疗工作，经常穿着防护服在“舱”里连续工作6个小时。“我们目前交替值白班和夜班，具体负责患者的日常生活和治疗。患者治疗包括口服药、肌肉注射、吸氧，还有常规的生命体征监测，包括每天的体温检测、血压监测等。如果患者有基础病，比如糖尿病，我们还会对他们的血糖进行监测”。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还专门为方舱医院的患者设计了一套“呼吸操”，每天每到锻炼时间，方舱医院内都会准时响起音乐，而高文博便会和其他同事一起带领患者做操。高文博介绍，这套操的活动强度不大，还可以因人而异，不会让患者感到过于劳累，同时又能使患者锻炼肌体和肺部。
谈起加入救援队来到武汉的原因，高文博说：“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还小，现在想想那时是老一辈的医疗工作者在保护我们。现在国家又发生疫情了，我作为90后，是青年，更是主力军。我是学医的，也在急诊科工作过，经验比较丰富，所以我认为我应该来。”
张博文也是一名90后护师，她比救援队里的其他队员更早来到武汉，在中日医院救援队到达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之后，与“大部队”会合。大年初一晚上，张博文收到了医院发在微信工作群里招募医生驰援武汉的消息。“看到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心跳都快了。那天晚上家人聚在一起，我跟我爸说要去武汉，他转头出去抽了根烟，回来问我，必须去吗？我答必须去。我爸说，那你去吧。我觉得这是一种使命感，这就该是我的工作。我就应该去。”
张博文回忆说：“2003年‘非典’那段时间，对我们90后来说就像学校放了个长假，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但是我现在工作了，有能力了，我觉得应该来承担这些事，去帮助武汉和同在武汉的同行。如果我这次没来，我将来肯定会后悔。”
张博文向患者介绍健康宣教平台。中日友好医院供图
我觉得自己的付出真的很值得
罗斌是中日医院救援队中的一名医师，主要负责方舱医院内常规的诊疗工作。在他看来，方舱医院内的临床工作并不困难，需要更加努力医治的，是患者的内心。
“有些患者得病后由于对这种疾病不了解，于是产生很大的心理负担，对自己的病情很焦虑、很担心。他们总会想，我能不能被治好？什么时候能好？我好了以后会不会留下后遗症？”罗斌认为，此时对于医生而言，积极有效地与患者进行沟通变得尤为重要。
在方舱医院工作时，罗斌会到患者的病床边和他们聊天，询问他们的需求和想法，解答他们的疑惑，又或者只是随意地聊聊他们的家庭和朋友。“我觉得对患者心理上的治疗与药物治疗同样重要。我们的患者有10岁的孩子，也有70多岁的老人，不同年龄阶段心理状态也是不一样。医生需要通过和患者沟通，来了解他们内心需要什么或是出现了什么问题，给予他们鼓励和安慰。慢慢地，患者的心理状态就会得到改变。”
高文博是北方人，由于方言的原因，刚来到方舱医院时他与武汉患者的沟通存在困难。此外，由于防护服的密封性很强，如果说太多话，就会缺氧，头晕恶心。高文博说他刚进方舱医院时甚至不敢说话，一说话就会感到氧气不够用。于是他就先将文字写在纸上，再慢慢尝试与患者沟通，一点点让患者明白自己的意思。“方舱医院里都是轻症患者，他们是可以正常语言交流的，我们需要多跟他们解释这个疾病，多和他们沟通，帮助他们多解决一些心里的疑惑和担忧”。
在方舱医院紧张繁重的工作中，最能给予救援队队员们安慰的，便是得到患者的配合和理解。张博文回忆说：“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时，我们穿着防护服，在院内活动不是很方便。有一位患者，他会拉一个小车，上面摆满桶装水，然后一个一个地给饮水机换水。后来患者们还自发成立了志愿者小队，每天帮忙分饭分东西，带着大家跳操。看看他们的状态越来越好，而且经常会为我们着想，我觉得自己的付出真的很值得。”
高文博坦言，20多天前当他还在北京的时候，看着不断增长的确诊数字，他的心里是害怕的，他怕的不是自己会被感染，而是怕中国会因为这次疫情遭受巨大的打击。“但是来了武汉之后，我觉得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这就是一种普通的病毒，而现在从五湖四海又来了那么多的医务工作者，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把它击退。现在的武汉，阳光很灿烂，空气也清新，我知道我很快就能回家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