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老话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称之为“京派”与“海派”之争，这段公案最初仅限于讨论作家的写作风格，后来延伸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用尖刻的语气大损海派是一帮新斯文人，说他们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又说他们从官方拿到了点钱，整天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弟子，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曹聚仁比较京、海两派则说：“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曹聚仁：《京派与海派》)
又有一个评价是：“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姚雪垠：《京派与魔道》)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周作人则直接回应“上海气”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当然还是大先生的话一锤定音，说是“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京派”与“海派”》)。不过，这些议论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上海两个城市里比较，实际上，京派海派之争背后所隐匿着的南北文化差异才是更有意思的话题。
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轻武，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夺了军人带兵的念想后，文人领军成了时髦风尚，连皇帝都纷纷把自己装扮成高级文化人。至今你不得不惊讶于宋徽宗那笔瘦金体的书法造诣和他的艺术品鉴力，但崇尚柔美华丽的艺术需要付出代价，与此相对应，宋朝军人与北方蛮族交战就经常显得柔若无骨，不堪一击，听杨家将的故事，我们常常误以为北宋已经全靠寡妇在打仗。
有一位华裔美国史学家形容宋代的气质内敛封闭，面对北方金人的狰狞强霸，像个柔媚害羞的女子。仔细想，这“害羞论”还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气质儒雅，皇帝脾气也好得不行。传言某个北宋皇帝和某个丞相整日勾肩搭背，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这位丞相爷更大言不惭地说要和皇帝“共治天下”。有些皇帝姿态谦卑低下，常请一些没功名的布衣文人到宫中做客，在殿上听其娓娓清谈，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说要“格君心”，做皇帝的思想辅导员。只不过当时文人再得势，也无法遮掩宋军一败再败的现状，一种奇怪的心理补偿论才逐渐流行起来。这种怪论把辽金人想象成没有文化品味的种族，只会在马背上打仗撒野，一旦遭遇大宋的文明气象，外表虽硬充好汉，心理却矮了三分。这论调故意严格划分汉族和北方民族的界限，两相比较，贵贱分明，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汉人血统的纯粹高贵。
宋代尚文轻武，气质内敛封闭，像个柔媚害羞的女子。
比较一下唐代的情形就知道，唐太宗李世民自小混迹于胡人堆中，从没有故意划清自己和胡人的界线，后人颇为怀疑他是否属于正经的汉人血统，正因太宗熟悉草原文化，才能娴熟地控驭北方族群。他手下的文人士子也不会拥堵在科举这根独木桥上，以传习儒术为唯一职业，娴熟弓马之术，照样前途似锦。可见，心理补偿论在大宋盛行，乃是在于宋人兵弱文豪，只有文人说了算，武人靠边站，虽然在军事较量上比拼蛮力是北强南弱，却禁不住南方文人主导着文明评判的话语权，帝国气质虽像个含羞的大姑娘，南人的文化优越感却丝毫不减。
“心理补偿论”特别容易在朝代更迭的过渡期频频发作，比如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就是如此。由于宋代之后南北军事形势被彻底逆转，汉族王朝在对北方少数族群的征战中从没占到过什么便宜，江山一旦易主变色，南方文人彻底屈从在了北方蛮族手下讨生活，用文化优越的心理去补偿国土丧失之痛就变成了不得已的选择。清初残留下来的明朝遗民尤其不相信“命定论”。“命定论”是清初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帝王多定都北方，所以凡能统一天下者都是自北而南，顺势而下，地气生成蔓延也是如此;相反，天下动乱的发生多是由南向北，因为南方地气柔弱，北方风气骠劲。清初皇帝如康熙就特别喜欢这种“地气论”，他说，金陵虽凭借长江天险，却地脉单薄，所以凡是建立在南方的政权总是逃不脱偏安的命运，成不了大事，他暗讽的当然是南宋和南明这类建立在江南的小朝廷。这与南方文人的想法显然南辕北辙。
雍正皇帝对南方北方彼此轻视的现象不以为然，他说江浙人认为山陕人愚蠢粗野，山陕人又嘲弄江浙人柔靡娇媚像妇人女子，这样无休无止地相互讥刺报复，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他主张“山陕之人当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当推重山陕之武”，才能文武并济，各效所长，这是一种帝王治天下的眼光，总希望“智者尽其谋，尊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团和气”。
宋人心理补偿论引发的南人优越感一直延续至近代，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革命党人还是利用宋人那一套说法来做助推革命的燃料。刘师培就用典型的宋人语言描述南北分立的历史态势，如说“金元宅夏，文藻黯然”，金元是异族统治的朝代，代表北方势力，自然压抑住了南方优雅的文明，这太像宋人的语气。又如以下这段：“及五胡构乱，元魏凭陵，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大意是说中原原来是文明的核心，让北方胡人污染后，文明人才纷纷南迁，造成南方文化远胜于北方的局面。
这种“南胜于北”的思维根深蒂固，即使表面上讥讽南人奢靡，处处小家子气，也远胜于北人的粗野不文。刘师培比较南北文人的差异说是：“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这种对北人的贬词好像带着些许醋意，对南人文辞雕饰的批评也似乎显得言不由衷。
革命党人想打出反满的旗帜，也是沿了宋人的思维一路走下来，否则革命似乎缺少合法性。比如朱谦之就强调广东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科学”和“革命”的策源地。近代以前，人们总是把广东想象成未开化的南蛮之地，经朱谦之一点拨，广东不但摇身一变成为吸纳近代科学文明的重要入口，而且也是推翻北方蛮夷出身的清朝统治的发轫之地，真可谓是宋人自恋的近代极致版。
近代以来，为南人说话的人既然占据大多数，敢为北人说话者不是没有，但并不多见。也偶有例外，如二○一二年正逢清帝逊位一百周年，还真寥寥出现过几声异辞的鸣响，与前一年的辛亥革命热唱了点反调。有人说，革命党单靠潜伏于南方草根的秘密会社闹起事来，有点像当年高调反清复明的天地会，要不是北人袁世凯逼使满人皇帝光荣退位，就靠这几个会党作乱掀不起什么大浪。袁氏虽心狠手辣，却在形式上承接了清帝禅让的大统。这番话一出炉，明摆着是想和南人抢夺首倡革命的风头，遭遇围攻当属意料之中，却毕竟为早已被后人念歪的“重南轻北论”制造出一点异样的动静。
尽管如此，对北人的歧视仍时时流露于近世文人的笔端，在南北之争中大体略占上风。如周作人序《陶庵梦忆》，就故意先挑明自己不是受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好像特别对于明朝有什么情分，可下一句又紧接着说：“只是不相信清朝人——有那一条辫发拖在背后会有什么风雅，正如缠足的女人我不相信会是美人。”可知堂老人这回偏偏搞错了。因为清宫里的美人都是不缠足的，汉人中的那些雅士倒是总爱拿着女人的小脚把玩个不停，比如辜鸿铭。只是无意中知堂老人倒是为南人的蜕变说了句有见识的话。他说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是值得佩服的，可绍兴的风水一变，南人几乎都做了师爷与钱店官，专以苛细精干见长，豪放的气象全没影子了。即使不当明朝的败家子，也做了乡下的土财主，没有了那种走遍天下找寻《水浒传》的气魄。水泊梁山恰是北方豪人的领地，知堂老人在这番南北之争中无意为北人加了一分。
即使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南北文人的写作风格也相互交融互渗。就如京派领军人物沈从文也是从湘西土匪窝子里爬出，浑身带着南蛮的粗鄙闯到京城，哪里有什么帝都遗老的气质，故一直自称是城里的“乡下人”。但文字又是那般水润，有南国的媚气。他会说写字如同造一座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这种相当小资的语气中哪里还荡漾着湘匪的蛮横?也看不出和帝都绅士有什么瓜葛。
可见，南人和北人的区隔在近代已经被虚化了，虽然有宋人唠叨的阴影在，毕竟随着时代的进展渐渐抹平了心理的计算和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