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十二年，当那个头戴钢盔的黑色身影又一次伴随着深沉的呼吸，出现在星战系列电影《侠盗一号》中时，无数年过半百的粉丝在荧幕前湿了眼眶。
达斯·维达，这个自1977年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第一部《新希望》中横空出世，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雄踞各种虚拟宇宙角色排行榜榜首的人物，可能是流行文化历史上第一个人气盖过所有正面主角的超级反派(Supervillain)。
《侠盗一号》中的达斯·维达
自达斯·维达开始，在众多超级英雄宇宙和科幻电影中，开始出现反派角色人气逐渐盖过正面主人公的倾向。从《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博士，到《雷神》中的邪神洛基，每一个我们所熟知的虚拟宇宙中，一定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令粉丝顶礼膜拜的超级反派。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热爱这些本该被观众憎恶的反派?
人类对反派的热爱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埃涅阿斯纪》中死于疆场的卢杜里之王图努斯和《圣经》中用一碗红豆汤骗取哥哥长子名分的雅各，都是行反派之事而饱受读者同情的角色。当德古拉伯爵、剧院魅影、弗兰肯斯坦这些两个世纪前哥特罗曼史和幻想小说中的经典反派角色不断被翻拍重新演绎时，有谁还记得书中唯唯诺诺的正面角色姓甚名谁呢?
电影《歌剧魅影》中的剧院魅影
然而，这种对反派的热爱并非一以贯之。越来越受我们喜爱的(我估且称之为)“现代反派”，与传统作品中的“古典反派”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经典的“反派三分法”中，古典反派是纯粹的邪恶象征(The Evil)，他们坏事做尽，生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与主角作对，所以其行为是可被预测的。你很难喜欢上《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官二代马文才，也不会同情《美女与野兽》中的村霸加斯通，古典反派的唯一作用就是代替命运与阶层，成为破坏一切美好幸福的真凶。
随着时代观念的改变，角色在变，观众也在变化。人们对正义与邪恶的定义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极端，多元价值观被广泛接受，非黑即白的二元价值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灰色空间。许多经典故事被重新演绎，人人喊打的古典反派也逐渐变成了饱受同情的现代反派。《沉睡魔咒》从截然相反的角度诠释了《睡美人》中邪恶女巫的心酸经历，星战前传三部曲讲述了达斯·维达如何从前途光明的天选之子一步步堕入黑暗面。越来越多的反派开始担任作品主角，无论是《教父》三部曲、美剧《汉尼拔》、还是游戏《GTA》，正邪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反派也越来越受到观众的热爱。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脸谱化的邪恶反派形象是从宗教改革才开始的出现的。在希腊神话中，英雄与反派的界限并不明显，所有存在都是可被理解的，造成不幸的只有命运。然而，宗教改革时代，加尔文主义者改变了希腊罗马传统，为了攻击异己，将对手天主教描绘成绝对邪恶的反派。这种脸谱化的恶人形象被认为是政治性宣传所独有的特征，所以我们能在政治而非文学作品中看到更多的刻板反派形象。
欧比旺·克诺比悖论：“只有西斯才认为非善即恶。”
与代表绝对邪恶的古典反派不同，在反派三分法中，备受观众热爱的现代反派是被误导或误解的英雄(The Misguided)。为了赋予反派足够的行为动机和人性，使故事更具可读性，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创作者们往往会为反派们书写悲惨的过去。从《蝙蝠侠》中对司法正义丧失信心的“双面人”哈维·登特，到《X战警》中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万磁王”马克思·艾森哈特，是社会体制和命运不公造成了他们极端的人格，他们是人间乐园的牺牲品。没有什么比这种令人心痛的反差更能激起观众的同情心。
这种在正邪之间的挣扎不仅让反派角色变得有趣，还让他们显得更可靠，更真实，因为他们正如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一样，每天都在经历痛苦的挣扎。反派之所以成为反派的故事，像是把童话生生打碎在观众面前，把我们没有意识到或不忍捅破的生活的残忍掰开拿给你看。当我们了解到反派们令人心碎的过去后，自然就会倒向原本“邪恶”的一边。
童年在集中营的经历塑造了万磁王的政治立场
还有一种“被误解”的反派，他们虽然没有悲惨的过去，却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美好(The Greater Good)而烧杀掳掠。在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中，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奥创为了使人类进化的更为完美从而有能力对应日后的天灾，决定推动人类进行“自然选择”并“优胜劣汰”，堪称超级英雄宇宙中的马尔萨斯。这几乎和DC漫画《守望者》中“法老王”阿德里安·维特的做法如出一辙：“想要世界和平，必须做出牺牲。”正是怀着这种对于人类伟大的博爱，才让法老王倾尽家产，炸平纽约只为阻止核战发生。
法老王和奥创所担负的角色正是(自封的)人类幸福的“总设计师”，他们秉承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认为个体幸福可以通过数学计算求得最大化，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一小部分个体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扳动铁道扳手，或者把胖子推下铁轨。在《内战》漫画中，美国队长与钢铁侠针对注册法案产生的分歧，正是几百年来康德主义和边沁主义对于“火车困境”辩论的延续。
电影《守望者》的法老王海报：“想要世界和平，必须做出牺牲。”
行善不需动机，作恶才需理由。反派角色与生俱来的深度和黑暗，给了编剧们无限的创作空间，这种深刻的背景和独立故事线，使得反派角色更加复杂、深刻、立体、当然也更加迷人。在当代作品中，反派往往成为编剧着墨最多、艺术性最强的角色，在这些“害群之马”的衬托下，英雄形象反倒会显得相当简单平面。
反派三分法中的最后一种类型，通常被视为最顶级的反派——混沌型反派(The Chaotic)。邪恶型反派可被预测，误入歧途型反派具有人性，而混沌型反派则是虚无本身。作为混沌型反派最知名的代表，小丑不断挑战着观众的认知极限，他破坏是为了破坏本身，他不受正常人趋利避害理性逻辑的束缚，所以他的动机无法被理解，行为无法被预测，杀伤力也就更大。在诺兰的《蝙蝠侠》电影中，管家阿尔弗雷德描述小丑的一段话精准的概括了混沌型反派的特征：“有些人无法被逻辑理解，无法被金钱收买，无法被威胁、控制，无法与之谈判。有些人就是想看世界毁灭。”
流行文化永远是人类哲学的直观反映。英雄代表当今时代下的政治正确，反派则代表着形形色色的异端价值观，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那些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哲学观念。在混沌型反派身上，你总能看到虚无、享乐与相对主义的身影。相比英雄们有时过于天真幼稚的理想与希望，反派们眼中的世界始终是世界最真实的样子。他们是虚拟宇宙中的马基雅维利，拥有最好的台词，不断说出残酷的箴言。
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某角色(防剧透)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当时还是一个傻乎乎的小伙子，对善恶是非有着一套荒唐的想法。是伏地魔指出了我的错误。世界上没有什么善恶是非，只有权力。” 反派的存在告诉我们，“三观正”和“理中客”只是幼稚心灵的无知幻想，没有绝对真理，只有哲学范式的不断更替。混沌型反派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们逼着观众不断去质疑“平等”、“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的绝对真理性，引发我们关于伦理哲学和价值判断最根本的思考。
除了以上三种典型反派迥然不同的特点，超人气反派们也有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智力与颜值是一切狂热的基础。在美漫中，超级英雄是宅男编剧们理想中的自我形象，他们往往因为意外事故生理变异，从瘦小的壁花少年变成胸肌硕大的型男。为了能与英雄分庭抗礼，反派则会被故意描绘的四肢简单而智力超群，无意中迎合了当今社会对于体能的蔑视与对智力的崇拜，使反派相对英雄获得了一种基于时代偏好的优势。
这种“英雄长得像美国农民、反派长得像英国贵族”的外形设定在虚拟宇宙作品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侠盗一号》中饰演帝国军官奥森·克伦尼克(反派)的演员本·门德尔森就表示：“我怀疑是不是每次帝国有高层职位空缺时，他们就会去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找人顶替。”
捷豹汽车广告告诉大家为什么反派都是英国人
其次，超人气反派大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达目标绝不罢手，有着远超常人的执行能力和坚定的意志，屡败屡战，永不屈服于命运，其最核心的特征——对自由的追求——使他们不是成了疯子，就是成了传奇。在超级英雄漫画中，英雄是编剧和读者的自我投射，虽然亲切，有时的确显得过于平凡普通，没有主角光环加持，几乎不可能在强大的反派面前活下去。与英雄相比，反派更能迎合人类内心深处对于绝对权威的崇拜渴望，这种强大的能力为反派们平添了一丝神性。
更重要的是，反派拥有一种浪子般放荡形骸的气质，这使他们更有魅力。在电影《秋日传奇》中，循规蹈矩的大哥阿尔弗雷德质问放荡不羁的小弟崔斯坦：“我遵守一切规则，包括神和人的，你什么都不遵守，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你而不是我?”
这种对于浪子的普遍喜好，催生了另一种人气角色类型——反英雄(anti-hero)。反英雄角色虽然也属于英雄，但却拥有反派的气质：没有道德限制，不考虑后果，比“小天使”(说难听了叫“圣母”)般的英雄主角更酷更有型，《星球大战》中的千年隼船长韩·索罗、《加勒比海盗》中的海盗船长杰克·斯伯洛都属于这一类型。
在正传三部曲中 韩·索罗是人气仅次于达斯·维达的角色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具有潜在的反社会倾向，这些作恶的冲动则由于基本生存需求而被我们压制。黑暗和死亡的气息天生对人类具有诱惑力，恐惧、愤怒、焦虑这些情绪比幸福更能吸引刺激我们的感官，而这些情绪正与反派们如影随形。我们对反派身上出其不意的神秘感和非凡逻辑的好奇，就是诱惑哈利·奎恩爱上小丑的契机，或许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爱看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和变态杀人案、迷恋暴力恐怖电影和克苏鲁神话。现实中我们无法获得的满足，都在反派身上一一重现。
库布里克在《发条橙》中展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邪恶倾向
最后，对反派的热爱也有它颇为实用的一面。
瑞士心理学家布洛在1912年提出了审美的“心理距离”说，即“认识到了主客体之间具有合适的距离，审美才能进行”。距离的存在让我们解除了防御心，可以迅速进入审美状态，也让反派变得无害。我们崇拜冯远征的演技，但安家和依然是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毕竟比起毁灭世界，家庭暴力离我们的距离实在太近了。虚拟宇宙中的反派离真实生活距离过于遥远，这使它在为枯燥无味的生活平添刺激的同时，也让现实生活显得更加安全美好，使观众获得一种心理补偿。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上来喘口气》中，平凡上班族主人公坐在火车里，幻想着飞机携带炸弹投掷在路边连绵起伏永无尽头的房顶会是怎样的情景。也许正是因为生活过于平淡，反派才会成为我们理想的化身，代替我们使地球爆炸，将我们从日复一日的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们到底是英雄还是反派，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