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张宏杰所说，中华文明走到今天有两大人生突变，一个是周秦之变，一个就是被卷入全球化之变。
如果没有外界的诉求，中华文明还一定忙着“闭门造车”。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以及维护集权统治的需要，让中国还一定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密不透风，就像乾隆高高在上的拒绝了英国使者马戈尔尼的通商请求。但时间还没过去几十年，西方便用自己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一谁也没想到，老大帝国与西方在近代的第一次正式较量，居然就这样的不堪一击。
【图说：鸦片战争。英军始终保持着兵力、火力与情报优势】
在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相对封闭的农耕文明面对开放的海洋文明/工业文明时的巨大差异。
这既是中华文明的血泪史，也是中华文明的新生之路。不管是有意，还是被动，中国自此卷入了全球化，而不再孤芳自赏。
和周秦之变一样，这两次突变都深远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让人感喟的是，它们的时间间隔如此之长，那岁月的湖面上，曾经久保持着原先的模样。从正面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相对“稳定”，那么，从负面意义上说，是不是它也可以印证中华文明相对“保守”，而且有着典型的路径依赖综合征？
“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种轨迹运动，逆转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许会有其他的选择点，但是一定制度安排的堑壕阻碍了对初始选择的轻易扭转。通俗地讲，其实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早熟国家的历史遗产不仅使后来的中国发展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也使其形成了不同于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路径。”
也可以算幸运的是，当中华文明内部没有变革的动力时，外部便给它来了一鞭子。
二开始“睁眼开世界”的中国人，发现了“人生的另一种体验”——当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梦想着回归“三代之治”（即夏商周），但这成了一个永远回不去的梦，然而到晚清时，他们却发现“三代之治”居然可以真的实现，只不过不在中国，而是在“蛮夷”之国。
“晚清中国第一个驻欧大使郭嵩焘到了欧洲以后，也认为欧洲所行的是中国三代之治。‘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这让人感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欧洲看中国，倒像是没有文化的夷狄了。
【图说：睁眼看世界却被当成汉奸的郭嵩焘，今天终于被正名】
这些观点，并非个别人的看法，“而是晚清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比如曾纪泽、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张树声、薛福成、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共识。他们认为，西方的力量不只‘船坚炮利’，更主要是通过政治创新实现了中国人的‘三代’理想。”
如果说，西方文明的成长得益于“东风西渐”，今天，则反过来，中华文明的新生则得益于“西风东渐”。它从洋务变法，实现器物上的创新，到戊戌变法，再到后来的辛亥革命，实现了制度上的改良或革命。
与此同时，中国民风也随之一振，而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也就此踏上了近代化转型的大征程。“步入全球化以来，中国的历史主线就由原来的治乱循环这一条线，变成了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这两条线并行。这两条线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共同主导者中国历史未来的走向。”
有时还挺感谢这个世界在历史的进程中演化出了不同文明，使得世界绚烂多姿的同时，也使得每个人都有学习、借鉴，并在较量、竞争中相互提升的巨大可能。
三它们没有什么优劣高下，“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是由它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汇集而成的，或者用感性的说法，是上天所决定的，无所谓对错。”“儒家精神的强毅进取，中国人个体强大的竞争能力，在改革开放4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决定了它的大一统趋向。”
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已不是周秦之变之后的自给自足的，以郡县式集权为主要标志的农耕社会，而是要加入全球化的工业大生产，这也决定着，我们的中华文明需要进一步改造，抛弃商鞅变法以来将人民当成统治意志的工具，只加强国家汲取能力而忽视人民幸福感的弊端，“在大一统的框架下，我们应该可以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实现‘系统升级’，充分激活整个社会的活力，在每个人更幸福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更强大。”
与此同时，作为曾经的强势文明，现在依旧以其徒子徒孙美国的强大，证明着它的活力，但是在面对加入全球化的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也需要学会谦虚，以及与人为善。
中华文明的优良品质，比如说家国情怀，集体主义，以及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巨大包容性，都是够它们认真学习好多年。由于过于强调个体自由，离心率过高，导致今天的西方各自为政，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影响甚至瓦解，这也让它们在具备强大民族凝聚力的群体面前，很容易溃败。
今天的欧洲，给人的感觉，就是变得越来越“小”——一个在土地面积上与中国相差无几的大洲，居然挤着近50个国家，而且它们还在不断的闹分裂，比如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还有科索沃，德左等很多地区。正是因为这暗涌的潜流，导致欧洲各国到今天有点“各扫门前雪”的意思，当遇到危机，需要通力合作之时，便容易顾此失彼。
像面对新冠疫情，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这个七尺男儿，便数度哭泣。一哭求助左右邻居而不得最后只好向中国求助。现实深刻地教育了他，“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困难来临之时，唯一会向塞尔维亚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中国。我们请求中国提供一切帮助。” 中国则迅速担起了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当中国援助到来时，他再次哭了。4月28日，塞尔维亚新增人数降为0，他的眼睛又湿润了。
【图说：塞总统向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更要命的是，尽管秉承希腊文明，讲理性讲思辩讲科学，但欧美文化中因不断的蛮族入侵而融入的游牧基因，往往会成为交往的障碍。它们在遇到问题时一开始会彬彬有礼，但随着行事的深入，冲突的加剧，就会回到单极思维，试图用强力去征服对方。近年来的大国冲突，也凸显出西方文明游牧文化中零和博弈、行事无边界所带来的困境。
所以，今天的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尽管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是它们可以互补，而不是互害。对这个星球来说，如果文明的敌视少一点，理解多一点，一定是我们人类的福气。
而且，文明也需要这样来做，因为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病毒以及各种公共危机，尤其是当我们跳出这个星球面向整个宇宙时，便会深刻地领悟到，我们其实就是命运共同体。
（本文根据梁衡的《数理化通俗演义》、J.H.布雷斯特德的《地中海的衰落》，鲍鹏山的《风流去》，还有张宏杰的《简读中国史》等书所作笔记，并结合个人理解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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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1840-1949》、《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商帮系列）；《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企业官方传记系列）；《紫菜爸爸》（人物传记系列）；以及《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城市发现系列）等十数部作品，并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
2017年，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根据《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拍摄制作了五集纪录片。2019年，“吾球商业地理”参与吴晓波频道的12集纪录片《地标70年》的拍摄合作，通过12个中国地标见证新中国70年的风雨历程！此外，“吾球商业地理”在2018年以及2019年两度荣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称号）
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编辑| 大腰精
制作 | 粉红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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