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在生存层次、伦理层次、繁殖层次、政治层次上都对认识鲨鱼没有要求。
——基于科学革命(16th-17th)的故事之地质学家与圣徒的双线分镜
历史上令人心碎的一刻：1666年，一条鲨鱼遭捕杀，打捞上岸后随即被砍掉头部。
关于这一幕的有些内容，不用交待，你也想像得到。比方说这个事件涉及海洋。啊，海洋，不是太平洋、大西洋、或印度洋，而是它们的普遍形式，理想天国中的共相，是所有人都认识的“那片”海洋。特别广阔，全方位包裹住你的视域，明晃晃的，利用人类心智对大尺寸的先天崇拜，制造一种既不安，又晕眩的效果。第一次见到大海的人很可能误以为自己突破了次元壁，涌动起某种近宗教体验。
这个事件当然还牵涉到鲨鱼。“鲨鱼”不算是一个罕见的名词，不过必须承认大部分普通人并不是很了解鲨鱼。我们的生活在许多层次上，例如生存层次、伦理层次、繁殖层次、政治层次等等，都不要求我们学习，掌握有关鲨鱼的知识。你不必理解鲨鱼的自然历史才能吃饱穿暖，或负起自己的责任。一般而言，你的相亲对象不会在咖啡厅考你鲨鱼的平均游泳速度。你也不需要在递交选票之前先画一张鲨鱼腮部的解剖图。说起来，大多数人对鲨鱼的第一手观察资料都取自城市里的海洋馆。你的父母带着你，或你带着自己的孩子与透明水族箱里的鲨鱼来个“近距离接触”。鲨鱼咧着嘴笑得找不到眼睛;游客们在咸腥的空气中交换呼吸;上百张影像在几分钟内定格在照相机及手机的荧幕上;儿童们一茬接着一茬不断涌进通道，就像用肥皂水吹出来的一串又一串泡泡。
你很容易想象和理解上述内容，不过关于1666年的捕鲨事件，我还是愿意尽我所能地补足一些信息。首先，参与捕鲨的人员共有两名。他们是职业渔夫，其中一名十九岁，另一名二十七岁。第二，猎捕鲨鱼的地点发生在意大利西部港口城市里窝那(Livorno)的附近海域。第三，那是一条母鲨鱼，体格巨大，即使放在一群鲨鱼中间也同样醒目。最后，这条鲨鱼的头部被斩下来后，经托斯卡纳区的大公爵之手，移交到了一名丹麦人手里。
交待完了这几点，我对那件事就暂时失去了兴趣，无论是关于海洋，还是关于鲨鱼，我都感到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我倘若再往前继续多讲一些，哪怕只有一丁点，那我就不仅仅是在描述历史，而是要真正地谈论或考察历史了。不过，与其说我没有认真对待历史的勇气，毋宁说我现在没有那份心情。如果你也曾经在一个热乎乎的浴缸里泡过澡，你就会明白时间怎样令一个人的身体茫然自失，又失而复得。有时，缸中的人无法摸清进水与排水管的阀门，只好在水中将历史的毛发与新近脱落的皮屑混为一谈。
总之，三个世纪过去了，1953年，一座安放在意大利弗洛伦萨某教堂地下室的坟墓被打开。
墓中的骸骨被迁至他处。
一个人死掉，便任凭世界处置了。不仅其他人可以安排下葬、火化、分割、抛尸，就连非人的虫子，秃鹫，花草树木的根系也有可能通过遗体分一杯羹。有些人很在乎死后的程序，就会在生前未雨绸缪，通过一些法律上，或人情上的办法来尽量制衡死后的意志与行动。像我这类什么也不计较的人就轻松一些。人死以后的尸体就是个喝光了的酒瓶子。有的瓶子之前装的酒度数高一些，有的度数低一些;有的是红的，有的是白的;有的兑酒精多，有的兑水多。不要企图和我聊哲学，因为这就是我对身心关系问题的全部见解。
1953年，他们将教堂地窖里的那个酒瓶子移到了一个古老的石棺里。这个石棺很有些来头，据说是四世纪的东西，在意大利中部的亚诺河(Arno)中被发现。人们钟爱那些要么老，要么少的物质。有了这两个硬指标，对物质世界作出价值评价，就比对精神世界作出价值评价要方便得多。比方说，一个政治方面的主张，或者一首诗歌什么的，显然不能因为被提出，写下的时间很早，或者赞成、欣赏的人数少就有价值。凡事涉及到精神，就如同高筒雨靴里钻进了什么小动物，变得复杂晦涩，令人望而却步。由此可见，我认为人们之所以为物质世界提出古老和稀少两个价值标准，完全是为了可以在小心翼翼的精神生活中松口气。
由地窖迁往石棺的人死于1686年，这不是其遗体的首次运输。第一次是刚死那会儿从德国走水路迁往意大利。工业革命以前，撒旦控制了海的荣华，及世上所有的船舶。有些人死在船上，有些人死于上岸后，还有些人上船时已经死透了。大型轮船的舱体是一种载人与货物的封闭空间。放置在舱体中的棺材是封闭空间中的另一重封闭空间。平躺在棺材中的尸体是这另一重封闭中的第三重封闭空间，用于载弥留的酒香。
1953年的这次搬迁是某种程序中的一次仪式。这种程序极为漫长，在不同阶段涉及诸多礼仪。非天主教徒或神学家难以描述那些教规的细枝末节，我们只知道这个仪式叫“宣福礼”或“列福式”(Beatification)，是天主教追授圣人程序的第三阶位。通过这个阶段的魂灵拥有自己的纪念日。信众祷告时能默颂他们的名号，期盼天堂上的他们向上帝代为传话。到了1988年，这一阶段才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hon Paul II)的授意下完成。从那以后，又有一人跻身天主教特别崇敬的班列之中。此人被尊称为受祝福的尼古拉斯·斯泰诺(Blessed Nicolas Steno)，丹麦裔，已经过世大约三百年。
这大概是很荣耀的吧，就连我也这么觉得。我不一定非得信天主才会认同这些程序的荣耀，就像我不一定非得钻研物理才能接受科学界尊牛顿为圣的共识，否则这就是一种需要辩护的歧视。根据我对宗教非常有限的了解，论证这种歧视的合法性可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况且，我从未出入天主教堂，想来在实际生活中也接触不到和成圣能扯上半点关系的人。在我的周围，人们都对培养一个信仰不怎么感兴趣。你也分辨不出来他们究竟是对宗教欠缺信心，还是对他们自身欠缺信心，抑或者两者兼有。他们是还没有喝光的一瓶瓶酒。他们看爱情电影，奥运比赛的时候会流眼泪，并且从喉咙里发出那种瓶子和瓶子碰撞在一起的咣啷声。但那些眼泪只是咸咸的，没有一点儿酒气。当人们还年轻的时候，那些液体迅速淌过光洁的皮肤，一根汗毛也抓不住，落到衣领上就干了。等人们纷纷上了年纪，脸上豁开了一道道皱纹，将泪水浅浅地托起，像一尾尾搁浅的鱼，弯出一种垂死的弧度。
作为人类中的一员，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成天活在餐腥啄腐的日子里，比不上那些幸运儿，他们是那些随时能从别人的心窝子里涌出来的眼泪，并永久隐藏在日益深阔的皱纹里。我甚至比不上一根鲨鱼的牙齿，能够被圣洁，尊崇的尼古拉斯·斯泰诺握在手中。
有关鲨鱼的牙齿，我了解得并不多。我或许只舔过自己的牙齿。如果我关注功能，我会声称我的牙齿是用来处理食物的第一道工具。如果我审察经验，我会询问牙疼的时候，疼痛究竟是发生在牙齿里，还是大脑里?如果我重视规范，我会建议大家每天至少刷三遍牙，定期去牙科诊所，及时佩戴矫形器。这个列表还可以延续下去，比方说如果我热衷计算，我可能会将主要的猪肉制品分为几个范畴，例如猪耳朵、大肠、猪心、后腿、肚子等，尽量准确记录咬烂它们需要的咀嚼次数。
可是，尼古拉斯·斯泰诺想要知道的完全不是这些。他想弄清楚地表下发现的那些化石是从哪儿来的?更具体地说，眼前有一块舌形化石(glossopetrae)，原本甚至内嵌在一块更大的岩石中：它曾经是不是一条活生生的鲨鱼的牙齿?
为了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解剖了1666年那条鲨鱼的脑袋。
据我所知，1666-1667年对尼古拉斯·斯泰诺来说非比寻常。解剖鲨鱼的头部、考察鲨鱼的牙齿、与现有化石的比较性研究，所有这些复杂的程序和其他一些同样繁琐的事务交替进行。说不清楚具体哪件事发生在哪件事前头。1666年的6月底，他在意大利西部港口城市里窝那(也就是那两名渔夫捕捞鲨鱼的地方)观赏了一次天主教的圣餐仪式。这好像是决定性的一次遭遇。
教堂里灯火通明，像一个嚎啕大哭的戏剧演员，激越地迸发着一连串的华彩与声音。
渔夫与鲨鱼对抗时，风很大，一排排浪像肌肉般生猛地卷起来，鲨鱼的尾巴扇打着船壁。
教堂上方铺设着一些横杆，用来悬挂号旗和条幅，遇见从不远处海平面传来的微风，如被温柔的呼吸轻轻推送。
一时间，血的鲜味过于浓郁，淹没了大海原本的气息。十九岁的渔夫张大嘴呼吸，猛地袭来一股劲风，仿佛灌了一口血。
修士和神父穿着宽大袖笼的白色法衣，精致的蕾丝及细穗在阳光下闪亮如燃烧。孩子们一个个手捧香炉，应和着大人们的歌唱。
白帆在桅杆的支撑下鼓得圆滚滚的，仿佛是缺了半边的巨大气球，堪称一种视觉上的魔法。二十七岁的渔夫把准备带回家送给儿子们做礼物的海螺放在耳畔听了听。
大家都跪下了，所有的头颅在崇拜中低垂，远看像地里沉甸甸的麦穗。许多人都喜欢看集体性的，整齐划一的肢体语言。那种语言诉说着人类共同体最重要的美德：纪律。不过，与通常铿锵有力的军训或团体操相比，圣餐崇拜所体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美。我有时候竟深受感动，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种类的美通常都有很有不同的例示，但是这种美在地上是孤独的。
在交给尼古拉斯·斯泰诺之前，砍下的鲨鱼头被首先送到公爵府上。公爵此前也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他围绕着鲨鱼头看了很久，直到半夜。公爵想赋诗。
1667年斯泰诺做了两件事：发表考古与地质学研究成果，正式信奉天主教。
17世纪初，这一切尚未发生，距离那条鲨鱼被捕杀还有一些年，爱尔兰的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James Ussher)很有底气地论断道：“地球诞生于公元前4004年。”这个数字不仅和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估算值差不多，并且说服了同时代的不少欧洲学者。对于依据《圣经》中的大事纪与家谱为地球编年，尼古拉斯·斯泰诺从未明确拒斥。然而，他最终确认了鲨鱼牙齿与古化石的惊人相似，继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后完成了自然哲学史上第二次意味深长的去中心化。第一次去中心化将地球从宇宙的中心卸载，第二次令地球历史不再聚焦于人类的出现。
我喜欢掂量庞大的数字，我喜欢那种拥挤的感觉。我有时候希望长出许多许多手指，心里默默算着数，左手持一把梳子，细细地梳理右手。
四十五亿年，那是多么波谲云诡的一双手啊。
修士演化成神父，神父演化成受梵蒂冈特别委命的主教，在新教盛行的欧洲北部，尤其是德国部分城镇进行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传教与服侍。不再主动谈论科学。坊间说此人的全部家当只有一身斗篷，两块粗麻布。四十八岁的时候，在贫穷、病痛、及新教贵族的讥笑声中死去。20世纪初，距离他出生300年左右，一行人从他的家乡丹麦出发，前往梵蒂冈申请将其人追加入圣徒之列。
2002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我在宿舍里看了一部关于地质学的欧美纪录片。开头的前两集似乎是介绍世界名峰。高山的模样，虽然可观，总之就是那幅景象了。几度风雨，峥嵘不改之类的。我有点儿困，天气又很热，没有空调和风扇。每个毛孔都在向外滋油，视物渐渐模糊。主持人介绍着石块的剧烈运动，沉积岩的古老断层。我忽然想起那个谜一般的名字，和《彼得后书》第三章里的句子：“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室内气温越来越高，我完全不想动，体内窝藏着一场洪涝灾害。我越坐越像个标本，脸被浇铸在一块儿黄澄澄的琥珀里。
附注：
1. 尼古拉斯·斯泰诺的本名是尼尔斯·斯滕森(Niels Stensen)，1638年出生于丹麦一个信奉路德宗的新
教家庭，1686年死于德国北部。
2. 尼古拉斯·斯泰诺提出了地质学的几条纲领性原则，被称为“地质学之父”。
3. 被认为具有开拓作用，同时与基督教信仰直接相关的科学史人物不多，但还有几位，例如最早提出大爆炸理论之一的乔治·勒梅特(Georges Lemaitre)就是一位比利时神父。有关科学与信仰，斯泰诺本人可能写过这样一句话：“One sins against the majesty of God by being unwillingly to look into nature’s own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