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文化，历代传承，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对中国封建阶级家庭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以近代曾国藩为代表，他的千封家书所体现的伦理思想将家训文化的精髓推向了巅峰。《曾国藩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挥笔自如，随想而至，真知良言蕴含在平淡家常事务中，反映了他的理政治国、修身齐家、处事为人的人生历程，在传统内涵上与封建世家教导家族子弟光宗耀祖的思想相一致，在时代发展要求上体现出以自我修身修为求生存图发展的优良品质。因此，从曾国藩家书，挖掘蕴含的伦理思想，对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思想精华有着积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曾国藩推崇传统士大夫“内圣外王”的理想，倡导礼学经世，期望以克己复礼拯救人心来拨乱反正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挽救国家破败的政治时局。他摒弃“夷夏之辨"，顺时而变引入西学，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付诸实践，积极倡导并发起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的先河，最终实现了儒家学者“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的宏伟功业。
纵观《曾国藩家书》，其中包含了修身之德、治学之理、治家之法、为官之忠、理财之道等多方面的内容，其家书伦理思想坚持儒学为宗，程朱理学为本，湖湘文化为元，诸子百家为辅，良师益友为径，祖训遗风为源，博采众家所长，兼容并蓄，反映了他在家庭伦理方面对传统思想的改造，向我们呈现了曾国藩较为完整的家庭伦理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内容无疑为当代开展思想教育、维系社会责任、实现自我发展，对激励为官理政的清正廉洁、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提高公民道德的自律意识提供有益的启迪和指导。
曾国藩是中国晚清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是清朝咸丰、同治两朝的“中兴名臣”，著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自幼耳濡目染研习儒家文化，他六岁进私塾，诵读颖悟，九岁研读五经，十五岁时研习《仪礼》、《周礼》，以及《史记》、《文选》等书籍。从二十岁开始，他在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求学，进一步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早年的学习经历，对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后，他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在京为官期间，师从理学大帅唐鉴和倭仁，开始研修《朱子全书》，专攻程朱理学，走上治理学的道路。然而，在治学上，他并非独崇朱熹之学，而是继承发展，兼容并蓄，自成一家。不同于其他人机械地鼓吹“天理”、“人欲”，曾国藩将“理”具体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礼”，将天理活化成了经世之礼。他认为，面对封建末世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若能以理学为本，以经世之学为用，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并将其正确地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能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崇高理想。
《曾国藩家书》首现于 1879 年，该著作由李瀚章编、李鸿章点校，传忠书局刊刻传世，其中收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的近 1500 封家书。这些家书从修身、治学、治家、为官、理财、交友、待人、养生等诸多方面，展示了曾国藩近 30 年的生活缩影，其中蕴含着为学为政为人之道、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后人所学，为后人所用，引导世人见贤思齐，慎独内省，躬身践行，成就人生。 曾国藩一生博览群书，融合诸子百家，贯通古今。他推崇中华传统文化、求教良师益友，践行纯朴家风，结合自身思想和经验，形成了庞杂的独具风格的自我发展思想道德体系。曾国藩所处的年代战火纷飞，动荡黑暗，作为湘军统帅更是转战南北，居无定所，所以流传下来的家书多有散佚，不甚完整。 现存最早的一封家书是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的《禀父母》，信中的第一句话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汉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纸行，不知已收到否？”
由此可见，在这封家书之前，曾国藩家书存在丢失的现象。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第一次在信中叮嘱家人将书信细心保管，他说：“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馀，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嗣后我写诸弟信，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不可忽略看过”。究其原因，是因为曾国藩此时师从唐鉴、倭仁、吴廷栋、邵懿辰诸师，归心洛闽性理之学，并通过一封封家书向家中诸弟传授心得体会，曾氏自认这些家书已初具较高的教育价值。自此之后，曾国藩家书在湘乡老家才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咸丰四年十二月，曾氏座船被太平军所劫，这次事件导致曾国藩多年收藏的被赏赐物品及上谕、奏章、家书、地图、书籍等几近丢失。此番之后迫使曾国藩更加妥帖保护重要资料，除严密保存外，还进行了录存副本。
咸丰八年七月初七日，曾国藩《致沅弟》信中：“兄此出立有日记簿，记每日事件，兹抄付一览，可得其详。此后凡寄家书，皆以此法行之，庶逐一悉告，不至遗漏” 。曾氏幕僚中专门有人负责“录副”之事，正本与副本分两地保存：一份在曾氏身边，一份在湘乡老家。因此，虽然身处烽火前线，南征北战，曾氏身后仍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私家档案保存于湘乡富厚堂中。
据王澧华《曾国藩家藏史料考论》记载，曾国藩家书之录副本，现尚有 5 册存于湖南图书馆。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在江西建昌作《致澄弟》函，信的结尾写道：“余寄回片纸只字，俱请建四兄妥收。”
五月二十四日再次叮咛：“凡吾有家信，弟阅后请交建四先生收存，以免遗失。”④当时曾国藩新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在那样大敌当前，性命攸关的时候还对家书如此珍视，其言之郑重不容四弟曾国潢不加重视。从此以后，曾国藩寄回之家信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保管。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病逝于金陵两江总督任内。四月二十四日，曾纪泽母子扶柩还湘，于五月十七日抵达长沙，历年存于官署的家书随同奏稿、日记、诗文等也被带回。
光绪三年，挂名李瀚章、李鸿章编纂，实为曾纪泽督办，曹耀湘、王定安主持编校的《曾文正公全集》一百五十六卷在湖南长沙传忠书局印成面世。但是，由于家书机密性较高，还涉及到对当世名人的一些评价，故当时并未被收录在内。曾氏家书的最早版本，是光绪五年传忠书局选刻单行的《曾文正公家书》十卷及《曾文正公家训》二卷，但均未署编校人员的姓名，也没有注明编校者序跋文字，而且这个选刊本由于删除了许多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政治观点的篇幅，所以它的研究价值已经严重不足。
据统计，迄今为止，关于曾国藩家书的版本有三十种之多，本文参考了多个版本的家书，例如参考了传忠书局刻本，有大象出版社 2011年出版的《曾国藩家书》，还有邓云生编校标点本，由岳麓书社 1985 年 10 月出版。邓云生版本的家书的优点在于校勘细，收录全，它是由曾氏原件、曾幕副件、传忠抄本及其刻本与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湘乡曾氏文献》诸本汇校而成，共收录家书 1459 封，比传忠版多 562 封，其中 378 封系首次刊印，相对来讲是较为全面较为可靠的一个版本。
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的诗文、日记、奏章等与家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曾国藩曾将日记、奏章等副本和家书一并由专人带回湘乡老家，以确保档案的安全性与完整性。“余此次出门，略载日记，即将日记封每次家信中。”对于同一问题若在诗文、日记中已有议论的话，在家书中则只会简要提之，不另详述。因此对曾国藩家书的研究，必然结合其日记、诗文、奏章等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比如说“兄于初九日自兰溪开行，十二夜至湖口。行踪一切，惧详载日记中，另抄一阅。”
此外，曾国藩还时常在家书中提醒子侄阅读他的日记：“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宴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③曾国藩在写家书时就已经将其与日记等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在研究他的思想时将它们结合起来，以家书为索引，细致爬梳，可以更真实地还原曾国藩的思想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