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第1244期：回到原点

三个年轻人经营着猪肉铺。左起依次为罗有威、罗静、廖立峰。

廖立峰在屠宰场把猪肉装上车。

罗静在猪肉铺里间写作。

天突然下雨，夫妻俩收车进猪肉铺。

当公务员时的廖立峰。 受访者供图

罗静曾经的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29岁那年，廖立峰从公务员的岗位辞职，决定去做一名“猪肉佬”。

　　父亲叹气，“初中毕业就能去卖猪肉，你还读大学干啥？”村里家家都养过猪，最先盖起大房子的都是“猪肉佬”。但他不想让儿子走这条路，他辛苦半辈子就是为了儿子不走这条路。

　　但这个“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没有更好的选择了。过去两年，他欠下近200万元的债。逾期，断供，放贷的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催收，那些利息罚息和违约金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做旅拍直播、卖螺蛳粉，追着风口赚钱，但都失败了。

　　他在“谷底”学会自洽，说“仗剑走天涯不可，只能拿猪肉刀”， “我们靠劳动赚钱，没什么丢脸的”。

　　猪肉佬

　　在广西柳州城乡接合部的一个菜市场，廖立峰熟练地剔骨、分肉、开猪脚、洗猪大肠。

　　他每天凌晨3点半到达屠宰厂。粉白色的猪倒挂着，回转寿司般一圈圈转着“出厂”。廖立峰穿着雨靴，踩在布满血污和猪毛的地上，一把搂着自己选中的猪，往前走。他的眼里只有猪肉。

　　刚卖猪肉时，他要专门穿旧衣服去屠宰厂，一旦有猪血溅到身上，要立马回去换衣服。而今，杀猪、卖肉、见朋友吃宵夜都穿同一件衣服，“身上总有一股猪肉味，上面可能还粘着猪毛。”

　　廖立峰曾是原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一名公务员。深蓝色制服上有独一无二的编号，帽子上有国徽，出勤要带执法证。他开小轿车上班，有时对有违法行为的商户进行处罚。

　　卖猪肉后，他“从行政执法人员变成了被执法对象”。他的“坐骑”变成了一辆“快散架”的二手铃木车。去屠宰场时，后排车座放倒，铺上绿色防水布，两扇生猪肉摊在上面。回家时，先开车窗散味儿，再把后排座复原，人与猪“空间重合”。

　　“城管来啦！”廖立峰和罗静一边快速挪动自家的板车，一边向街里喊。罗静的脚背衡量过整辆车的重量，一次车轮从她脚上碾轧过去，“感觉要粉碎性骨折了。”

　　罗静话不多，车停稳，系上围裙，拎起刀，熟练地分割猪板油。整个肉铺很难找到没被猪油滋润过的地方，店里的塑料板凳也比别处的光亮。

　　负债后，她从廖立峰的妻子变成“前妻”，家里房和车都卖了还债，1岁多的儿子由她抚养。罗静离婚没离家，她跟着一起卖猪肉，是廖立峰“最好的朋友和战友”。

　　“很多人看了他的故事笑话他，但他能特别平静地面对，还把他以前的同事发展成客户了。”罗静佩服他。而她花了很长时间接纳猪肉摊前的日子和别人的目光。

　　廖立峰经常在屠宰厂遇见村里的叔伯和兄弟们。有人调侃道，读了那么多书还不是回到同一条路上。

　　另一条路

　　廖立峰从小便被家里寄予厚望，是要走“另一条路的”。

　　他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父母抱着“养儿防老”的观念，连生了4个女儿，生下他后才彻底告别超生罚单。

　　他几乎没见过父母闲下来。他们早晨三四点起床做工，种地、磨豆子做豆腐、养鸡鸭和百来头猪。他们不懂循环经济，但有农民的算计——喂猪需要饲料，豆腐渣能做饲料，豆腐能卖钱，猪粪作果树和蔬菜的天然肥。

　　最苦的活儿在夏天，太阳正毒，廖立峰和父母去割水稻，稻谷刺得腿痒痒的。廖立峰讨厌癞蛤蟆，但它们总成群结队地埋伏在花生秧边等他。腰上的旧伤是高中暑假时落下的，一次收稻芒，他趁父亲午睡，自己把几十袋稻谷扛上楼。

　　廖立峰的父母坚持供孩子读书。他们告诉儿女们，只要有本事往上读，家里都会想办法供她们，“那是做父母的责任”。最后，5个孩子都上了大学。

　　这在村子里很少见。为了送孩子进城读书，这对农民攒了一笔“巨款”。每个孩子的借读费800元，学杂费每学期300元。那是1999年，广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972元。

　　廖立峰和四姐跟着爷爷奶奶住在叔叔或者姑妈家，姐姐和奶奶睡床上，廖立峰和爷爷打地铺。只有爷爷快过生日时，他们才能见到骑车二三十公里路、驮着粮食和果子进城的父亲。

　　周末，姐弟俩去工地旁捡废铁，卖来的钱换成椰子糖、雪米饼和方便面。

　　廖立峰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一个场景是，姐弟俩经常站在亲戚家的阳台上发呆，他跟姐姐说，自己想爸妈了，“她说她也想，我们俩就抱在一起哭。”

　　他事后分析，这可能也是他大学毕业后一直想回老家工作，和父母在一起的原因。

　　廖立峰的父亲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钱”，也不向人借钱。他好强，在村里最先盖起楼房，钱不够，3层房子就分两次盖。廖立峰的印象里，父亲总是严肃的、劳累的，他很少和父亲亲近，他总是安静、听话、胆子小，“不要让他（父亲）注意到自己”。

　　家里更不会有“出格的事”。早些年，农村地区流行赌六合彩，大毒枭贴着汉白玉的豪华别墅在他们邻村，有游泳池、亭台楼阁、麒麟石兽。“三代人没一个沾过那些。”廖立峰的父亲说。家里“代代相传”的故事是，廖立峰的爷爷是镇上唯一考上柳州高中的，那是全市最好的学校。

　　寄人篱下的廖立峰觉察到，尽管父亲在村子里有着体面和骄傲，但在城里的一些人面前，总被瞧不起。大人间的交谈刺痛过这个孩子。

　　廖立峰曾立下志向，要赚大钱，让父母不那么辛苦，要让人看得起。

　　2011年，廖立峰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收到通知时，他原地蹦得老高，给家里人挨个打电话。父亲在镇上的酒店请了10桌亲友。

　　后来，他考上公务员，父母在村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村都知道“廖立峰要去市里当官了”。他结婚，父亲担心“对儿子影响不好”，喜宴从计划的80桌缩减了一半。

　　可向上的日子戛然而止，跌落来得猝不及防。今年3月，这个“全村学习最好的孩子”，从公务员变成一名“猪肉佬”。

　　跌落

　　廖立峰工作后，父母付全款在市区里买了房子。家里的日子也富裕起来，母亲种葡萄，父亲在屠宰场做生意，每年收入近20万元。

　　他每个月到手工资有3000多元。他和罗静喜欢在周末自驾游，加上经常往农村老家跑，每个月汽油钱近1000元。他勉强能维持“收支平衡”。

　　他应酬多，有时1个月，20多天有酒局。儿子比预产期早几天出生，罗静夜里进产房时，丈夫在从聚会赶来的路上。

　　他一直渴望有朋友，希望融入热闹的群体。小时候，别人看过的动画片，他没看过。班里男孩子几乎人手一个的“会闪的悠悠球”，他饿了两回肚子，用早饭钱买到一个基本款，不会回弹，也不会闪。他能融进城市孩子的圈子的办法是一起玩网络游戏。有段时间，他半夜溜去网吧，把枕头和衣服堆成人形埋在被子里。

　　他希望靠自己在城市立足，让父母过上不用再做工的生活。

　　“他帮了倒忙啊。”廖立峰的父亲说。

　　廖立峰不愿多提当公务员时做副业的经历。只言片语拼凑起夫妻俩做生意的梗概：罗静在物流公司实习过，他们就尝试加盟快递站点。快递站又像“联络站”，他们在这里认识了各种生意人。

　　廖立峰也和县中的学长建立了联系，对方经营着柳州市规模较大的二手车行。他进了这个圈子，学做二手车生意，一辆车能赚六七千元，是他工资的两倍。

　　2019年，那位学长找他借钱，邀他投资入股开二手车行分行。廖立峰拿出自己的积蓄和父母种葡萄攒下的钱，加上从朋友和银行的借款，总共投了80多万元。

　　但朋友拿了钱投资P2P公司，人跑路了，廖立峰的钱也打了水漂。

　　那时，网络借贷正疯狂，有时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和手机卡就能从一些网贷平台借钱。有的身份证是假的，手机卡也是假的，授权网贷平台读取的手机通讯录也是假的。“借了钱扔掉卡，就不用还了。”

　　廖立峰后来得知，对方一共筹资近2000万元。他没有像其他债主去法院起诉对方，他觉得对方家里“只剩下带着孩子的老婆在还债，也挺不容易”。

　　他把父母买的商品房卖了，还了部分债，又借钱买了两套公寓。他计划的是，等还完房贷，两套公寓的租金能够供孩子读书和父母养老。

　　他买的公寓在市区会展中心附近，是“有潜力的黄金地段”。房子带租约性质，开发商作担保，廖立峰买房同时签一个租赁给酒店经营的合同。酒店每月支付的租金可以抵掉月供。签约时，房子的外观已经建成，只剩下室内的软装。

　　后来，酒店没开起来，没有租金，房产证也没有，开发商遇到了经济危机。廖立峰每月要还1万多元的房贷。

　　廖立峰怎么拆补都填不上那些数字。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要还近5万元贷款。他陷入以贷养贷、以卡养卡、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中。

　　没过多久，催款的电话也出现在他的同事、村里邻居的手机上，还有人坐进双方父母家。

　　触底

　　2020年1月，廖立峰从公务员岗位辞职，并且第一次向妻子坦承债务的具体数字。这个数字是罗静预想的近10倍。两次投资失败，廖立峰背上了近200万元的债务。

　　罗静记得，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债务彻底爆发。为了省钱，待产包精简得只剩几件必需品。孩子穿了一件有破洞的衣服，廖立峰看了直流眼泪。

　　他有过轻生的念头，孩子成了支撑他的力量。廖立峰想快点还债，自己小时候穷过的感受，他不想让儿子再体会一遍。

　　他有过创业的经历。大学刚毕业那年，他在柳州做营养餐外卖。每天早上4点到农贸市场采买，中午12点多送完午餐再回去休息，他是采购员、厨师、社群维护及拓展经理兼外卖员。行情好的几个月，他一天能赚上千元。

　　但没多久，外卖平台在当地拓展市场，拉商家入驻。他拒绝了平台，但没拼过资本，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辞去公务员后，廖立峰决定抓住“风口”。

　　他看到身边很多人发了财，有的去义乌批发雨伞，3元一把，在团购网站上卖19.9元，每月成交几万单；有人拍当地农村生活短视频，积累十几万粉丝，在抖音上光卖泡菜，每月就有几十万元现金流。

　　一切看上去并不难，但廖立峰总比“风口”晚一步。

　　Vlog正火，他想和朋友做旅拍博主。无人机买了，路线也规划好了，新冠肺炎疫情来了。他还没上路，旅拍事业就结束了。

　　2020年3月的一天，“买不到螺蛳粉”上了微博热搜。那时，柳州街上的很多螺蛳粉店闭店。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是，柳州人见面打招呼，除了问“买到口罩了吗”，就是“你家买到螺蛳粉了吗”？

　　廖立峰和罗静觉得这是个商机。不仅本地人离不开螺蛳粉，全国还有很多螺蛳粉的“粉丝”。

　　批发大品牌的螺蛳粉卖，只能赚微薄的辛苦钱，夫妻俩决定自己做品牌。他们找代工厂，注册商标，花两三千元请人设计包装，还去外地向朋友学习网络销售，请朋友的朋友介绍网红主播帮忙带货。

　　辞去公务员的事他们始终瞒着父母。

　　廖立峰白天出门开网约车，晚上在直播平台卖螺蛳粉。直播时间从晚上7点半到12点。他的网名叫“破惨兄弟”。情况最好的时候，一晚上有两三千人观看。冷清时，父母的手机也静音模式放在眼前，直播间的人数勉强凑够两位数。

　　半年过去了，创业的收益比之前做公务员时还低。催债的电话没有一天停止过。夫妻俩陷入焦虑。

　　罗静觉得那段时间刚满周岁的儿子都有点抑郁了，他们很少能拍到他大笑的照片。

　　只有她的网文有了点起色。她在不同平台上注册了十几个账号，每天写文章到后半夜。她根据阅读量，分析不同平台的受众群体和阅读偏好，给用户“画像”。

　　老年人用户最多的平台，她写《50岁女人的穿衣忠告》《退休后最好的活法》《65岁大爷相亲的感想》。“图片也可以多放几张，增加阅读时长会提高收益。”

　　一年的时间，她积累了十几万粉丝，现在，她已经变成“熟练工”，1000字左右的文章，每小时能写两三篇，每月稿费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

　　今年3月，做快餐的朋友向廖立峰提议，不如去杀猪，卖猪肉一天能赚几百，好的时候能上千元。

　　廖立峰犹豫了几天，答应了。

　　退到一个位置

　　卖猪肉的前几个月，廖立峰发朋友圈要分组，特别要屏蔽同学和前同事们。他反复强调，自己不觉得卖猪肉丢人，真正丢人的是做到一半就放弃。如果坚持不下去，或者一蹶不振才会被人笑话。

　　他请村里的人来店里教剔骨和开猪脚，他付学费。“师傅”比他还小一岁，已经卖了10年猪肉。有的技术难学，他学了十几天。

　　廖立峰不怕别人议论自己，让他更难受的是“让父母没面子”。

　　他几乎是市场里最勤快的猪肉佬。早晨，他在本地的屠宰厂买一头猪，适当放低价格，上午卖完。中午，开一个多小时车去邻市的屠宰厂再买一头，等到下午4点钟再拿去菜市场卖。这样别人每天卖一头猪，他卖两头。收入翻倍的代价是他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那辆二手车半年开了2万公里。

　　卖猪肉半年后，罗静决定把廖立峰的故事发给一家自媒体，“警示年轻人不要借那么多钱。”她曾看到一名名牌大学毕业的银行白领，欠债400万元后送外卖还债。

　　但她自己没有出现在文章里。“还是有些好面子的。”罗静说。

　　罗静长得漂亮，成绩好，“是挺骄傲的一个人。“女孩子要多见世面”，她离开广西去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在深圳的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她“中过消费主义的毒”，买名牌包和衣服。刚卖猪肉时，她恨不得躲在一件隐身衣里。

　　有媒体拍廖立峰的工作照，她刻意挪到镜头外。躲不过的，她试探着问，“能不能用化名？”对方应允了，但最后不仅用了真名，还放了一张仰拍她的照片。

　　一家本地的论坛转载了相关的报道，跟帖几乎全是负面评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肯定是当公务员贪污被辞退了，现在又来洗白”……罗静赶紧联系管理员删帖。廖立峰不在意这些，对他而言，没有比还钱更要紧的事了。

　　今年9月，罗静的父母疼女儿，派儿子罗有威来支援。来猪肉铺的第一天，罗有威把屋里屋外做了遍清洁，堆积的脏衣服也都洗了。女朋友休假，他带来店里帮忙卖肉。

　　对于23岁的罗有威来说，姐夫廖立峰无疑是“别人家的孩子”。但罗有威不讨厌他，因为“他不会讲很多大道理”。他称赞廖立峰，在学习阶段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当过公务员，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退回来杀猪养家。

　　罗有威学的是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去年，他和班上同学被安排进富士康实习，在流水线上做话筒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实习快结束时，他们有些舍不得，“在工厂每月2300元的底薪”。

　　眼下，班上同学都在找工作。有人要去工地学做工程，有的打算去装修公司学室内设计，水电工也是不错的选择。他是唯一来猪肉铺“实习”的人。

　　廖立峰上新闻后，罗有威把一张新闻照片发到朋友圈，他被镜头扫进了那张照片。他觉得应该现实一点，“很多都是虚名。”

　　负债者

　　廖立峰在一家媒体的建议下开了抖音号，昵称就叫“吉大猪肉哥”，粉丝有1万多。给他留言的人足够组成一支“负债者联盟”：一名海南的公务员自称投资了农庄，受疫情影响亏损严重，欠下200多万元债务；一名在电力系统工作的90后，贷款搞投资，玩虚拟货币，债台高筑，现在也还不上了。

　　还有负债的年轻人从外地赶来，想拜廖立峰为师，学卖猪肉。最心诚的陈鸣（化名），和廖立峰同龄，出生在湖北农村，当天就在离猪肉铺几百米的地方租了房子。他欠网络借贷平台和银行30多万元。

　　陈鸣对罗静说，他是来带廖立峰发财的。他的手机上还留着证券交易软件，他的股票吞掉他近30万元贷款。

　　他本来在电子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早晨7点半进厂，下午6点下工，包吃住，每月收入五六千元。他不想只赚死工资。工厂里有不少理财思想的工人，陈鸣是他们的追随者之一。

　　罗有威见过工厂里的那些“布道者”，股票、基金、比特币、以太坊、狗狗币，讲起来头头是道。

　　陈鸣总说自己“倒霉”，“卖出去的股票都涨了，留在手里的跌得看不见底。”

　　来猪肉铺被他称为“病急乱投医”，他急需找一份赚钱快的工作。他不敢去公司应聘，缴纳社保时会留下“踪迹”，催债公司总能依据这些信息查到他就职的公司，拿到通讯录后挨个打给他的同事。

　　“我们只是表面看起来正常，如果你欠的（钱）多了或者欠的时间长了，完全不想去面对。”陈鸣说，“很迷茫。”

　　廖立峰能理解那种感觉，他愿意教他卖猪肉。

　　屠宰车间里，陈鸣拿着廖立峰递过来的工具刀，在猪毛上刮蹭了两下就站远了，嫌脏。廖立峰拉着猪肉回店铺卖肉，陈鸣回出租房补觉，晚上8点半再出现在店里，该吃晚饭了。

　　陈鸣用食指戳了戳案板上的猪五花，又把手缩回袖子里，“从凌晨3点到晚上10点收摊，你算算几个小时？”

　　他对廖立峰有些失望：一个都上了新闻的人，还是在一刀刀卖猪肉。

　　没多久，陈鸣从猪肉店消失了。

　　自洽

　　猪肉铺会在中午闭店4个小时。他们要开车返回10公里外的农村老家，和父母吃顿午饭，再陪一会儿1岁零8个月的儿子。廖立峰也可以补两个小时觉。

　　罗静仍坚持更新文章。她有时早晨4点起床码字，7点钟抱着电脑准时出现在猪肉摊前。猪肉铺的里屋是她的“办公间”，卖猪肉累了，她进屋写几篇，中午和晚上也总能挤出两三个小时。

　　午后的日头正毒，廖立峰的父亲戴着草帽蹲在自己房子旁，挑稻谷里的沙粒。几年前，他因为脑溢血住了院，不能外出做工，他买了酿酒的机器，在家赚钱。

　　父子俩偶尔还会因为债务的事情争吵，“你怎么借那么多钱啊！”气消了，父亲安慰他，“身体要紧，钱慢慢还。”

　　廖立峰现在仍不敢想那200万元的债，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卖猪肉。身体的疲惫能帮他入睡。“985”“公务员”的那些标签正在离他远去，他向父亲承诺，就算卖猪肉，也要比别人卖得好。

　　今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开始施行，全国首家个人破产事务管理机构在深圳挂牌成立。11月8日，深圳市中级法院裁定了首宗个人破产清算案件，一名“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通过免责考察期，不用还了。

　　卖了一晚上猪肉的夫妻俩看到这则消息。他们之前没听说过“个人破产”。“自己欠的钱，不还的话，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可以不还利息就觉得很好了。”罗静说，“如果不用还了，感觉生活好幸福啊，可以每天陪孩子了。”

　　“等还完钱”成了廖立峰和罗静口头禅。

　　转天，法院送了传票到农村老家。她们“被法院工作人员的态度温暖到了”。对方看过关于廖立峰的报道，一直鼓励她们说不要着急，慢慢还就好了。

　　廖立峰被拉进了吉林大学的校友群。校友们鼓励他，卖猪肉不丢人，不要放弃，债务慢慢还。他们相约今年冬天要采购廖立峰家的腊肉和腊肠。

　　廖立峰和罗静有时候觉得日子挺苦的，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眼圈乌青，满身油渍。有时又觉得“不在乎物质了，幸福感高了很多”。

　　凉棚下，廖立峰在挂腊肉，孩子在旁玩积木，他腾出手抱着孩子闻腊肉香不香。不远处，雨里的芭蕉叶在滴水。他用甘蔗熏肉，孩子扛着甘蔗，他夸孩子是孙悟空。肉摊边，猪尾巴耷拉着，罗静给他腰上贴膏药。看一只蜜蜂来了十多次“偷肉”，他笑称，终于明白自己这几天为啥不赚钱了。

　　他们珍惜每天和儿子4个小时的短暂相处。儿子抱着公鸡在院子里跑，比同样牙牙学语的孩子更早认识了“猪脚”和“排骨”。

　　罗静觉得自己也变了。她找到更多佐证自己观点的例子：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本科毕业就直接来公司做副总，让公司直接亏损了近亿元。任正非把孟晚舟放到基层很多年，后面才有了现在的孟晚舟。

　　别人故意提起她卖猪肉，还带一些嘲讽意味的时候，她就跟廖立峰学，给对方推介自家的腊肠腊肉。

　　罗静希望孩子能被他们“正确地影响到”，爸爸是卖猪肉的，就是职业里的一种。

　　他们打算开车去学手工腊肉的秘方。冬天就要来了，鲜猪肉卖得慢，他们得把猪的“产业链”再延长些。

　　廖立峰照例给每天都瘪的左后车胎打气。他不恼，自言自语，“每天都要加油打气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