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朱维铮:于丹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

亦因其源远流长之故,形成了对于《论语》激烈的今古之争、正学异端之争、考据性理之争等状况,自汉代延续至今,难有定论。不过也实属正常,毕竟十年一梦便是另一人间,又遑论时隔百年千年?事实胜于雄辩,唯有随着历史的面纱一层一层被揭开,才能溯本寻源,观其庐山真面目。

史家朱维铮:于丹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


一、《论语》之岁月变迁众所周知,任何事物在历史进程之中会逐而演变,人如此、社会如此、纵是山川河流亦是如此。而《论语》虽是得以流传,但经过不计其数的点缀装扮,今时之《论语》已非彼时,早已“面目全非”,不过好在其核心思想得以传承延续,乃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历史财富。《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后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险些断绝,直到汉朝时期得以流传的便只剩下一些口头传述以及于孔子住宅墙壁之中发现的版本,分别为《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等。后来张禹以《鲁论语》为根基,将另两者融入其中,也就形成了《论语》第一次的改订本《张候论》。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复以《张侯论》为依据,再次融合《鲁论语》与《齐论语》作出《论语注》。然而时至今日我等所采用的版本,多是参照于张禹的《张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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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却版本之外,历朝历代都有着为论语著释的例子,如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论语集注》等,数类繁多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关于《论语》的论证与解读在历朝历代都是蔚然成风的,毕竟作为儒家思想之集大成者,《论语》所蕴含的知识是极为庞大且驳杂的,因而注疏解释亦是必要的。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当中,根据注释之人的不同亦会适当的融合自身思想,继而衍生出百花齐放的盛况。即便时至今日,对于《论语》不同的看法以及思想依旧广泛存在。其中说法的成熟度,高低不一。因而除却正统思想以外,亦有不少“外道邪说”存在。但是本着历史的严谨性,许多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跟脚的,例如史学家朱维铮便曾直言不讳:于丹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

史家朱维铮:于丹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


二、半部《论语》治天下于丹其人,因百家讲坛讲述《论语》而广为人知。但是对于其说法与思想的真实性与严谨性素来褒贬不一,例如上述朱维铮之言。而朱维铮批判于丹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并非毫无缘由,张口就来的,而是切切实实有根有据的。

史家朱维铮:于丹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


例如,“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言是由北宋宰相赵普之言“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彼时,赵普虽为权相亦是北宋开国功臣,但是从实际来看其实不学无术的,因而闹出不少笑话以至于皇帝劝其多读书,因而赵普开始奋而读书,然而直到他去世之后,家人才发现他的遗物之中,仅有《论语》二十篇。因而,“半部论语治天下”实际上是对于赵普不学无术,知识匮乏的莫大讽刺。但是于丹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却将此言论联系至“学一个字、两个字就能受用一生。”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除此之外,于丹关于《论语》的言行之中,亦存在着颇多弊病,可谓漏洞百出,甚至有人直言,其每讲一分钟便有一个漏洞。虽说每个人对于历史亦或理念,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思想以及解读方式,但是作为一位公众人物,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如此不严谨所造成的误导亦是颇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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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纵观现如今,许许多多对于某一领域不甚了解之人,却偏偏成为了引领代表这一领域的人物,皆是堂而皇之的发表一些极其不负责任的言论,对于大众认知造成不当引导,然而却借助言论引发的影响力,成为其中的“专家”。如此情况,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并不仅限于专家,似乎不少人都有着或轻或重的“人云亦云”,对于自己所了解到的事物并不加以论证,便张口就来,因而引发出不少的笑话。因而生活之中“谨言慎行”是必要的,对于既定事物一定要在作出一番了解之后,才能加以评判。否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便夸夸其谈,必然贻笑大方。同时,正确看待历史事物亦是至关重要的。诚如马克思所言,“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看待历史事物,务必通过多方论证参考得出结论,唯有如此方能更趋近于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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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于丹“心得”除却此例之外,于丹“心得”亦是为人所诟病。朱维铮指出,她所谓的心得实际上皆有源头可寻,多数是通过引用他人言论,继而作为自己的“心得”存在,例如其中引用鲁迅之言,却并未标注鲁迅之称,而是堂而皇之的称之为“心得”。这类现象在往常是极其常见的,例如抄袭、盗版等等层出不穷。对于这种行为是必须予以谴责的。首先,任何一个人的注述观点皆是其之知识产物,若是顺手拈来,且不标明出处的话,此行为乃是对旁人成果的不尊重,俨然与盗窃无异。其次,似这般通过“拼凑”而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华而不实的,无异于空中楼阁、镜花水月。真正弥足珍贵的“心得”,是通过前人基础之上,造就属于自己的新的突破,而并非拼拼凑凑便可以称之为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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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度解读与“市场化”除却上述原因之外,于丹“一夜爆红”复又沦落至为人唾弃,与其对于《论语》的过度解读以及“市场化”的行为不无关系。其通过偷梁换柱的概念以及巧立名目的说法,将《论语》原本的意思进行再加工,进行“夸大化”“市场化”,转变为符合大众口味与观念的说法,继而引起人们的盲目追捧。除却于丹之外,生活之中这一例子并不少见,例如如今大肆横行的成功学大师,通过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继而打上“聪明人听的懂,听不懂的人都是傻瓜”的标签,将听众玩弄于股掌之间。俨然是现代社会之中上演的一出出“皇帝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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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于丹讲述《论语》的本质是在于向广大群众普及相关文化知识,引领人们学习《论语》的风潮,然而当这一行为与市场、收益等挂钩之时,难免会令其变质。毕竟造就于丹这一形象存在的,并非仅有她本人,与媒体的“收益至上”以及观众的盲目追捧亦有着很大的关联,若是没有这些背后强有力的支撑,于丹亦难以登上“神坛”。由此可见“透过事物的表象观其本质”依旧是永不过时的话题,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事例,他们将自己冠以权威的名义,继而抛出一系列哗众而取宠的言论,意欲混淆我们的认知与思想,从而达到牟利的目的。对于此,我们务必要在接受事物的同时报以怀疑的目光,通过一番仔细斟酌,再确定其真实性以及对于自身是否有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能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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