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和阿德里安·维米尔勒（Adrian Vermeule）可能是当今美国高等教育界最诡异的一对学术拍档了。两人背后的传统大相径庭，但十多年来，却共同撰写了大量法律分析著作。近日，这对“怪偶”合作的新著《法律与利维坦：救赎行政国》（Law and Leviathan: Redeem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卡斯·桑斯坦
阿德里安·维米尔勒
所谓“行政国”主要指美国联邦政府的独立规制机构，起源于19世纪末。这类机构由国会立法建立，负责某个具体的公共政策领域的规则制定和实施，理论上不受总统控制。美联储、联邦贸易委员会、核监管委员会、美国环境保护署都属于这样的机构，可以说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于一身，被称为“第四政府部门”。也因此，其法律地位一直受到质疑。特朗普任内的国内政策即被研究者概括为“解构行政国”。
桑斯坦和维米尔勒援引著名法律哲学家朗·富勒，强调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遵守规则、保持透明可以为美国极度膨胀而冲突频现的这个“第四政府部门”正名。桑斯坦曾与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合著《助推》（Nudge）一书。塞勒在201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在书中提出，普通人经常受到非理性偏见的影响，因此一个理性和道德的国家需要一个由社会科学家或“选择设计者”组成的专家阶层，通过行政机构助推民众做出更理性的行为。此类架构类似于为民众在信息纷繁的生活世界里提供一个GPS，它标出山川沟壑，推荐最优路径，但选择权在个人。书中主要关注福利领域，如退休储蓄、医疗保健和教育。维米尔勒总体上认同这个方案，只是他希望借由这些社科精英主导的行政规则来服务于美国社会的重新基督教化。
佩珀代因大学政治学者杰森·布莱克利（Jason Blakely）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评论说，桑斯坦和维米尔勒的论证看似中立，实际上只是一种减弱的康德式义务论，且具有高度的倾向性——他们希望围绕权威、知识、理性和权力等非常具体的概念来组织社会；他们认为，那些在人文社科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是在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者。然而，布莱克利指出，众所周知，专家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往往不太灵验。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的研究就发现，在预测自己专业领域的未来方面，社会科学家甚至比不过其他领域的中等知情的同僚——“一个课题辛辛苦苦搞几年，结果预测起未来，和那些门外汉一样糟糕。”
布莱克利认为，正是技术专家精心策划了一门经济“科学”，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和2008年金融危机。此外，美国选举政治发展成一个赌博型的预测市场，建立在所谓专家知识上的灾难性的美国中东问题决策，这些专家们更是难辞其咎。他还指出，社科专家之所以能在主流社会理论中独领风骚，部分是人文学科退守的结果。大学内外一直有一种呼声，要求人文主义者证明文科教育的“价值”，结果资金便流向了那些被认为运用更科学、更切实的方法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
近日，桑斯坦被拜登任命为国土安全部顾问，以确保新的移民政策有充分依据，且合乎法律。桑斯坦曾任奥巴马政府的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扮演行政立法看门人；与拜登三十年前就有过交集。他是个“高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学者，声称精通一切”。2018年，桑斯坦获得霍尔堡奖，这项由挪威政府颁发的殊荣被视同人文社科领域的诺贝尔奖。桑斯坦的太太鲍尔（Samantha Power）则被拜登提名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她也曾是奥巴马第二任期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太太的财务信息中披露，桑斯坦平日里所获咨询费颇丰，客户中包括苹果公司等，勤奋著书的他版税也相当可观。
在布莱克利看来，法律等传统人文学科中盛行“技术流”，是因为这些专家能够利用STEM学科的威望来增强自己的权威——将人类生活归结为一种科学，进而享有充足的研究资助和极高声望，桑斯坦和维米尔勒便是这类知识权威的顶峰。布莱克利提供另一种声音，他说这些权威的“魔术”不能轻易取代人文主义者的文化和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人文主义者对普通人的知识和行为的尊重。这些知识权威并不一定在道德和理性上更优越，相反，可能正是他们阻碍了人们思考美国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真正重大问题。
编译：李纯一
编辑：陈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