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读者都知道我这个人思维非常跳跃，一篇文章没写完就会去写另一篇，结果哪篇都没完成。2019年11月的时候我就在写关于吴四姓和会稽四姓的文章，后来我觉得科普故事没意思，就改成东吴的立国之路，这个话题早有先贤写过，如果拾人牙慧，我肯定不会写，自然有其他观点。写着写着，我又觉得既然写东吴立国之路，孙策必须写清楚，于是改写孙策的故事。
既然说到孙策，必须先说孙坚，关于孙坚的出身问题，在学术界有争议。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孙坚是次一等的士族，而田余庆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孙坚出身很低微。本来孙坚家到底是个什么出身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但是问题关键在于，文史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出现了根本性错误。考据法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包括理证、书证和物证。在实际运用中，书证用的比较多，也就是利用各类档案资料以及各种书籍为依据，考证史料正误。
物证是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因为年代久远的原因，这方面的东西确实比较少。而理证，最简单的说，就是根据书证和物证做出准确的分析判断。这一点最重要，但问题就出在理证上。
比如关于孙坚出身这个问题，现代人如果认为他是士族，就会有条注释，陈寅恪是这么说的；如果认为是寒族，也会有条注释，田余庆是这么说的。问题在于陈寅恪或者田余庆，他们的论述到底对不对？能不能分辨出来他们到底说的对不对，这个就是理证。
陈寅恪论述这个问题是这么说的，根据裴松之注引《吴书》：“坚世仕吴，家於富春，葬於城东。”因此，陈寅恪就凭“坚世仕吴”这四个字，一口咬定：“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这个叫拍脑袋，不叫考证。不去进行分析，直接引用陈寅恪的说法，那更是拍脑袋。
田余庆是这么认为的：富春孙氏本属“孤微发迹”，无强大的乡土势力可言。他认为裴松之注引《吴书》：“坚世仕吴”，这是韦昭在吴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不实之词。其实就是反对陈寅恪不负责任的拍脑袋，他的论据是：《宋书·符瑞志》：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钟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天，衍数里。父老相谓，此非凡气，孙氏其兴矣。
《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九引《幽明录》：孙钟，吴郡富春人，坚之祖也。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忽有三年少诣乞瓜，钟为设食，临去曰：“我司命也。感君不知何以相报。此山下善，可作冢。”复言“欲连世封侯，而数代天子耶？”钟跪曰：“数代天子，故当所乐。”便为定墓，曰：“君可山下百步后顾，见我去处，便是坟所也。”下山百步，便顾见，悉化成白鹤也。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田余庆所引用的《宋书·符瑞志》和《太平御览》关于孙坚出身低微的说法的原始史料来源都是出自《幽明录》。除了《幽明录》外还有一本叫《异苑》的书，说法也是一样。而这两本书都是南北朝时南朝宋的志怪小说。正如群里的随风博士所言，用志怪小说作为论据，恐怕很不严谨。
其实也就是说田余庆的结论没问题，但是论据不正确。事实上，是不能用错误论据来导出正确结论。当然，除了陈寅恪、田余庆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有过论述，大同小异，自然都和陈寅恪、田余庆一样错了，就不一一列举了。
可是我却说田余庆老先生的结论没问题，那么我是不是有别的证据呢？答案是有的，就在《三国志》的正文，而且还是铁证。
《吴书?妃嫔传第五》有这么一段话：吴主权徐夫人，吴郡富春人也。祖父真，与权父坚相亲，坚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汉末扰乱，去吏，随坚征伐有功，拜偏将军。坚薨，随孙策讨樊能、于麋等於横江，击张英於当利口，而船少，欲驻军更求。琨母时在军中，谓琨曰：“州家多发水军来逆人，则不利矣，如何可驻邪？宜伐芦苇以为泭，佐船渡军。”琨具启策，策即行之，众悉俱济，遂破英，击走笮融、刘繇，事业克定。
这段话就是孙坚出身低微的铁证。这段话讲的是孙权的外戚徐琨，孙权的徐夫人是他女儿，老孙家的丈人。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孙权的姑表兄弟。顺便说一句，这孙权也够乱的，娶自己表侄女为夫人。徐琨为啥会是孙权的姑表兄弟呢？因为他父亲徐真和孙坚是好朋友，孙坚把自己妹妹嫁给了徐真，生了徐琨。
徐琨跟着孙策讨伐张英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就是孙坚的妹妹出了个主意：“州家多发水军来逆人，则不利矣，如何可驻邪？宜伐芦苇以为泭，佐船渡军。”徐琨禀告孙策后，孙策用这办法一举打败张英。
有人要说了，这和孙坚出身低微有什么关系？陈寅恪等人为什么能成为佼佼者，除了博学外，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动脑思考。人所共知，江南水乡，船多。但是船多并不代表每个人都懂水上行舟之事。孙坚的妹妹是个女孩子家，却精通此事，这说明什么？
古代的农民分为自耕农和佃农，自耕农自己有田，佃农没田需要租种土地，地位要比自耕农低一等。可是普通老百姓中没田的不光是佃农，在江南水乡还有一种人叫渔民。
这些人没有田，在水上讨生活。相比佃农他们更低一等，佃农至少还有自己的房子，而渔民中的很多人甚至连房子都没有，就是以船为生。一个女孩子精通水上行舟之事，那么请问什么样子人家的女孩子会懂这些呢？
这说明孙坚家大概率是渔民。士族家的女孩子是不可能懂这些东西的，孙策自己都不懂，因为等他记事的时候，孙家已经发迹了。这条史料就是孙坚出身低微的铁证。
可见，陈寅恪和田余庆两位老先生都错了。不过这篇文章并不是来讨论他们的错误的。有错误非常正常，但是正如前所述，书证和物证很重要，最重要的却是理证。史学研究，必须能正确分析判断所用书证和物证的正确与否，用自己的基本功得出正确结论。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陈寅恪等人能成为佼佼者的原因，善于动脑。
而现在史学研究上的大问题就是，人们普遍性地引用前人的论述，却不具备分析判断能力。引用了前人的论述，就拿来当论据了，却不考察所引用的内容是否正确。这种所谓的研究，没有任何意义。
这篇文章是孙策的故事而引出来的一篇小文章。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当时面临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对手，朱元璋却选择先打实力远远强于自己的陈友谅，后打实力较弱的张士诚。按照常理来说，张士诚较弱，朱元璋应该先打他，而对陈友谅采取守势。但是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的理由是张士诚没有进取心，是个自守贼。可是朱元璋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他必须能打败陈友谅。为什么朱元璋会采取这个战略呢？其实他是跟孙策学的。这个问题下一篇文章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