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富庶、繁华，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而江宁地区出土的古代文物则代表了江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下我们便选择一些江宁博物馆所藏的金银玉器与大家一起来欣赏。
这是一件出土于江宁横溪街道小丹阳窑厂的汉代玉璧，直径有23厘米，孔径4.5厘米，厚0.5厘米。这是一件典型的汉代青玉璧，“苍璧礼天”，它是祭天的礼器。璧饰分内外两圈，内圈为谷纹，外圈看起来像是由四组经过处理的神兽纹，纹样似为所谓的“对剖”结构，即双身共首型。当然，如果加上中间的那道绳纹，那就有三道纹饰了。当然汉代玉璧的使用往往不限于祭天，也可以用于殓葬，防腐，甚至作为通天的工具。
这件带钩出土于江宁东山街道上坊社区下坊村沙石岩，长10厘米，很有可能是一件实用品。带钩最早见于新石器时期，发展于战国，西汉最盛，这件带钩虽然为三国时物，但是反映的特征还是较为典型的汉风，这种作回顾状的螭龙造型，在汉代较为常见，但它雕琢精致，整体而言，还是相当精美、雅致的。
这五朵桃形的金叶，与上面的带钩一样，均出自于三国时期的一座吴国墓葬。这些叶片系金箔制成，其薄如纸。上有穿孔，当为系结于它物之上作装饰之用。
此器名凤纹金饰件，东晋时物，长2.2厘米，宽2.8厘米。器形为两肩圆耸，顶部起尖，呈佛龛状。它或为汉代以来高级官员特用的冠前饰物金珰。珰饰于冠前，以黄金为之，故名，是一种等级的徽识。《汉书·谷永传》载：“戴金、貂之饰，执常伯之职者”，常伯即侍中，汉代饰中、中常侍佩冠，前加金珰，附蝉形纹饰，又加貂尾，合称貂蝉。金珰通用形为山形，它不仅男性可用，女性亦可用，即可用作冠饰，也可以是步摇上的饰件。
金珰的四周焊满了金粟粒，另一件东晋饰件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完全采用了金粟粒来塑造各种主辅形象。这件器物呈三角形，长7厘米，高4.6厘米，中部的凤纹造型比金珰更为精致，对称造型，下部为双鱼衔胜，鱼眼镶以绿松石，凤鸟的双眼估计也镶以宝石，两侧斜坡上的水滴纹中还残存有绿松石装饰。
这是一件南朝的兽面纹金铺首，出土于江宁开发区将军山印塘村，不大，高2.5厘米，宽2厘米。这件铺首以金箔捶鍱而成，与秦汉时期的铺首相比，风格有很大的变化，它的嘴形起伏较大，狮形鼻，较有喜感，眼睛以上修饰繁缛，这件器件看起来也是镶嵌于它物之上的装饰，它其实不是铺首，而是兽面装饰。
这组腰带上的饰件年代较晚，是元代的，出土于江宁东山街道竹山南麓，孔雀石制成，有鸡心形、长方形等造型，天然的纹路较为清丽。
明代的金冠，长8.15厘米，有三道直梁，两侧各有一孔，用以插金簪，冠前6孔，应该用以镶嵌宝石之类的装饰。此冠是明代官员退朝燕居时用来束发的用具。该冠出土于江宁将军山沐瓒墓，沐瓒（1439年-1481年）是明代功臣沐英第三子沐昂之孙。1452年承袭父亲沐僖的官位锦衣卫副千户；1459年被提升为右军都督同知，佩镇南将军印。1468年改任副总兵镇守云南。因而此冠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
这是一件金冥币，是目前所见最大的金币，直径达20.1厘米，亦出土于明代沐瓒墓。金币正面以四弧线将币面分成四部分，分别錾刻莲花、茶花、牡丹、菊花。背面为素面。明代金器，模仿植物、动物的纹样较前代明显增多，植物以花卉枝叶为多，錾刻舒展的牡丹花瓣，四周以叶相扶，栩栩如生，大朵的牡丹花和摇曳的枝叶，花瓣丰满，叶脉纹饰用阴线勾出，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花繁叶茂、花枝招展的效果。
沐瓒墓还出土了一件镶有宝石的经盒，长9.2厘米，宽9.2厘米，所系金链长89.5厘米。盒内中空，装有经文，经盒上嵌有各种宝石，不少已脱落。南京地区目前已出土三件同类经盒，皆出自沐家家族墓地。黔国沐氏世奉佛教，这件镶宝石经盒，设计独特巧妙，造型生动优美，做工精细奇巧，纹饰丰富细腻，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代表了明代的工艺水平，工艺精湛，规格之高都十分罕见。
这年出土明代的白玉母子猴饰件，长约5厘米，通体白润光洁。作母猴与小猴相抱之状，非常形象、生动，或为当时的儿童玩具。
另一件造型也颇具童趣的饰件，马上封侯，尺寸与前一件差不多，也是把玩之物。明清玉器礼器减少，日常生活用具增多，吉祥玉大量出现，将生活中常用的吉语透过谐音转换，以具体形象呈现出来。马与猴在玉器上的结合便是这个时期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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