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新闻岁月,老报人画说话说」:报社记趣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宗春启(北京市记协原常务副主席)
1994年秋天,我陪同《河内日报》的越南同行游慕田峪长城回来,汽车一驶过建国门,我赶忙指着灯光璀璨的报社大楼对他们说:“看,这就是北京日报!”那种自豪之情中,不无炫耀的成分。一年之前,我们北京日报社代表团一行四人应邀访问了河内日报社,见识过他们的办公条件,那根本无法跟北京日报社比。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日报社大楼
北京日报社的风水宝地
北京日报社曾三迁社址。余生也晚,没赶上《北京日报》创刊,见到东单二条的第二个旧址时,那里已经是报社的托儿所了。如今那个大院连带整个东单二条都没有了,建起了东方广场。
1956年,北京日报社从东单二条迁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主楼大门冲南,开在麻线胡同。因为当初的规划,是要将麻线胡同拓宽为主路的。那时东长安街的东端就到东单,再往东没有路,要去建国门豁口,须绕行观音寺、裱褙、苏州等胡同。到了1958年,拆除了东西观音寺胡同南侧、笔管胡同,这才使东长安街得以向东延伸。因为麻线胡同不再拓宽,北京日报社便把开在西裱褙胡同的大门当做正门了。
初创时的北京日报社
对于北京日报社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环境,我是日后才逐渐了解的。这是一块饱含文化底蕴、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风水宝地。报社所在的西裱褙胡同和北边的洋溢胡同,正坐落在元大都南城墙的遗址上。明朝永乐十七年(1419),朱棣改扩建北京城,把南城墙向南推到了现在的前三门一线,废弃的土城墙坍塌成一条高岗。所以当年进报社大门之后,便是一个下坡。从《京师坊巷志稿》记载上看,麻线胡同、裱褙胡同一带曾有不少寺观,如三元庵、延寿庵、土地庙、火神庙等;裱褙胡同北还有个总督仓场署,不过后来都变成民居大杂院,再后来就消失了。
景泰年间兵部尚书于谦的宅第就在西裱褙胡同,堂堂大司马,所居住的却是一座简陋的小院,史书上说其“仅蔽风雨而已”。我们曾经进去看过,居民还以为我们是房管部门的,一个劲问什么时候拆迁。如今那院子终于拆了,建起了新的于谦祠,“包浆”和老的味道全都没有了。于谦故居以东曾有几个气宇轩昂的门楼,黑漆大门,石鼓门墩,砖雕精美,不知曾是哪些个大官的府第。
报社东边有一个带花园的大院子,亭台假山,水池游廊,红漆大门开在麻线胡同。洋溢胡同西口,曾有栋中西合璧的青砖小楼,楼顶上有座像是瞭望用的塔楼,造型如北京的钟楼而更小巧,其实跟燕京大学的博雅塔一样,是个水塔。北平解放前夕,中共北平地下党曾利用这个制高点,秘密监视东单机场飞机的起降。那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东单飞机场成为了国民党军政要人逃离北平的唯一通道。1998年,这座小楼连同西裱褙胡同和洋溢胡同,一起拆掉了。
上世纪80年代,报社的院子里还有些古建筑。大门东侧坐北朝南,是一座三楹起脊的髙屋,像是大宅门里的正房。大楼脚下的地面上,曾放置着一块近一米见方的汉白玉,侧立面夹角处雕刻着一个怒目圆睁、弓腰负重的武士,细腻而生动,那风格应该是明代的。
80年代末,报社的四层老楼上先是加盖了四层,变成了八层。后来,拆掉了洋溢胡同、西裱褙胡同,拓宽了建国门内大街,进入21世纪后,北京日报社临街盖起了新闻大厦。再后来,新闻大厦南边又建起一座新办公大楼,报社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现代了。
报社新的采编大楼
第一次进北京日报社
我第一次进北京日报社是在1980年6月。当时我上大一,想在报纸上发表点东西。班里有个姓苏的女生,上学前曾在《北京日报》文艺部工作。一个没课的下午,她带我们三个同学来到了北京日报社。大门外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李滨声,苏小姐亲热地和他打招呼,并把他介绍给了我们:“这位就是漫画家李滨声。”那时的李滨声精神焕发,满面红光,微笑着跟我们一一握手,给我的印象是:这位大画家真平易!
今年98岁的李滨声(左)和本文作者宗春启(右)回忆起报社的往昔
李滨声自画像
李滨声 绘
进了编辑部大楼,苏小姐把我们领到了《北京晚报》副刊部,介绍我们认识了李凤祥、孙雁行两位编辑。副刊部办公室里连个多余的座位也没有,两位编辑把我们让进了四楼一间摆满床铺的单身宿舍,坐下来和我们简短交谈之后,收下了我们的稿子。一个星期之后,我的第一篇“豆腐块”《最北部的古长城》刊登在了《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许多中学同学都见到了。
告别两位编辑下楼的时候,三楼到二楼、二楼到一楼转折处的壁报把我吸引住了。我跟同来的同学说:“你们先走吧,我要看一会儿。”两处壁报一处是评报栏,一处是剪报栏。评报栏里贴着一些被圈点了的报纸。有篇文章里有个“藠”(念jiào)字,被蓝色水笔勾了出来,评道:“这个字应该注上音。”署名是“一读者”。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一读者”原来是总编辑王立行。剪报栏上张贴的,许多是剪自港澳台报刊的文章。我也不知道看了多长时间,光线已渐渐昏暗下来。这时,“嗒”地一声,灯亮了。回头一看,一位瘦小的工友模样的人冲我一笑。是他为我扭亮了电灯。后来我认识了他,姓张。
初次进北京日报社,感觉真好。
年轻时的本文作者
实习新鲜见闻多
1981年暑假之后,我到《北京日报》夜班总编室实习,跟朱本慧老师学习改稿子、做标题、设计版样。
设计版样需要计算一篇稿子多少字、排多少行、放什么位置、需占多大面积。算得不准确,难免要听排版师傅的数落。当时整个总编室只有一版有一个计算器,由专人保管。一版有位王编辑,计算用算盘,设计版样时蹲在椅子上,“噼里啪啦”,一下五去四、六上一去五进一,很有特色。老编辑许炳炎呢,记忆力超强,三栏题用一号字,能放多少字?不用算,张口就能告诉你,真让人佩服。
实习期间赶上一件大事:第3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决赛,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原来摆在一楼大厅的全报社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被搬到了三楼的总编室,总编辑、值班副总编、总编室主任还有全体夜班编辑,都围在电视机前,一起为女排的胜利欢呼。摄影部主任王振民用三脚架把相机支在电视屏幕前,抓拍了五星红旗在赛场上徐徐升起的瞬间。
上夜班 昼寝难
1983年春节过后,我们一批大学生正式跨进了《北京日报》。我被分配到总编室上夜班。
夜班编辑之辛苦是不用说的。但只要是办日报,报社就必须要有许多人上夜班。说心里话,我也不愿意上夜班,但看到那么老编辑任劳任怨地在夜班工作了许多年,我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上夜班,最苦的是夏天,办公室里没有空调,暑热如蒸。电扇一开,吹得桌上的稿子乱飞,不得不用东西压住。不开电扇又不行,热不必说,还有人要靠吸烟提神呢,那烟雾弥漫起来,更叫人受不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总编室是全报社最早一批装上窗式空调的,那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了。
比我们当编辑更辛苦的,是排字房的工人师傅。排字房北端是铸字车间,排版用过的铅字在这里用电炉熔化后翻铸成新铅字。铅的熔点是327摄氏度,四五台铸字机一起工作,就是四五台三四百度高温的热源。什么叫汗流浃背?看看夏天夜里排字房里的工人师傅就知道了。
因为下了夜班没有公交车回家,人们只能在四楼的一个大房间里睡觉。屋小人多,床铺挨着床铺。那个打算盘的王编辑倒头便睡,鼾声如雷。有人气得朝他头上扔纸团:“嘿!别打呼噜啦!”
我家住得远,白天只能在报社四楼睡觉。楼下是麻线胡同小学,学生们在胡同里上体育课。“快跑啊!”“加油啊!”呐喊声直冲耳鼓。一个大家子弟骑着摩托车、抱着孩子在胡同里兜风,“嘭嘭嘭嘭”的发动机声震人心魄。小贩的叫卖声也来凑热闹:“打豆汁来,麻豆腐!”还有一个叫卖:“花生米!”这三字平仄与我的名字一致,刚一合眼,就听见有人像在叫我的名字。麻线胡同还住过一位精神病患者,估计是个回城的插队知青。有一天他兴致大发,一个人唱起了《沙家浜》,从“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一直唱到“此一去捣敌巢擒贼擒王”,所有人物的道白一句不落。周围环境如此嘈杂,叫人怎能睡得着?我写了一篇《昼寝》小文,发在了晚报五色土副刊上,总编室主任看了冲我直乐。
说起报社当时的环境来,还有件趣事。一天夜里,二版编辑朱本慧大姐下完版样从排字房回来,空无一人的屋子里,桌子上站着一个身材瘦长的小动物,正瞪着小眼睛东张西望。朱大姐赶忙关上门跑到一版去叫人:“小王小马,你们到二版屋里去看看,好像有个黄鼠狼!”两个年轻的编辑跑过来,黄鼠狼已经不见了踪影。两人搬桌子、倒椅子,折腾半天,总算把这个不速之客捉住了……
旧貌换新 初心不改
上世纪80年代,报社的物质条件虽然简陋,但全报社人和人的关系却亲密融合。那时全报社只有地下一层一个公共浴室,无论社长、总编辑还是普通记者,一起洗澡,赤诚相见。下级找上级请示汇报,推门就进,有话就说,无需繁文缛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日报社引进先进技术,开始使用激光排版方式。 摄影:翟伟
80年代,是《北京日报》蓄势待发的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随着北京城日新月异的发展,北京日报社也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进入90年代,排字车间告别了铅与火,用上了激光照排。工人冒着高温拣字排版,已成为历史。印厂搬到了通州次渠,并且淘汰了铅板轮转机,换成了进口的胶印机,印出的报纸图案清晰、色彩逼真。记者编辑人人配备了电脑,办公搬进了大平台,安装了冬暖夏凉的中央空调……
七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北京日报社旧貌换新颜。不变的,是《北京日报》人一以贯之的用新闻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