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祚九十余年，蒙古族统治者十分注重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官方管理机构—浮梁磁局的设立、汉蒙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与海外贸易的发达共同促进了瓷业的繁荣，制瓷工艺也取得长足进步。
江西地区自古以来便盛产瓷器，元代景德镇窑卵白釉、青花、釉里红、釉上彩等新瓷器品种的出现，对明清两代瓷业高峰的出现起了积极作用。新器型和新纹样在此时应运而生，其中高足杯就是元代典型器物之一。
为何高足杯在元朝盛行？
1271年，蒙古人入主中原，同时也带来了以高足杯作为酒具的器用习惯，这种用五指抓握的豪迈饮酒方式与宋人斯文的饮酒方式截然不同。
与前代瓷质高足杯相比，元代高足杯的器型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杯身敦厚似碗状，长柄小圈足的造型，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蒙古人喝酒一向豪迈，高足设计便于五指抓握，即使骑在马背上，也可以大口豪饮。此外，修长的把柄便于他们系于腰间或挂在马背，因而高足杯也被称为“马上杯”。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半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其中黑陶高足杯是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高足杯。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高足杯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黑陶高足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古时随着酿酒技术的进步和饮酒之风的日渐盛行，酒器也随之得到不断地改进，经过历朝历代的积淀，衍生出名目繁多的杯类酒器，高足杯也是其中之一。高足杯材质不一，不仅有陶器，还有青铜、金银、漆器、玉等质地，不同材质的高足杯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
隋 白釉高足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对这种上部为杯或碗形，下部为高柄当足的器物，早期的历史文献不见记载，直到五代十国的周羽冲《三楚新录》才出现“高足碗”的名称。
唐 青釉花口高足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出土的殷商文物中，青铜酒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就有高足杯；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盛行，漆制高足杯频频出现；秦汉时期，玉质高足杯风靡一时。
宋 白釉花口高足杯，故宫博物院藏
宋辽金时整体器型略低矮，底足呈喇队状；而元代高足杯变化较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而后明清一直沿用，但稍有不同。
关于高足杯的功用，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作为实用性酒具，可以在马上或在日常生活中用来饮酒；二是作为供奉、祭祀用礼器，以作供奉礼佛或祭祀之用；三是作为官府公用器，用于官府机构人员的工作或生活中；四是民间商品用瓷，为满足当时人们的内需和外需而烧制。
高足杯在元代极为盛行。它是蒙元嗜酒习俗的见证，它是元代制瓷业大发展的象征；它的造型迥异于前代同类作品，在元代，它还出现了青花、釉里红和卵白釉的新品类；因元代天才瓷匠的潜心琢磨，得以独创出世所罕见的品种；同时，它也是元代瓷器中最流行的器型。
2高足杯作为官府公用器使用，1976年韩国新安沉船出水１件青瓷盘，刻有“使司帅府公用”六字，冯先铭先生指出它应该是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龙泉窑的定烧器。除此之外，江苏扬州和安徽宣城都发现过一种卵白釉印花碗，其外壁有楷书“宪台公用”，“宪台”或指元代的御史台。
元 缠枝菊花纹高足杯
可知元代官府机构有置办“公用器物”的现象，即官府机构为维持其日常运作而定制公用器，包括履行职能所需的器物和生活用器。综上所述，高足杯也有充当官府公用器的功能。
高足杯在供奉、祭祀用礼器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在元朝一直享有国教地位，备受元朝上层统治者推崇，元世祖忽必烈还曾封喇嘛教领袖八思巴为帝师，统领宣政院。
元朝受宗教信仰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元人尚白和蓝，故卵白釉器和青花器在元代被大量烧造，出土卵白釉高足杯上模印的八宝、杂宝和莲花纹以及青花高足杯上绘出的莲瓣、火焰纹，都是藏传佛教纹样与高足杯相结合的写照。
元帝王还在一些大嘛庙里设神御殿（又称“影堂”），供奉其御容，摆放祭器，祭祀不断。由此观之，元代的高足杯具有供奉礼佛的功用。
由于元政府对手工业的重视与大力扶植，加之元代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发达的对外贸易，元代成为我国陶瓷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一些元瓷除御用、官用外，还有商品瓷的功用，不仅深受国人喜爱，还被远销至中亚、西亚、东南亚各国。瓷器的输出方式有官府的“贡赐”行为、商贸行为和民间的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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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千年不断传承的文化，
亦是自古至今代代相传的智慧，
更是书写在血液里的祖先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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