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路上有条与之同名的弄堂叫淮海坊。建于1924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巴金先生从拉都路敦和里（现襄阳南路306弄）搬到淮海坊59号居住 ，直至1955年9月乔迁至武康路113号。
我随友人曾数次走访淮海坊，前弄面朝热闹的淮海路，后弄与茂名路、南昌路相通，闹中取静。我听说巴金早年常在南昌路上散步顺路拐进白俄人开的书店淘旧书，一举两得。淮海坊清水红砖，钢窗蜡地，每个门牌号里有天井，59号的墙上比左邻右舍多了块镌刻着“著名文学大师巴金1937年曾在此居住”的铭牌。我曾随巴金胞弟李济生和翻译家杨苡走访过59号。那天，大门关着。我们只得站在铭牌旁照了几张相。杨苡还仰头望着曾留宿住过的二楼窗户，说起与巴金夫人萧珊在“亭子间”促膝谈心至深夜的情形……我见这样的铭牌在弄内有不少，其中有3号的夏丏尊和99号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26号竺可桢及徐悲鸿、胡蝶等科技、文化界名人。
按惯例，楼上的住户都从后门进出。我后又去过几次都吃了“闭门羹”。一次，59号门开着，经住家同意，便走了进去，经过卫生间、厨房就是楼梯。拾级而上，在二楼亭子间转弯处设了一道栅栏门，那天，门关着，只得下楼。但上楼脚踩木梯声使我找到了巴老养子马绍弥对我说过的感觉。他是巴老友、翻译家马宗融和女作家罗淑之子。其双亲病逝后，巴金夫妇收养了他们姐弟俩，视若己出。马绍弥寓居淮海坊59号时，在楼上只要听到“咚、咚、咚”上楼的沉重脚步声，就知道是李伯伯又买书回来了，他赶紧下楼帮助一起提上楼。淮海坊的家留给他的印象是各个角落全塞满了书。老马还向我介绍：三楼靠窗是书桌，除放一张铁床外，多余之地都被书柜挤占，只像老城隍庙“九曲桥”那样侧身过人的通道，连亭子间都成了“书库”。
巴金在淮海坊完成了“激流三部曲”中的《春》和《秋》，我在《秋》的序言里读到他在淮海坊创作时的情景：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从事翻译工作，晚上9时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2点，有时甚至3、4点，然后上床睡觉……
在这期间，巴金还辗转广州、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忙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发行。1946年5月，他与妻子萧珊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小林从重庆回到淮海坊。由此，59号热闹了起来，成了文化“沙龙”的聚集之地。巧得很，我无意间看到作家汪曾祺在散文《寻常茶话》中对那段岁月的描述：“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工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工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老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四十三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再没有喝一次工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鲜活的文字，我好似置身于其中。同年末，巴金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在淮海坊杀青。
1949年后，巴金在淮海坊居住时应邀出访了波兰、苏联和印度，创作并出版了《纳粹杀人工厂——奥斯维辛》一书。五十年代初，巴金两度从淮海坊启程，率中国文联“战地创作组”赴朝鲜战场深入生活，历时一年之多，与留守淮海坊的萧珊往来书简就达八十余封。回国后，根据积累的素材创作了一批讴歌志愿军战士勇于献身、保家卫国的军事题材作品，这批作品影响最大的数小说《团圆》，影片《英雄儿女》系根据此改编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巴金虽然在杭州花港招待所创作了小说《团圆》，但淮海坊59号作为电影《英雄儿女》原著的发祥地是毫无悬念的。（陆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