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咖啡馆
前不久读到系列文章“咖啡生活往事”,其中有一篇《鲁迅在咖啡馆喝茶》(《今晚报》2020年11月21日)。鲁迅嗜好喝茶而非咖啡,那么,喝茶应去茶楼何必要进咖啡馆?文章说,那是“1929年底,鲁迅也登上了‘公啡’的二楼,出席筹备‘左联’的聚会”。
我看到的资料,为筹备“左联”成立,鲁迅一共到公啡咖啡馆参加过两次会议。第一次是1930年2月16日,当天《鲁迅日记》载,“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即到公啡咖啡馆出席“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会上决定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委员会。第二次是阿英(钱杏邨)的回忆,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召开前的某日,在公啡咖啡馆开了一次会,研究成立大会的议程、报告、人选、安全等问题。至于鲁迅到公啡咖啡馆是否只喝茶而非“入乡随俗”也喝几口咖啡,似乎没有见到有人谈过。《鲁迅在咖啡馆喝茶》文中所引周扬夫人苏灵扬关于鲁迅在咖啡馆喝茶的回忆,可作参考,但应该不是当年“左联”在公啡咖啡馆开会时的情景,因为那时周扬在日本,没有参与“左联”筹备,而周扬与苏灵扬1934年结婚,见到鲁迅应该也是以后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鲁迅去咖啡馆不是为喝咖啡而是为了工作。
有意思的是,《鲁迅在咖啡馆喝茶》所述鲁迅1928年写《革命咖啡馆》时,正值“革命文学论争”期间,由咖啡馆引出的这篇文章,鲁迅显然是针对创造社某些人的,是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后来党中央决定停止论争,筹建“左联”,双方恰恰也是在咖啡馆里握手言和,团结战斗。由此,我不禁想到咖啡馆的另一类往事——革命与咖啡馆。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筹备“左联”期间,“筹备会一般每周开一次,有时隔两三天也开过,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除了“左联”工作,党的地下工作者也经常利用公啡咖啡馆作为接头与开会的地点。1977年5月17日为了解“左联”史实,我与鲍昌赴京访问冯乃超,他说:“公啡咖啡馆我们经常在那儿开会,商务印书馆的党的人陈云也利用这个地方。”可见对那时白区的革命者来说,咖啡馆的意义不在咖啡而在“馆”,就像茶馆、旅馆、饭馆一样,此“馆”就是一个地点,一个人流繁杂却又相对私密、适宜于从事避人耳目的秘密工作的一个场所。
还是回到咖啡馆。公啡咖啡馆向北约一站地就是鲁迅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居住的拉莫摩斯公寓(现北川公寓),楼下左侧有一家白俄咖啡店,此店面现在是永丰日用杂品店。一位当年曾经在北四川路做学徒的店员回忆说,“我记得北川公寓底层有一个白俄咖啡店,一开间门面,是卖罗宋面包的”。鲁迅就是在这家咖啡店接待成仿吾,帮助他接上组织关系的。
1933年,红二十五军与中央失去联系,鄂豫皖苏区省委派成仿吾到上海寻找党中央。历尽艰难到了上海,但不知道到哪里寻找组织。成仿吾原是创造社的,于是他想到鲁迅,便到内山书店找内山完造,请他转告鲁迅,要和他见面。第二天,内山说鲁迅约他某日下午在白俄咖啡店见面。关于此事,创造社郑伯奇的回忆是,成仿吾到了上海和他见面时,“成仿吾提出要见鲁迅,于是就由我约了鲁迅与成仿吾见面,地点在北四川路底一家饭馆或咖啡馆,可能是白俄饭店”。两人的回忆细节有异,但鲁迅约成仿吾在北四川路的白俄咖啡店见面是确凿无疑的。成仿吾在约定时间到了咖啡店,看见鲁迅已经在那里喝咖啡了。成仿吾说了自己的情况,问鲁迅能否给他找个共产党的朋友,而且把自己的地址以及接头的暗号都告诉了鲁迅,鲁迅听后咖啡也不喝就走了。第二天就有人来找成仿吾,他和党中央的关系就这样通过鲁迅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