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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显微故事，作者 | 杨佳，编辑 | 常新
2016年，一部纪录片《中国梵高》在海外播出后，除了斩获许多大奖，也让大家窥探了仿制画制作的一角以及大芬的“神话”。
初中毕业学历的赵小勇，通过流水线，成为了中国最懂梵高的男人，被称为“中国梵高”，月入数万元。
大芬村位于深圳布吉街道，是一个占地仅0.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鼎盛的时期，世界油画七成来自中国，中国油画八成来自大芬村，每年产出500万副油画。
仿制画的烙印，给大芬带来了流量，也带来了困扰，原创和仿制的两股力量拉扯下，很难有人说清楚大芬未来在何方。
本期显微故事将聚焦大芬转型过程中，仿制画工赵小勇，以及原创画家古北的经历，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在产业转型大环境下的沉浮。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中国梵高”，不会画画了2021年春，我走进赵小勇的店铺，那时距离纪录片《中国梵高》上映已过去5年。
赵小勇的店铺里依然到处是《中国梵高》的元素，吊顶上贴着《中国梵高》的海报，海报里赵小勇光着膀子在破旧的环境里举着梵高的画。
图 | 赵小勇的工作室
进门左手边，摆了一排裱装好的梵高仿制画，“都是老婆和小舅子画的”，赵小勇站在一边强调，他指了指右边，“这些才是我画的”。
右边的画题材中依旧有梵高的元素，但不再是仿制，赵小勇解释，“这些都是原创”，接着他强调，“我现在不怎么做仿制画了，原创为主”。
图 | 赵小勇原创作品
减少模仿研究原创，这件事情是赵小勇成为《中国梵高》纪录片主角之前，他就一直在琢磨的事情。
赵小勇是深圳大芬村最贵的画工之一。他先后临摹了10多年的梵高作品，数量多达十万幅，是梵高本人的百倍，甚至可以在28分钟就能临摹出《向日葵》。
在成为纪录片主角之前，赵小勇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他的作品畅销到荷兰美术馆吧，成为那边最好卖的仿制品，几乎每个从美术馆参观完的人都会买一张带走。
靠仿制画的手艺，初中毕业的赵小勇在深圳买了房；甚至还开发了一条仿制画流水线，“没有绘画基础的人，过来学三个月，就能出去画名画赚钱”。
赵小勇第一个徒弟是自己的老婆，经过赵小勇的培训后，妻子画的《向日葵》被画商收走。
他最得意弟子是自己的小舅子，小舅子初中毕业、没有绘画背景，通过赵小勇的培训后，专画梵高的《咖啡厅》，最终在深圳拼下了两套房。
图 | 赵小勇墙上这些仿制画，出自非科班出生的画工手中
对于没有学历，当过工人的赵小勇来说，靠画养活自己，是最体面的翻盘方式。
2014年，《中国梵高》纪录片开拍，赵小勇也第一次有机会受邀去荷兰探访梵高故里，那个他模仿和追随了一辈子的传奇男人。
在荷兰美术馆，见到真迹的赵小勇发现自己不懂梵高了。他第一次对梵高的作品感到了陌生，“画了十几年梵高，第一次发现这个色彩，自己调的不对；这个笔触，自己对不上。”
从荷兰回来，“中国梵高"赵小勇发现自己不会画画了。
“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是赵小勇最直观的感受，在赵小勇最熟悉的《向日葵》真迹前，他发现有一个画角是1号笔，而到了其他的画角是3号笔、4号笔。
这说明梵高在创作的时候不断尝试，也注入了自己的用心——这些是赵小勇在仿制《向日葵》时，从未体会到的心情。
除了作品不一样以外，他还发现了自己作品的“不一样”。在来荷兰前，他以为自己的作品会摆在高端的画廊中售卖，结果发现来自荷兰的老板只是美术馆附近卖纪念品的摊主，赵小勇的仿制作品卷起来摆在铁桶里，卖给从各地而来慕名梵高的人。
巨大的心理落差让赵小勇无法消解。
最大的冲击，发生在美术馆里。当馆内人听闻赵小勇被称为最了解梵高的人、“是中国梵高”的时候，好奇的询问赵小勇，“你的作品是什么？”。
赵小勇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哭了,这个片段被纪录片捕捉，也刻在了赵小勇的心里。
那个瞬间，赵小勇想要有自己的作品。
艰难的原创之路在大芬，想要有作品，就要成为原创画家。
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大芬社区,核心区域面积约0.4平方公里。这里有有千余家画室、画廊，雇用数千名画工，加之部分拥有个人工作室的原创艺术家，总数至少在万人以上。
图 | 大芬油画村的入口
这里可谓是画匠们内卷的宇宙中心，想要从万人里面脱颖而出，仅仅依靠兴趣和努力还远远不够。
许多初中毕业、从工厂逃离出来的年轻人来到大芬做画工，密密麻麻的画廊遍布大芬，“当画工并不需要天赋，就是个体力活，只需要吃苦就行”，赵小勇说道。
依托大芬完整的产业链，这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两三个月就能出师，开始接仿制画赚钱。
随着更先进的喷绘技术流行，大芬的订单肉眼可见的少了，市场竞争激烈，让赵小勇感觉到焦虑。
另一方面，画工按件收费，却在整个仿制画的产业中，拿着最低廉的工资，住在城中村的老房子里、关在昏暗的房间里、伴着油漆日复一日临摹相同的画，活在名家背后，不知道未来在何方。
图 | 大芬街边随处可见“名画”
赵小勇虽奋斗成为大芬最贵的画工，也没能逃脱流水线上的生活。他明白，哪怕他“中国梵高”声名在外，大家也是冲着“梵高”来的，偌大的大芬还将有“中国莫奈”、“中国塞尚”。
从荷兰回来后，赵小勇决定摘掉自己身上的标签，走一条大芬许多画工走过、但没有成功的路：从画工，转型成为画家。
“画工和画家”虽一字之差，在大芬却是两个不同的阵营。
画工从事的是仿制画制作，负责将名画手绘在画纸上，按照临摹质量和张数计费，活在名画阴影之下，但是收入稳定；画家主要从事原创，按照作品收费，或许一朝成名，也或岌岌无名。
“画工成为画家，几乎不可能”，画家古北说，古北高中开始学美术，科班出身，办过展览，来大芬已经10年。
古北在大芬沿街的铺面开了一间画室，兜售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开班教学绘画技巧——每年都有许多画工报名学习原创绘画，但他们深受仿制画的影响，提笔的一刻就开始带着深深流水线的痕迹。
这也是从未接受过专业绘画训练的赵小勇面临的难题——坐在大芬的画室里，他一提笔，满脑子就是梵高的作品，一落笔，就会带着梵高的影子。
最终赵小勇接受朋友的建议，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湖南老家，开始临摹创作，他从大芬回到老家，在村口架起了画板，尝试原创，去掉模仿梵高20年带来的肌肉记忆。
市场是残酷又真实的。赵小勇三言两语的描述了自己逃离大芬后的境遇——2016年他去往宁波，并在那里和人合伙开了一间画廊，专做原创，但事业并不顺利，“市场上没人愿意购买不出名的画家画的原创”。
2017年，《中国梵高》纪录片在国内获许多奖项并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许多人慕名去往赵小勇在大芬的工作室探访。
一边是冷淡的原创市场， 一边是来自大芬的机会，这一次，赵小勇终于重新下定了决心：回到大芬。
图 | 大芬美术馆里眺望大芬村
只是这次，赵小勇决定不再避开“梵高”，他将大芬的工作室贴满了《中国梵高》的元素，也将梵高引入自己的作品里，“梵高给了我第一次机会，还会给我第二次。”
摇摆的原创人赵小勇的艰难转型，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原创在大芬，乃至市场上的困境。
“原创很难，有时候我都想跟里面的学做仿制画了”，古北自嘲地说到。
古北喜欢用“外面”和“里面”来代称画家和画工——在大芬村“外面”能被太阳照射的沿街街道，多是画家在经营，画家从中汲取灵感，而阳光照不到不到的“里面”多是到仿制画的工厂，化工们在流水线上作业，不需要见阳光。
图 | 藏在大芬村深处的仿制画工作室
古北的自嘲不无道理。
2004年，大芬村成为首届中国文博会唯一的分会场，被文化部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后，大芬村名声大噪，许多美术学院科班出生的画家来到这里创作。
大芬凭借着低廉的租金和产业链，成为了深圳著名地标，和北京789文化基地形成了一南一北的局面。
然而，产业聚集没有改变原创画是个小众市场的事实。
同仿制画来了订单再开始制作不一样，原创画家是先要有作品之后才能售卖，价格往往和作者的名气及销售渠道相关。为了增加“名气”，许多原创画家不得不去参加展览、或者去花费大量时间绘制一些场面绝伦、但是缺乏商业价值的东西。
图 | 大芬村的原创画室
“没有名气，就很难持续做下去，”古北朝“外面”的街道指了指，“你去看看，哪一家原创的店里面，没挂几幅获奖的作品？”
但光有名气也不够。原创画不能量产，一幅原创画作产出的主题和时间都不确定，制作完成之后还要等待有缘人收购。
艺术和生存，是所有生活在大芬的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为了让收购容易，艺术家们也不得不去迎合市场，琢磨大众喜欢的东西，但答案总是指向世界名画——依旧逃不过名气，于是许多没有名气、科班出生的画家开始从事仿制画。
在大芬，仿制画比原创赚钱，是一个不争事实，画工比画家有钱，是另一个事实。古北心里有落差，这种落差在《中国梵高》火了以后更大了。
可现实不给古北和仿制画划分的机会。
《中国梵高》播出后，大芬坐拥“油画第一村’，大量来探寻仿制画的游客走进古北的店里，点名询问仿制画，古北说自己是作原创的之后，对方‘哇”的表示惊奇，随后离开店铺去隔壁买了一张仿制作品。
在外人看来，古北们和画工们都是大芬不可分隔的一部分，是大芬油画产业链的一个环节。
图 | 大芬村里密密麻麻的店铺，背后是激烈的竞争
迫于生计，古北不得不接“仿制画”补贴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他不仿名画，即对方发来照片后，他原封不动的画出来，按照平米收费。最多的时候，他三五天画一张，收来的钱用以补贴画室的支出。
但每次画完这些画，古北都小心翼翼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并再三嘱咐朋友，“不要告诉别人是自己画的”。
他也自始至终没将这副“昂贵”的作品展现在自己朋友圈里，他极力的隐藏自己与大芬的关系，“害怕同行嘲笑，觉得自己是个做仿制画的”。
画家和画工的冲突，在大芬订单减少、疫情之后更加白热化。
为了补贴画室支出，大芬许多做仿制画的店铺开始主打“30分钟名画”体验，即在店铺外支起画板，游客花上几十元钱就能体验画出世界名画的乐趣；而画家们则在店铺外打广告招收高考生，或者让游客体会作画的乐趣。
图 | 在大芬花上30分钟，可以体验一次名画创作
抢夺客人成了双方新的角斗场，画工和画家的身份也没那么泾渭分明，或者说，在大芬阵痛转型期里，身份没那么重要了。
唯一不同的是，作为原创的画家，古北更轻松喜悦一些，他看着村头的大芬美术馆，里面正在举办原创展览，“你看，起码现在原创是大芬的方向了”。
古北在等，等到大芬脱掉“仿制村"的标签。
后记如今的大芬已经成为了深圳文化地标，在大芬美术馆也会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原创画家参与展览。
产业升级在这里缓慢进行着，这也是属于深圳转型的故事，在轰轰烈烈的大背景下，每一个草根都在努力寻找方向。
图 | 大芬美术馆一角，展览了许多原创作品
赵小勇依旧没有摆脱“中国梵高”的称号，不过有一件让他特别开心的事情——大芬美术馆收录了他的一幅原创自作品，和其他原创学院派画家的摆在一起。
许多参观者看了之后，觉得没有科班背景的赵小勇，笔触更具有张力。
赵小勇反问，“不用学院派的理论创作，是不是也是一种原创？”
在他看来，大芬的成长，是因为一个模式的创新，如今大芬的转型，也将更加多元化。
古北依旧不愿意在一些作品上署名，但他不避讳自己在大芬了。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地方比大芬、比深圳更包容了”。
在等待大芬转型的过程中，所有人都殊途同归，奔赴在原创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