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PK欧洲中世纪大学前者为皇室所用，后者为社会所用

《礼记·学记》记载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从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我国古代最早的学堂——太学，也由此产生。太学是举国上下的最高学府，也是唯一的官办学府，用以儒家思想培养当代官员。

与此同时，西方中世纪的欧洲国家也同样成立了自己的大学，著名的学者在那里交流思维逻辑，碰撞出精彩的火花。

然而，中国的学院在顺应朝代发展的时候却在慢慢消磨，反观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始终屹立在西方精神世界里不倒，为社会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者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呢？一、 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产生原因

书院最初的原型是官办太学。随着王朝的更迭，不少文人志士沦落，没有归属的感觉让他们苦不堪言，于是私立学院便因此产生。

诸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等等。在宋朝就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主张修复白鹿洞书院，他就是朱熹。

在《朱子大全》中曾有记载：“独此一洞，乃前贤旧隐儒学精舍，又蒙圣朝恩赐褒显, 所以惠养一方。”即使书院的修复与重建没有得到官府的支持，但文人对读书的热情促使书院快速地建立起来。

自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创立，使得普通人有了“青云直上”的机会。在此情形之下，无论是为了求取功名，还是淡泊名利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都纷纷踏入书院。

但是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沦落为统治阶级巩固地位的工具，书院也因此成为了科举制的附庸品。人人只求能够飞黄腾达，对真正的古书不求甚解，如何还能正其学术风气？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员制度的腐败是书院间接堕落的原因。

与此同时的欧洲进入了中世纪，中世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统治阶级的专制。在中国封建制度繁盛的时候，欧洲的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为了对抗封建经济，教化好斗的愚民，欧洲中世纪大学便由此产生了。

中世纪大学建立的目的就是为社会培养专业化的人才，真正满足社会需要，为社会所用。欧洲的封建统治者需要雇佣专业人才来为他们服务，刚刚兴起的城市同样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

这就与中国书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书院的读书人，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就是心灰意冷，其真正能助益社会发展的实在少之又少。中世纪大学则不单单是培养一批官员，而是向社会源源不断输入可用之才。

由此可见，欧洲中世纪大学是满足工商阶层对知识渴求的地方，它没有依附封建统治的制度，没有乌烟瘴气的功利风气笼罩，仅仅是作为一种好学好问的时尚潮流，在中世纪开始渐渐扩大其影响力。

除此之外，十字军东征也是促成中世纪大学迅速发展的原因。欧洲十字军向东掠夺其他国家的土地和财富，却也无形之间拓宽了欧洲人的视野。

华盛顿美国大学研究中心主任阿赫迈德说：“十字军东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胜利的意义在于，将欧洲推向了更加文明开放的时代。阿拉伯文化的引入、古罗马文化的重生，这些都将成为欧洲中世纪大学最有力的知识文化基础。二、教学机构的不同管理方式

书院大都是由文人自主创立的，但是封建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了书院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于是也开始参与书院的运行与管理。中国古代书院从设立组织来说，就有官办、私办、私办公助之分，如此情形之下，很难对书院形成统一的管理模式。

由于书院基本不受官府的控制，于是民风较为厚重。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将学术知识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于是在书院中探讨的是树立价值观与知识的统一，强调社会的安定和谐。在相互的交流争鸣之中，许多新的思想诞生，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书院开放自由的辩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然而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引荐，致使这些思想并未助力朝廷的作为。书院未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这也是导致其走下坡路的原因。

在欧洲，中世纪大学同样对外开放，且包容性很高。然而，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件新生事物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方式就是斗争。通过不断地斗争，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中世纪大学同样也是如此。最后，中世纪大学拥有了四项权力，其中的一项就是大学师生具有参政的权力。

这项权力的确立为中世纪大学提供了发展的便利。最著名的有波隆纳大学和巴黎大学，这两所大学都采用了以行会的组织形式，统一管理学校主体。

波隆纳大学采用的是“以学生为行会”，由学生组织制定规章制度，维护学校利益，同时具有聘请讲师、确定教学时间等一系列权力，学生的包容性和自由度都很高。

巴黎大学则是“以教师为行会”，在教师中选出最高管理者，也就是当今的校长，再逐步制定学校规章制度，这一点就与现在的学校制度体系类似。

由此可见，中国书院未能得到统一有效的管理，使得其难以发挥价值。欧洲中世纪大学不受封建统治者的约束，自行创立了大学的行政管理体系，使得资源分配合理、权力得到维护，同时提高了大学的社会地位。

书院在中国古代是传承文化精神的象征，在文明社会中举足轻重。封建统治者的专制注定无法繁荣书院，恰恰相反，由于官府参与了书院的管理，使得书院的发展掣肘。如果说南宋时期是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那么元代无疑是书院走向下坡路的最大推手。

吴钩曾说，“元代的书院之设日加多，其弊日加甚”，书院的创立者只知假宠于有司，不知为教之大。书院不再是交流思想的圣地，而是沦落为权力的附庸。

到了明代朱家皇帝，皇权进一步强化巩固。官府创办了太学、州县学和社学，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将学院的控制权牢牢把握在皇室手中。与此同时，书院开始四散凋零，人们只知官家办学，再无书院一说。盛极一时的白鹿洞书院终成为一片废墟。

但是官府创办学校并非是为了求取真知，而是希望通过知识的传授，固化人们的思维方式，只为皇室所用。朱元璋下旨“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入官”，以此将书院收入囊中，为己所用，还美名其曰，“教化“。

明朝统治者对书院的打压激起了学者文人的愤怒，在明朝末年，统治者的权力逐渐松懈，明代学子聚众讲学、抨击朝廷时事，以此发泄对统治阶级的怨愤。但权力拥有者怎么可能容忍落魄文人如此放肆？在几番猛烈的打压下，书院终于还是倾覆了。

相较于中国书院的覆灭，欧洲中世纪大学似乎一直很“走运”。由于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平民阶级也随之壮大。与此同时，欧洲中世纪大学那种与生俱来的斗争精神丝毫没有消失，反而演变得愈加强烈。

这种斗争并非是一味争取主权，而是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不断丰富自己的学术体系，从而更好地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中世纪大学里，以前那种鱼龙混杂的学术已经被系统化的学科代替，每种学科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方法。在当时的中世纪，大学就有了法学、医学、数学、物理学、经济学等等共十余门学科，迅猛的发展趋势无人能挡。

除了在社会上，中世纪大学要“斗争”主权，在学校内部，又十分流行学术争论。这种辩论式教学有些类似于中国书院产生新思想的辩驳，但是这无疑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能力和探索真知的人文精神，更有助于科学价值观的形成。

因此，中世纪大学不仅培养了知识分子，更是在社会风气中注入了蓬勃向上的新活力，那就是科学。科学是宗教信仰的对立面，也是推进西方文明的强大动力，在欧洲文明史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相反，中国书院也曾出现了“辩论式教学”的影子，可是终究只能是昙花一现，转瞬便淹没在了历史的潮流之中。四、总结

中国古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都是读书之地，然而命运却截然不同，这就在于社会历史背景、管理制度和具体发展历程的不同。

中国的封建统治扼杀了新思想的诞生，科举制度使得书院沦落为权力的附庸；中世纪大学却因为行会管理制度和高度自治权发展起来。但两者的价值观念、教学方式和内在精神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借鉴意义，值得后人为此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