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刺耳又让国人不快的好出自德国汉学家顾彬之口。2006年，他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列举了中国作家及文学的各种缺点，每一句都尖利直接。
在他口中，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甚至都属于落后的国家，写出《活着》的余华也被批得体无完肤。
中国的“垃圾文学”
在顾彬看来，中国的文学并非一直都是“垃圾”。他认为，在上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学还是相当不错的，完全可以与世界文学发达的国家相比，譬如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甚至是胜于这些国家的。
但建国后至七十年代末期，中国文学便开始走下坡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政治环境的变化，在那个时期，中国一些优秀文学作品被当成“禁品”，留存于市面上的几乎都是政治色彩浓重的文学作品。
按照顾彬的看法，文学是艺术的，不能为政治服务。从社会环境发展与意识形态上来说，这群希望用文学帮助中国向前一步的作家是值得称赞的，可这不代表其作品是符合艺术性这一特点的。
“因为文学应该是为语言，为艺术，为美学而服务。”顾彬这样认为。可是如今中国已进入一个文学创作相对自由的环境，处在一个相对安定富强的国家中，中国作家已不需太多考虑如何让作品为政治服务。
那么为何顾彬仍对中国文学“大加鞭挞”？难道是刻板印象吗？非也。
对待文学，顾彬似乎是始终怀抱着一个纯粹的态度。表面看来，中国又有了一个好的创作环境，但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文学也沾染了商业的气息。当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的时期，以小说为例，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飞速发展时期，在这一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社会问题。
顾彬认为，那时候已不再是小说时代，对中国来说也一样，作家是时候写点带揭示性的东西去告诉大家为什么，但是中国作家至今还在写小说。
这样的情况，说难听点就是“低级”，因为顾彬曾直白地说到，虽然小说是畅销的，但这不意味着其文学价值，读者一般都是不懂文学或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真正的知识分子、汉学家是不会看这样的作品的。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莫言也“躺枪”了。顾彬认为，因为像他这样的还在写故事的作者是落后的。
“90年代以后，余华、莫言、格非、苏童他们都回到传统小说，但是传统小说落后得很。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很难集中于一个主人公，写他的灵魂，莫言他的小说里面有几百个人。”这是顾彬的评价。
余华，也在其“射程”范围内，余华写的《活着》是很出色的，可顾彬认为余华后期写的作品可以用不堪入目来形容，笔者曾看过一些余华后来的作品，的确与早期作品是相差甚远。
总而言之，在顾彬看来，中国文学现在是一蹶不振，作家们都想赚钱，很多作家用传统章回体写小说，旁枝末节一大堆，且对女人缺少尊重。更重要的是，顾彬认为很多中国作家是不懂什么是人的，这一点于笔者看来已足够致命。
没这么尖利
顾彬对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看法应该会让大多数中国人都为此忿忿不平，何况莫言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呢，怎么就成了落后作家了？其实顾彬也并没有那么尖利，他不是看不起中国文学，按他先前的看法来说，中国文学曾如此辉煌，怎么可能一文不值呢？
首先是最让人不爽的“垃圾”二字。因为顾彬曾使用这样的字眼对中国文学某些现状作出评价，因此国内媒体一直抓住这一点然后将之放大，目的是为了增大自身传播效果。到最后，结果就是，中国文学是垃圾，这句话是顾彬说的。
顾彬对此不悦。事实上，他所指的“垃圾”只针对虹影、棉棉、卫慧三位作家。另外，作为德国汉学家，他清楚原著与译本之间的差距。
顾彬曾说，中国很多作家是不懂外语的，他们能得到肯定一部分原因是书被翻译得出色。拿王安忆来说，她的《长恨歌》的中文版乱七八糟，这一点她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可经过翻译的修正润色就变得很美，因此翻译的作用是很大的。
对于莫言，顾彬认为他变了。顾彬欣赏莫言的《透明的胡萝卜》，但如他所言，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分水岭中，莫言的创作水准也开始下降。莫言写得最好的作品诞生于其二十多岁时，这一点，莫言自己也认同。
小说问题重重，可中国的诗歌在顾彬这却是相当不错的。他甚至称赞道：“中国的当代诗歌是世界上最好的。”
顾彬本身是诗人，在这一点上具备一定发言权。新时代的诗人余秀华与上世纪的顾城都是顾彬比较欣赏的诗人。顾彬提到，中国文学成就在于诗歌而非小说。
顾彬并没有把中国文学乱棍打死。中国文学不是完全没有优于他者的东西，中国的作家们也并非从头到尾都创造“低级”作品。可关于顾彬的观点，有一个很大的、值得争议的问题—写故事难道就错了吗？
写故事就错了吗
顾彬先前已向外界展示了他对于文学的纯粹，也就是文学是艺术的，美学的。可在之后又告诉我们，中国作家应该写点带揭示性的东西去告诉人们很多问题的为什么。
这样看来，顾彬似乎自相矛盾了，文学不是艺术的吗？为什么一定要考虑向人们揭示什么呢？为什么揭示性无法通过故事来呈现呢？
对此，顾彬认为，判断标准在于作家是否为了钱而写作。顾彬称，作家们受到金钱的诱惑，听从出版社的建议去创作。因为长篇小说赚钱，他们就去写长篇小说，写成《红楼梦》那样的章回体。可这样没必要，就像一个吃胖了的人，多余的赘肉是烦人的。
这一点是值得信服的，可如果一个作家为了钱而写作却依旧达到了揭示的目标，那不行吗？顾彬的回答里没办法解释这一点。另外，关于文学是艺术的，为美学的服务的，这一点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人知道，顾彬是通过何种标准判断如今不再是写故事的时代了，为何一定需要揭示。如果一位作家是从自身艺术灵感出发而创作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一定要揭示什么吗？
笔者认为，好的文学必定不是仅有语言之美，语言之美与精神之美并重是最优质的文学作品。但精神之美不一定需要揭示，它可以单纯展示作家想要呈现的精神，虽然那或许就对大多数人没有意义或作用。
写一个好的故事，去呈现其中的人或人性，没有错，也不应该被指“低级”。文学既是为了美学服务，只要能使人产生美的感觉就算得上是有美感。作家也是艺术家，但是艺术家不一定要具备向人们解释的能力，但如果具备那将更加分。
所以说，笔者并不认同顾彬所言，写故事就落后了，作家需要揭示。作家需要呈现，将精神与艺术呈现于文字当中。
至于顾彬所说的很多中国作家并不懂得人是什么。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很主观，没有确切的答案，因此很难讨论是否正确。可顾彬所强调的，写出一个人的灵魂血肉，是成为优秀作家的本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