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蜀地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五个朝代，在杜宇和开明王朝时期，是蜀地农业文明最为繁荣的时期，此时的蜀地是我国古代农业文明最为繁荣的区域之一。这个"天府之国"以物产富饶著称于世。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先秦时的蜀人）
蜀地农业历史非常悠久，早期农业十分繁荣。早在鱼凫氏时期，蜀地便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富庶区。杜宇王朝以降，蜀地由于稻作农业的普遍推广和水利活动的大规模展开，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到了开明王朝时期，蜀地繁荣的农业文明，为秦汉帝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故《华阳国志》上说：:"秦资其富，用兼天下；汉祖阶之，奄有四海。"
稻作农业的推广
先秦时期蜀 地农业在发展初始阶段经历了三个高峰： 第一个高峰是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蜀王时期，蜀地农业从高地进入平原； 第二个高峰是杜宇"教民务农"， 蜀地农业进入稻作农业阶段；第三个高峰是开明氏成功治水，为蜀地农业发展提供保障。
在杜宇之前的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蜀王时期，蜀地农业正经历着从高地经岷山河谷进入岷江冲积平原的锄耕阶段。杜宇是来自云南昭通地区的濮越，昭通地区是亚洲栽培稻起源中心之一。正是在杜宇主蜀期间，云南地区栽培水稻技术传入蜀地，给蜀地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理念，促进了稻作农业在巴蜀地区的普遍推广，蜀地农业经济取得突破性发展，故有杜宇"教民务农"之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四川茂县营盘山和沙乌都遗址以及其它古蜀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斧、锛、凿、矛、杵以及砍砸器、刮削器、有柄石锄等石质农业生产工具，这些农业生产工具与《华阳国志》所载岷山河谷"土地刚鹵，不宜五谷，惟种麦"相互印证，为蚕丛氏从岷山高原下至岷江河谷经营旱地农业提供了实物证据。
杜宇"教民务农"，将适合在平原地带大规模种植的水稻种植技术在蜀地推广开来。水稻在成都平原的遍植，契合了蜀民从岷江峡谷高地进入成都平原发展低地农业的需求。杜宇时期，蜀地形成了以稻作农业为主，以粟和黍的多种农作物种植为辅的农业生态。
（耕作中的古蜀人）
杜宇的妻子朱利，来自世居的岷江上游地区的禹羌部族。禹羌部族是典型的农耕文化聚落，擅长于早期农业和水利。有着悠久农耕传统的朱利族群与杜宇的联姻，共同推动了杜宇王朝蜀地经济文化的繁荣。《蜀王本纪》称朱 利"从江源井中出"，说明这一部族掌握了古代的凿井技术，能够离开江河湖泊到更广阔的地方去发展农业，是"原始农业"迈向"灌溉农业" 的关键一步。
杜宇时期的古蜀国"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嵋"，能够对这一广阔地区进行长期有效的统治，说明这一地区农业经济必然高度发达。杜宇王朝根据蜀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江、潜、绵、洛为池泽"，因地制宜作出最早的农业生产区划，将干冷的川西高原划为牧区，将南中区域划分为兼营种植业与狩猎采集业的多种生产模式，将岷江、沱江、 嘉陵江流域平原划分为水稻生产区，对古代四川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古蜀国人）
古蜀国的水利活动
从自然地理环境上看，杜宇、开明王朝活动中心的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沱江等几条大河冲积而成的冲积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域内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湿润、雨量适中，是发展农业的理想之地。
但是这种地理环境极易遭受洪水的危害。杜宇王朝时，蜀地频繁遭受洪水之害，而杜宇却不能治。直到蜀地五朝中的最后一代开明王朝时期，国力较杜宇时期大大增强，推动了四川盆地农业、水利的巨大发展，成为秦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王业之基"。
(鳖灵雕像）
杜宇王朝晚期曾遭遇过一场"若尧之洪水"的特大洪水。面对这场洪灾，杜宇任命擅于水利的鳖灵治水。鳖灵受命后，采取决山泄洪的方法，最终成功地平息了水患，使"蜀得陆处，民得安居"。鳖灵也因治水有功，受到杜宇的"禅让"，建立了开明王朝。
在《蜀王本记》中，鳖灵治水更带有传奇色彩。楚国有一个叫鳖灵的人，在长江溺水而死，尸体逆水而上，到了蜀国居然活了过来，于是与杜宇相见，杜宇得知他能治水，封他为相。鳖灵掘开玉垒山，治理好了洪水，老百姓得以安居。因鳖灵治水有功，杜宇就像尧帝禅让舜帝一样，把王位禅让给了鳖灵，杜宇便化为杜鹃飞到西山去了。鳖灵即位后，号"开明帝"，开启了开明王朝的统治。
鳖灵治水的方法是"决玉垒山"，即从岷江开凿一条人工河道入沱江水系。鳖灵决玉垒山之后，还疏通了金堂峡。虽然鳖灵治水的具体情况已不可考，但从成都市指挥街遗址出土的一排呈东西走向的 6 根木桩和竹木编拦沙框等遗迹遗物，以及成都方池街遗址发现的砌筑卵石建筑来看，鳖灵治水的方法可能是用竹笼盛装卵石砌成一道"倒人字形"的滚水埂，使其具有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的功能，达到治水的目的。这是蜀地水利技术的重要创举，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筑提供了先例和经验。
鳖灵治水消弭了蜀地水害，使得"蜀得陆处"、"民得安居"，通过治水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顺应了蜀地农业发展的要求，将蜀地农业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蜀地农业发展的表现
开明王朝统治的古蜀国建立在跨有大片不同生态地区、多种生产性经济的基础上，农业非常发达，家畜饲养业也发展很快，中国传统的六畜在这时已经驯化成功。
成都市十二桥遗址中，出土过古蜀国大量的饲养动物骨骼，包括猪、狗、马、牛、羊等家畜应有尽有。遗址中发现的家养动物遗骸表明，开明王朝时蜀地已经畜养了猪、狗、羊、鸡等家畜、家禽，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稳定的肉食来源。
当时的家畜动物不仅用来食肉，而且还具有某种宗教礼仪功能，蜀地先民就有用完整的公鸡埋入填土中用来举行祭祀活动的传统。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出土的铜鼎内也盛有鸡、羊、猪骨骸。我们知道家猪的饲养需要大量的粮食作饲料，只有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粮食生产获得充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大规模的饲养。 因此, 家猪的饲养是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相一致的。蜀地家畜饲养业的发展，证明了古蜀国农业的高度发展和进步。
经过鳖灵治水后，古蜀国水稻和粟等粮食作物的种植规模与产量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形成了稻作与粟作兼营，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多种经营的农作物种植体系。成都三官堂遗址发掘出的农作物种子有稻谷和粟两个品种，其中稻谷 11 粒，粟 6 粒，这说明稻谷已代替了粟米，成为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
据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载: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 后稷葬焉 ,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这里的"都广"说的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该书记载的农业情况，反映当时成都平原的粮食作物是很丰富的，水稻栽种一直是成都平原的主要粮食作物。
古蜀国的农业生产工具以石质工具为主，石质工具分为磨制和打制两类, 以磨制为主。 磨制的器形有:斧、锛、凿、铲、刀、杵等, 打制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有柄石锄和斧形器等器形。
开明王朝时期，经济林木的栽培和种植也已上了一个新台阶。成都百花潭十号墓出土地 1 件铜壶，上面镶嵌的图象反映的内容涉及古蜀国社会生活若干方面，包括习射、弋射、宴乐、农桑、狩猎、捕鱼、水陆攻占等，其中一组为古蜀国的女子采桑图: 一群身穿长裙，梳着长辫的妇女在桑园中采摘桑叶，有的攀爬在树上采桑、有的树下 头顶竹篮或手挽篮筐运桑，还有一人在一旁歌舞助兴，场面异常热烈。蚕桑业一直是古代蜀国传统的农副业，蜀之先祖蚕丛氏因"教民养蚕"而遂以"蚕丛"为名号，到开明王朝时期，蚕桑业又有了巨大发展。
古蜀国的社会活动
在古蜀国的杜宇、开明两个王朝，成都地区已有相当发达的农业经济和畜牧养殖业，金、铜、玉、石器加工制造技术也有明显的改进。房屋建筑除了沿袭传统的挖 基槽木骨泥墙建筑外， 十二桥遗址还发现了干栏式木构建筑群，建筑方法为打密集木桩，桩上绑扎圆木呈网状，其上铺木板作为居住面， 使居住面相对抬高，避免了潮湿。这种因地制宜， 就近取材的指导方针，反映了当时的蜀人就已经能够正确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 正因为如此，古蜀先民才一步一步地深入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开辟耕地， 种植农业，建造自己美好的家园，创造了古蜀文明的繁荣。
(古蜀国人活动区域)
从正在发掘的成都金沙遗址可以看出，在杜宇、开明王朝时期，成都是国家级的都邑所在地。成都金沙遗址的宫殿区是由面积在 430 平方米以上的 5 间建筑组成大型排房建筑群，生活区的陶器数以万计，祭祀区出土的金、铜 、玉、石器达 2000 余件，还有大量的象牙、卜甲等，全国罕见。
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遗址还发现了与三星堆遗址酷似的双手反缚跪坐的石雕人像和象征国王身份的金冠带。 以上这一切皆表明了金沙遗址是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由此可见古蜀文明在杜宇、开明王朝所在的先秦时期，就已进入繁荣发展时期，成为长江上游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
古蜀先民还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观察农作物的播种、耕耘和收获与日月星辰的移动间的联系，产生了古蜀最早的天文历法。 人们凭借太阳光照在两座南北对峙的山上所产生的投影位置来确定时令节气的变更，以此来指导农业生产，这就是古蜀的" 观象台" ，功用主要在于观察天象，测定季节，指导农作，适时耕种。
(古蜀文明)
开明王朝对外开疆拓土、对内进行各项改革，促进了农业文明的繁荣；农业文明的繁荣又为开明王朝开疆拓土提供了持久的能力和物力支持。杜宇时期汉中平原就一度被纳入蜀国版图，开明王朝又与秦展开了长达百年的对汉中地区激烈的争夺。这都是开明王朝在拥有强大的农业基础和综合国力后，效仿中原礼制，建立宗庙礼乐制度，进行国内改革取得的成果。
开明王朝时期的蜀国，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蜀国成为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因此司马错与张仪就伐蜀还是伐韩在秦惠王面前争论时，司马错强调伐蜀最大的好处就是"取其地足以安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在秦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据巴蜀后，古蜀国强大的经济和发达的农业，为秦统一天下打下了"王业之基"。
虽然反映先秦时期成都平原农业发展直接资料不多，但通过考古遗迹和文献的点滴记载，都证明先秦时期四川地区已有相当发达的农业，孕育出了古蜀文明，使成都平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