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官场上，公务接待一直都是个敏感话题，其中充斥着古代官僚体系里的潜规则。古代官员不搞实业，不搞投资，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那么，这笔“招待费”该从哪出呢？
说白了，不外乎是向老百姓加收杂税，“取之于民”。
万历年间，有个姓吴的进士被安排到吴县担任县令。吴县令走马上任没多久，便开始叫苦不迭。无处诉苦的吴县令只能给袁宏道写信发牢骚：现在我算知道当官有多苦了，做县令更苦，做吴县的县令简直苦得无以复加，连牛马都不如。
为什么吴县令会这么认为呢？
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每个造访吴县的达官显贵，吴县令都得请客招待。
根据《萍州可谈》记载，北宋监司的办事处设在杭州。监司们换了一批又一批，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为了安顿这些中央特派员，杭州地方政府专门安排一名副职负责接待这些监司。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就负责过接待工作。不过，苏东坡的酒量有点糟糕，为了让上级领导开心，苏东坡往往会喝得酩酊大醉。长久之下，苏东坡身心俱疲，发牢骚说这个差事真是“酒食地狱”。
由此可见，基层官员每天陪吃陪喝可不是什么美差，反倒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为了减轻这种折磨，官员们只能想办法周旋，让自己逃离酒局。苏东坡比较聪明，在后来的公务接待中，他每次都会安排一批“小姐”，让赴宴的高官们将注意力放在女妓身上，自己趁机休息一下。
官场的权力分配，要遵守一种基本原则，那就是：上级对下属的考核和监察。
不是每个下属都办事得当，因此许多屈居人下的官员想到了另一种办法，那就是讨好乃至逢迎上级。久而久之，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成了下级官员的“分内之事”。由此，能否做好公务接待，成了官员能力的重要指标。
在清人所著的《学治续说》中，作者反复强调了接待工作的重要性。此外，《学治续说》的作者还总结了一些接待技巧与禁忌，例如上级身边的随从一定要安排妥当。
为了更加直观地阐述这一观点，作者给出了事例：
浙江有个政绩不错的县官，省级的领导对县官的印象不错，准备拉他一把。某次，省级领导外出视察，途经这个县。县官比较懂事，早就将供给准备齐全。不过，县官忽略了省领导身边的小吏，没将小吏安排妥当。领导莅临县城之前，小吏从中作梗，暗中撤掉了县官准备好的供给。县领导来到县城后，觉得县官有意怠慢，大为光火，后来便找个理由参了县官一本，撤了他的职务。
历朝历代，这种现象不胜枚举。从封建王朝官僚体系成型开始，公务接待中的不正之风便愈演愈烈。明朝时期，巡抚出巡期间，沿途地区的州官县官，必须恭恭敬敬地跪在官道上迎接上司，风雨无阻。如果时运不济，赶上下雨下雪，这些州官县官难免“陷膝污泥”，狼狈不堪。
到了清朝，公务接待更加离谱，为了接待朝廷下派的钦差大臣，地方官“数十里外设马为长探，二十里内设马为短探，无不竭力趋跄”，一个比一个夸张，争先恐后地为钦差大人留下好印象。清朝兵部主事管志道回忆道，早年他在家乡读书时，曾亲眼看见县官为了迎接巡抚，马屁拍到了马桶上，连厕所都布置得像皇宫一样，尿壶都是用貂皮包裹的。
与下级们谄谀献媚的态度相对应，上级官员及其身边的随从作威作福，更是司空见惯。
明宪宗时期，通政司叶参议陪着大理寺的高官卿熊概去东南巡视。一行人来到嘉兴后，地方官将他们安排在公馆中。卿熊概见公馆破破烂烂，觉得自己受到怠慢，命令手下将负责接待的小吏痛打了一顿，打完之后还骂骂咧咧不肯善罢甘休。叶参议心下不忍，背地里对那些挨揍的小吏说：“你们就当是长教训了吧，早年我也像你们一样，受了许多打骂，这才混到今天的地步。”
乾隆年间，广西学政梅立本奉命前往郁林州为科举监考，当地知县杨某接待了梅立本。自梅大人四月来到郁林，到五月一日离开，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梅立本仅给杨某二十六两银子的“蔬菜费”。反观杨知县，不仅要自掏腰包负责梅立本及其手下的吃穿用度，还得准备几份礼物，几乎掏空了腰包。饶是如此，梅立本及其随从仍觉得接待水平不够，屡次刁难杨知县，还打了杨知县安排的供梅立本差遣的小吏。
听说自己派出的小吏挨了顿揍，杨知县跑到公馆求梅立本高抬贵手，梅立本当即恐吓道：“虽说你我同年登科，但你的事办的欠妥，别怪我不顾同年之谊，我必须要参究你。”听完这句话，杨知县吓得面如死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对梅立本说道：“卑职刚刚就任，许多情况不了解，还望大人高抬贵手，多多指教。”梅立本不屑一顾地说：“既然不懂，那就回家问家人吧。”语毕，梅立本转身就走，不再理会跪在地上的杨知县。
后来，杨知县提高了接待标准，力求尽善尽美。然而，梅立本仍不断找茬，称杨知县准备的轿子规格不够，命令杨知县重新准备。由于次日梅立本便要启程，杨知县一时间不知去哪里找更高规格的轿子，无奈之下只能将自己的轿子送给梅立本。第二天，杨知县一大早便跑到公馆，请求送梅大人一程，然而梅立本根本不接见杨知县，把他晾在公馆外置之不理。无奈之下，杨知县只能跑到城门口的大江桥上，等梅立本路过。
当时大雨倾盆，梅立本却磨磨蹭蹭，迟迟不肯出发，故意让杨知县和县里的小吏们在城外挨浇。说起来，杨知县与梅立本同年登科，不过两人的境遇不同，杨知县官运不济，梅立本平步青云，两人的地位悬殊。杨知县饱读诗书，骨子里有读书人的傲气，见梅立本一再羞辱自己，羞愤难忍的杨知县竟拔刀自刎。这件事上达天听，引起了乾隆的重视。经过一番调查，乾隆发现了梅立本自扰地方、作威作福的行为。最终，乾隆下令处死梅立本，算是给杨知县一个交待。
古代官员送起礼来有多夸张？
且看明嘉靖年间的兵部尚书翟銮。翟大人奉命前往边塞，犒劳戍边的将士。边关的地方官听说翟銮到来，早早守在官道上，唯恐怠慢了翟銮。为了让翟銮不虚此行，每个边区的官员都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等到翟銮返京时，边区官员送的礼物竟装满了一千张大车。
总而言之，吃喝、送礼，基本就是古代官场公务接待中的常态。早在永乐一朝，就有人抨击这种现象：“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诛求责取，至无限量”。在所有中央下派的特派员中，属“钦差”的地位最高。地方官一听说钦差大人即将到来，无不望风迎接，生怕比其他同僚慢一步。至于公款吃喝、公款送礼，早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公务接待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除了被接待的高官外，高官的随从也很体面，他们亦会收到地方官奉上的“辛苦费”。根据官职的尊卑不同，随从人员能领到的“辛苦费”不等，普通的小厮能拿到几十两，陪同的官员能拿到数百两。比较有意思的是，由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曾出台过禁止上级官员收礼的政策，所以朝廷特派的大员很少会收现金，至少不会在大庭广众下收钱。通常来说，钦差、钦使在返京后，地方官才会将“心意”通过钱庄邮到钦差的家中。
提起公务接待，总是离不开饮宴娱乐，道光朝的大臣张集馨记述：每次接待上级，都要准备‘戏宴’两班，将上级领导安排在上席的五桌，将领导的随从安排在中席的十四桌。上席准备的菜肴相当高端，必有燕窝烧烤；中席稍次之，但也有鱼翅海参。不论寒暑，这种“戏宴”都会持续到后半夜，在宴席结束后，请客的地方官会将贵宾逐一送出，将他们扶上马车，“逐次揖送”。这还不算完，等领导们回到下榻的公馆，地方官还要安排手下小吏按照名帖，前往公馆“道乏”。
什么是“道乏”呢？
说白了就是让小厮跟领导道晚安：领导今天的安排还满意否？领导明天的行程是怎样安排的？领导早些休息云云。每次“戏宴”，从请戏班、打赏下人到准备菜肴、美酒，大概要花上二三百金。
正所谓“凡有陋规之处，必多应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谚所谓‘以公济公，非实宦橐’，历久相沿，已成常例”，官员们迎来送往，最后苦的还是老百姓。
参考资料：
【《萍州可谈》、《学治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