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王朝有史,民间有戏,戏说是人民自己说史,南戏有史笔。
“民间”是什么?是国家的社会形态,是人民的空间存在。“民间”是生产方式的群众性分布,是经济要素的市场化集合。“民间”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存在,是以家庭维系的文化中国。
国家的自然形态,叫做“江山”,“民间”坐落于“江山”。国家的文化形态,叫做“历史”,“民间”承载着“历史”。中国除了一部“二十五史”承载“正史”外,“民间”承载历史的方式很多,戏剧是其中之一,所谓“戏说”历史。
勾栏瓦肆,结彩开张,衣冠粉黛已登场,从上演宋、元杂剧开始。王朝更替,江山易代,悲欢离合还没完场,一转眼,便脱掉宋、元戏服,换了明朝装。王朝如衣裳,到了明朝,朱家皇帝穿上龙袍,戏剧还是民间的归民间,但是变了调,换了腔。
宋元明之际的戏剧运动,从南戏到北曲,有着民间化的鲜明轨迹。
士人与才人
南宋时,没有考上科举的落第秀才们,自发地组成书会,一边复习备考,一边写剧本自筹膏火之资。久而久之,先觉者索性放弃科举,成剧本专业户。宋元戏说,都出自书会,从南戏到北曲,均由书会才人主笔。
如果说,书院是民间思想者以学术目的形成的士人团体,那么书会则是民间文艺者,以艺术为目的形成的才人团体,士人与才人,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士人作为精英,有着制度安排的政治仕途,处于上层建筑;而才人则活动于社会基层,要在经济基础里安身,从市场需求中立命,两者之间隔着一道科举的门。就大体而言,进了科举的门,就成为士人,进不了的,就去做才人。
士人隔着科举的门缝看,当然要把才人看扁了。才人从科举的门外瞭望,所见不确,难免也会看走形,如果才人对士人不满,写“负心戏”便是才人的拿手好戏。
北宋南渡以后,书会随着南戏从温州开始,再到临安。《永乐大典》仅录三种南戏,《小孙屠》和《错立身》都出自“古杭书会”,《张协状元》出自“九山书会”,“九山”是温州的别称,古温州又叫永嘉,所以,又名“永嘉书会”。
像书院一样,元朝初年,书会也北上了,在元大都北京扎了根。元代最早的书院,是窝阔台时期的太极书院,而最早的书会,则说不太清楚。不过,在《错立身》戏里,编剧才人自称“一管笔如飞,真字能钞掌记,更压着御京书会”。“真字”是正楷,“掌记”是剧本。看来能用正楷写剧本,在书会里,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说明才人那一笔好字,不输于“馆阁体”,可以像士子那样去参加科举考试了。其中还提到了与“古杭书会”同时的另一个书会“御京书会”,说明当时一南一北两个书会中心已经出现,南有古杭,北有御京。
“御京”二字表明,御京书会就在京城元大都。据学者陈万鼐研究,“御京”与“玉京”同音,如皇帝“御旨”亦称“玉旨”。因此,御京书会很有可能就是玉京书会,大都内,人称“玉京”,外则称“御京”,强调书会的皇城身份,突出书会的中心地位,那时敢说“压着御京书会”者,必是江南吴越才人。
玉京书会的班底,都是燕赵才人,而主持,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的总编剧、总导演还兼着演员、后来被称为元曲四家之首的关汉卿。
还有一家,叫“元贞书会”,也是一班燕赵才人搞的,也起了个向皇朝国号靠拢的仿佛皇亲国戚身份的名字,它的名字跟元朝的国号一样,都是从《易经》里来的。
文学史上的元曲四大家,就在这两个书会里,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以他们为主流,用了传统士人眼光,将他们放在唐诗宋词一脉上,作为元曲代表来写。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元之曲”里有南戏吗?很少有人这么一问,因为,元曲来路跟南戏有所不同。元曲来自阳春白雪的唐诗宋词一路,而南戏则从下里巴人的方言土语发展而来,元曲作为唐诗宋词以后“一代有一代之文”的新的文体样式,被王国维推崇。他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但都不如元曲。所谓诗言志,词抒情,都难免有隔,只有元曲叙事,能一任自然,一是由于文学形式本身使之然,二更由于元剧作者皆非有名位学问的人;其作剧,也没想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只是兴之所至,自娱也娱人,直抒胸臆,不避不讳,与时代之情状契合,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流露于剧本的字里行间。因此,“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
“自然”,是从已经形成的文学样式上来说的,而对于创作者本人的要求,则是“自由”书写,至于情节如何安排,思想是否正确,人物矛盾与否,则一概不管不顾,只管以自由的表达获得自然效果。
元初科举未开,当时读书人有两个去处,一是书院,一是书会。去书院的,要代圣人立言,等待朝廷召唤;去书会的,要为百姓发声,从市场经济里找饭碗。元初书会的构成,已经不纯然是落第秀才了。士人无科举可考,无仕途可去,也要往市场经济里安身,于是,转身去了书会做才人。
这些人加入进来,不但扩大了书会才人队伍,还对才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南戏《司马相如题桥记》中,有“一位才人的自述”:看这个才人,将那六经三史、诸子百家,略出胸中余绪,九宫八调,编成律吕明腔……学养与乐感兼有,这样的书会才人,似乎要苏轼加上柳永才够。
不知这位南戏才人出自哪个书会,也许他自吹,但他如此高标,若是个村秀才,怎起得了这般大话头?就是个落第秀才,那思想也发不出这等高烧!还有编剧,对情节也很讲究,那才人还说:做杂剧,如穿梭织锦,要一段胜于一段,又如种花一般,不光要“桃李芬芳”好看,还要“看那收园结果”。这种带有士人精英刻意追求思想性与戏剧性的统一,显然不入王国维的“自然”法眼。
我们来看另一位“才人自述”,他可不是个无名氏,而是元曲里最有名的那一位,关汉卿这样说:“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可见,他不在“六经三史”里端拱,做老学究,而是在花酒茶马音律中,活得朱颜不改,极尽风流,了无闲愁。与他相伴的,都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他是个不知老的美少年,“占排场风月功名首”,做“锦阵花营都帅头”。
这还不够,他要把“我”说透: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这是三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有关自我的宣言,比晋人空灵的“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更为有声有色,更加有血有肉,名士自我,不及浪子自我赤裸裸。
自我、自由、自然,三者相通,通就是“不隔”,这个“浪子班头”,便是王国维不吝赞词说他“一无依傍,自铸伟词”的关汉卿。因他“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称“元人第一”。也因为他,元曲才入王国维的自然法眼。
没有人比王国维更懂得关汉卿了。一个伟大的矛盾由此形成,三千年来,最拘谨的一人,居然与最放荡的一人,在六百年以后,于内心深处,得到了怦然印证。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严于律己的王国维内心,多么渴望像关汉卿那样无依无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绝对自我的放荡一下。这一天终于来临,他要绝对自我一回,可他并未绝对于生,而是绝对于死啊——“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要是他能像关汉卿那样,绝对的生一回,那该多好啊,但他是未知生,已知死,真是比“窦娥冤”还冤啦!
中国式悲剧《窦娥冤》
关汉卿写了60多部戏,流传下来的,据说有18部,而其中最有名的一部,就是这《窦娥冤》。中国传统戏剧多写团圆戏,虽多悲情,却罕有悲剧,唯一的一部,亦即《窦娥冤》,也被人认为是“冤剧”,而非悲剧。但“冤剧”一说,也就说说而已,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并不成立。不过,要说《窦娥冤》是悲剧,它又确与西方悲剧的经典样式迥异。西方悲剧,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还有一种是莎士比亚以来的人格悲剧,《窦娥冤》不属于这两种类型,我认为它属于一种中国式的权力悲剧。
命运悲剧强调必然性,个人被必然性控制,身不由己,不能自主。人格悲剧加入了个人的主体性,是由个人选择失误而产生的悲剧。而中国式权力悲剧,则是用被权力锁定的道德死结来勒死道德楷模,是用道德律来扼杀道德主体,窦娥就是这样一位富于道德性反而被道德毁灭的美丽女子。
之所以产生如此异化,是因为在道德律和道德主体之间,被权力打入了一个楔子,将道德律转化为法律,并以官府的名义将道德主体绳之以法。道德主体与道德律之间的关系,通常要受到社会关系总和的评价。
无依无靠的个体,对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行绝望的抗争,自由意志的美和个体人格的美,就成为总和里的一个不可饶恕的异类,越是站在道德领地的高端,就越容易遭到道德群众的谣言,在谣言的风暴里,就越是摇摇欲坠,孤立无援,而权力的价值取向,则在群众和谣言那一面,更何况专制的权力总带有强烈的道德教化动机,而这一动机,就成为了中国悲剧的根底。
最早类式的悲剧,出现在《楚辞》里。屈原作为被君权放逐的个体,忧愤不已,愤而投江,求一死。一死之后,被太史公追认,写入《史记》,成为史有其人的悲剧第一例。同样的悲剧被关汉卿载入“民间话语的史记”《窦娥冤》里。
窦娥的原型,出自《汉书﹒于定国传》,其中谈及孝妇窦娥,顺笔一带,主要是为了表彰传主于公的政绩,却被关汉卿慧眼识破,拿来放在民间话语里,演义出一个感天动地的悲剧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史官文化的孝妇,同民间话语的悲女有着怎样的距离。
首先,是审美的距离。孝妇抹了太多的教化脂粉,而悲女则承担着巨大的自己生存与社会道德的压力,正如她所云: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呀,能将不尽的苦难举重若轻,化为一腔闲愁。
小女子自道:妾身姓窦,小字端云,祖居楚州人氏。我三岁上亡了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改名窦娥。至十七岁与夫成亲,不幸丈夫亡化,我今二十岁也……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
她二十岁的内心,有一片《诗经》的风景,有一种淡然的黍离之声。之后,她就是一朵悲剧的花呀,从关汉卿的笔下发芽,在元曲里盛开。
其次,是有关正义。在史官文化里,孝妇的正义,可以被平反,也能得到表彰,但她不能作自我表白;可在民间话语里,悲女却能自由地表达,独立开花。
窦娥的性格典雅,从不怨天尤人,温柔敦厚有如诗。她也会自问:莫不是八字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然而,当正义被摧残,天理遭扼杀,那邪恶的官老爷权杖将她残忍屈打,那无情棍棒她捱不了,不由她不魂摧,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拷打,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得她肉都飞,腹中冤枉有谁知?天哪!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这时,她便骂,骂掉了史官文化里的天和地——两颗政治正确的大门牙: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临刑前,她见了婆婆一面,对婆婆说: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料婆婆谦让与他吃,倒把他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
她还说:婆婆也,你只看窦娥少爷无娘面。念窦娥服侍婆婆这几年,遇时节将碗凉浆奠;你去那受刑法尸骸上烈些纸钱,只当把你亡化的孩儿荐。婆婆也,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烦烦恼恼,怨气冲天。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衔冤。
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不隔”,这就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自然表达。这样的语言,不带“思想”,比哈姆雷特王子问“生还是死”更具张力。
都说关汉卿是东方的莎士比亚,可他要比莎翁早两百多年啦!莎翁若知有他在先,在后面追赶的,那一定就是莎翁了。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莎翁适逢欧洲文艺复兴,而关汉卿秉承的却是宋金以来的流风余韵,历史的运势不同,反而使得后来者居上。
我们再来看看,窦娥的自由意志究竟有多么强大!她缔造了神话。
她说:监斩大人啦,有一事,若肯依了窦娥,我便死而无怨了。要一领净席,等我窦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者。不是我窦娥发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
刽子手又问:你还有甚的说话,此时不对监斩大人说,几时说那?
窦娥云:大人,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官云:这等三伏天道,你便有冲天的怨气,也召不得一片雪来,可不胡说!娥曰: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得六出冰花滚似锦,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大人,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旱三年。官吼:打嘴!哪有这等说话!
窦娥云: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怎么这一会儿天色阴了也?好冷风也!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儿誓愿明题遍。婆婆也,直等待雪飞六月,旱三年呵,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窦娥显。
可惜剧的结尾,却未能免俗,还是从书生应试到书生做官那一套,以权杖为民做主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一个未曾应过科举的江湖才子,却不去江湖找出路,而去科举求仕途,关汉卿在此失足。莎翁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他为个人的命运,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