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是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历史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反思，他逆向推论了中国在拥有相当不错的科技历史中，为何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反而让原本科技并不具有优势的欧洲反超。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17世纪之前，中国的科技发明和成果占据了54%以上，但17世纪以后中国迅速并欧洲赶超，到19世纪时这个数据断崖式下降到0.4%，换言之在近代的科技发明里中国忽然之间就缺席了。
实际上对这个现象感到困惑的不仅是李约瑟，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早在1915年著名学者，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任鸿隽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这位学者后来担任过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国立四川大学校长 ，他在文章里面说：
是故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
简单来说，任鸿隽认为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没有诞生科学，是因为没有找到系统的方法，也没有这个意识。他认为中国古人察其物也，取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此其不能有科学不待言矣。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中国人思考问题和观察事物没有追根刨底的思维方法和好奇心，没有“科学化”的逻辑思维，还有社会限制独酷的原因。
任鸿隽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很快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讨论，冯友兰也加入到探讨之中，他在国外发表了一篇英文版的文章《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从哲学的角度解释了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原因。
而在西方，对这个现象提出问题的则是美国学者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他写了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作者在文章中的探讨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随后李约瑟加入到了探讨中，后来包括爱因斯坦后来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他对此给出自己的答案说：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绩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了。
在爱因斯坦看来中国古代缺少形式逻辑以及相关的实验，因此中国没有诞生科学是不值得奇怪的，真正让爱因斯坦感到奇怪的是这个看起来本来应该和科学没有任何关系的民族先贤们，反而凭借他们的智慧发明了出了许多领先欧洲的科技和数学。后来，李约瑟在自己的作品《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在书中写道中国古代虽有发达的技术，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科学（现代科学），这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重大缺陷，因此在1976年的时候它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归纳为李约瑟难题。
关于这个“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科学”问题在百年以来引发了大量学者的讨论，如今在学术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无非可以归纳为中国思想和文化哲学的原因，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缺乏形式逻辑，在文化思想上限制和轻视了科学的发展和诞生，实际上在技术发明被视为“奇巧淫技”的时代，科学并没有诞生的温床，这就是任鸿隽的社会限制独酷，古代中国并不重视。
其次小农经济的农耕思想也进一步限制了科学思想的萌芽，由于古代过于依赖和看重土地，使得人们的思想也被束缚在土地中，重农抑商，重农轻技都限制了科学思想，根深蒂固的农耕思想也是一大原因。写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古人的预言，他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官员兼科学家徐光启，此人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当时他说了一句话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尽管百年以后并没有人人习之，但近三百年后人们终于是人人习之了，也确实感到学习的太晚。
另一方面，清朝时期的文化思想限制也一定程度上导致彼时的中国没有从欧洲文明中学习到先进的东西，总体而言，既有文化思想上的短板，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多种多样的因素纠结在一起最终造就了科学并没有在古代中国诞生，也没有在近代取得傲人的发展。简言之是既没有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也是由于对此刻意选择了忽视的结果，这些固然都是时代的局限性和历史发展的一些必然结果。
因为这个问题还可以反向提问——在17世纪以前欧洲技术发明远远落后于中国，但为什么却是欧洲率先发展起来科学，并在科技领域领先于中国？实际上去观察思考西方的历史，并不难获得答案，而这些答案便恰恰就是对李约瑟难题的最佳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