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的由来没有什么争议：人称“东林先生”的顾宪成被万历皇帝革职之后，回到家乡从事讲学活动，并修建了“东林书院”。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604年）十月，顾宪成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和叶茂才等制定了《东林会约》，并定期举行会谈。
这次事件被学术界认定为东林党成立的标志性事件，上述八人亦被并称为“东林八君子”。
但是东林党成立的动机就有争议了：按照东林党自己的说法，他们一群寄情于山水和书本的文人，只是有感于时局混乱，不得不抱着“匡扶正义”的目的出仕。
可按照现代的定义以及他们之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类似于作家联盟的学术组织，而是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团体。
既然是政治团体，那他们最关心的，自然应该是官场上的事。而官场上最敏感的动向，就是人事调整。
在东林党未出山之前，朝堂上的官僚们经过多年博弈，早已就人事分配达成共识。他们之间虽然也会产生激烈的争斗，但从整体上看，这种争斗还是有秩序的。
换言之，经历过多年博弈，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而繁琐的人事任免程序，大家也都守住了这条底线。
很多人提起科举制，总认为只要文章写得好，就能直接当大官，这未免有些过于小瞧古人的智慧了。“知易行难”这个词出自《尚书》，成书于公元前。如果一个人只会写八股文，那他当个小吏都够呛，更别提大官了。
一个人就算高中状元，也会被外派到基层历练，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如果这个人在基层干得一塌糊涂，他的考核成绩一定是不堪入目的。对于这种人，就是再会写文章，也很难得到重用。
这个考核成绩并不单是考核你赚钱的本事，而是综合评定：比如说这个县在你的领导下，兴修了多少水利、新建了多少桥梁、增产了多少粮食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人民的幸福指数核定，但这没有具体数值，而是看你们县有多少人越级告状，或者闹出群体事件。如果出现了恶性新闻，你的考核成绩肯定也不合格。
乍一看，这种选拔制度非常不错。如果能够按照这个制度严格施行，那么官僚集团应该可以算正面角色。可在现实生活中，潜规则永远都是最有成效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政绩相差甚远的两个人，由于出身背景不同，可能会被区别对待，他们的政绩也会被拉到相当的地步。
>张三的爹是豪商，李四的爹是农民，两人同时成为县级领导。张三他爹有本事，愿意用自己的财产和人脉，帮助儿子提高政绩；李四的执政能力比张三强，但李四他爹却没办法帮助自己的儿子。
一旦出现了责任不清的恶性事件，没有背景的人则更容易倒霉。
>张三和李四所管辖的县相邻，在两县交界处爆发大规模冲突，继而引发大型流血事件。李四率先赶到处理纠纷，张三却想方设法推诿责任。在张三他爹的金钱运作下，此次大型流血事件的主要责任由李四承担。
在潜规则的作用下，官僚集团就像曾经的豪门士族一样，开始拉帮结派。当吏部决定提拔官员时，首先要看这个官员背后是哪位大佬，然后才会看该官员的具体表现。
>经过重重考验，李四用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勉强获得了和张三同期参与考核的机会。但由于张三后面有朝廷大佬，李四没有任何后台，结果张三高升，李四原地不动。
官僚之间一旦形成了这样的默契，在皇帝看来无疑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对于皇帝而言，下面的官僚最好是分派系斗得你死我活，皇帝居中做裁判。大家为了能够获得皇帝的偏袒，自然会纷纷讨好皇帝，皇帝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维持整个帝国的和平稳定。
可如果官僚集团内部形成默契，就意味着他们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划分利益，而不需要牺牲利益去讨好皇帝，这是皇帝无法忍受的事。
在这种背景下，东林党横空出世。
东林党甫一介入官场，就打乱了曾经的均势。就好像已经被黑社会瓜分完毕的地盘，又出现了新的势力：你们把地盘分完了？不算，要重新分！
官僚集团对于东林党这伙突如其来的政治团体极其不友好：你说重新分就重新分？你算老几？
但在东林党出仕前，就已经立起了自己的人设——君子。换言之，他们最擅长的攻击方式，就是利用舆论武器，干涉朝堂上的人事调整。
人往往是自己缺什么就向往什么，自诩为君子的人，往往干的都不是君子的事。
东林党一面装腔作势，一面控制舆论。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东林党俨然是一群才华与正义感兼具的人，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能走上执政岗位，必然会使得整个大明帝国焕然一新。
东林党之所以敢跟官僚集团打擂台，背后肯定有万历皇帝的纵容与支持，这种说法没有直接证据，却是合乎常理的推断。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只能沦为笑柄。如果没有万历皇帝做靠山，东林党敢非议执政官僚，执政官僚一声令下，就能把那个东林书院给封了，然后把相关人员全部抓起来审问：是谁让你们胡说八道的？成天就知道坐在书斋里妖言惑众，你们是不是以为这个社会没人管了？可由于万历皇帝的纵容，执政官僚不敢找东林党的麻烦，只能生受着。
直接证据没有，间接证据还是有的。比如东林党非议万历皇帝的时候，万历皇帝从来都是一声不吭的。要是有官僚想打压东林党，万历皇帝自然会出来打圆场：哎呀，他们愿意说就说吧，你没看我都不敢管他们吗？我们不要以言治罪嘛！
一时间，东林党就像滚刀肉一样，官僚集团对他们恨得牙痒，却又不知该如何打击他们。在这种背景下，官僚集团内部出现了分化，部分官僚开始尝试与东林党合作。
与东林党合作的官员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东林党的吹捧之下，这部分官员很快就成为了正义的化身。谁要是敢说这部分官员的坏话，舆论一定会炸锅：这么好的官员都要被你们黑，这社会还有天理吗？
凤阳巡抚、漕运总督李三才属于比较有远见的官员，他较早发现了东林党的舆论优势，开始积极与东林党合作。东林党投桃报李，对于李三才的吹捧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
本来呢，东林党的顾宪成等人还是比较清廉的，因为他们一直在清水衙门待着，又很注重名声。所以东林党在未正式出仕前吹嘘自己清廉，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但李三才作为一个巡抚，主管的又是漕运这种肥缺，这种人可能清廉吗？我不信。不止我不信，当时的人大多也不信。
在这种背景下，被东林党逼得节节败退的官僚集团立刻开始组织反击，竭力证明李三才是贪官，进而证明东林党是一个妖言惑众的团体。
关于李三才是不是贪官的争论，甚至惊动了万历皇帝：他亲自派人调查李三才，调查结果并未出乎意料：李三才果然是个贪官。
史书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也强调李三才是贪官。但依然有人认为：东林党受到官僚集团的排挤，李三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明史》·卷二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二十
我认为李三才是贪官，出发点不是史书，而是客观事实：在明末那种“无官不贪”的恶劣环境中，李三才能在漕运这种肥缺上干得风生水起，上上下下一定都打点到位了。如果不贪污，他哪来的钱去打点呢？
“李三才事件”的结果以李三才辞职而告终，东林党虽然被各种干货啪啪打脸，但他们就是车轱辘话来回说：“李三才是清官，你们诬陷他”！
不愿与东林党合作的官员，自然会受到东林党的丑化攻击，并很快成为传说中邪恶的化身。谁要是敢为这部分官员抱不平，舆论同样会炸锅：这种尸位素餐之辈都有人洗地，你们收了他多少好处？
潜规则之所以是潜规则，主要原因就在于：大家都上道，很多事情心知肚明，用不着大肆张扬。可东林党出现以后，把官员的潜规则端上台来，逼着大家玩民主，这不是砸锅吗？
在东林党成立之前，朝堂上很少听到“正义大战邪恶”的故事；在东林党成立之后，官僚集团开始熟练地给对方扣帽子，你和我不是一派，你就是邪恶的！一下就把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
潜规则被东林党破坏殆尽，官僚集团曾经的默契一去不复返，不同派系的人之间势成水火。看到这一幕，万历皇帝开心地笑了。
可万历皇帝的继任者就倒霉了，常言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东林党之所以敢这样玩，是因为此时的东林党还只是在野党，地位和权势都不高。可等到东林党在泰昌年间全面上位之后，那真是为所欲为地迫害异己力量。
魏忠贤最初也不打算得罪东林党，但是当魏忠贤与东林党大佬（赵南星）接触时，总是处处碰壁。最终在天启四年，爆发了那场大火并，东林党被魏忠贤赶出局。
魏忠贤雅重之，尝于帝前称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应星介一中书贽见，南星麾之去。当是时，忠贤益盗柄。以承宗功高，欲亲附之，令应坤等申意。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由是大憾。——《明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到了崇祯初年，一心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崇祯皇帝又重新启用东林党，并干掉了与东林党为敌的魏忠贤。此时的东林党可谓春风得意，“众正盈朝”成为现实。
但经过了几年的相处，崇祯皇帝也发现了东林党不靠谱：很能说却不能做。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东林党又被崇祯皇帝弃用。直到大明灭亡，都没有再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