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维屏
袁水拍是一位著名诗人。之前，我只闻其名，不知其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与中行还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遗憾的是，袁水拍在解放前曾经是一名中国银行职员这一身份，一直游离在人们的关注之外。
袁水拍的诗歌主题，有着强烈的革命性，表现在他重庆谈判时，就写了著名的《毛泽东颂歌》，只是当时题目中没有出现“毛泽东”。这首诗歌还被谱成曲。
而同时，袁水拍的诗歌里，更饱含着对时事的尖锐讽刺。这就是他所著的著名的《马凡陀山歌》。“马凡陀”的意思是“麻烦多”。
这《马凡陀山歌》在解放前夕流行到什么样的程度？
现在市场上流行的《红岩》是1963年的修改本。我们很难找到1961年版本。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小说主人公许云峰发现特务渗入到书店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名特务抄袭了《马凡陀山歌》，以证明他思想进步，从而引起了许云峰的警觉。现在流行的《红岩》1963年的版本，没有点出特务抄袭的是《马凡陀山歌》，但是根据《红岩》早期版本改编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台词中许云峰就直接点到特务抄袭了《马凡陀山歌》。由此可见，《马凡陀山歌》的进步意义，连特务也将其打入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重要的筹码。
我第一次看到袁水拍曾经是中国银行的一名员工的消息，是在《上海市金融业职工运动史料》第二辑《上海四行二局职工运动史料》中。此书第一辑《上海“银联”十三年》可以在网络上下载到，但第二辑在超星与读秀这些最全的网络书库中都没有找到下载资源，于是，特地用高价网购了一本。在这本书的第316页中写道：
《联讯》“还特约了一批经常的撰稿者，如中国银行的袁光楣（即袁水拍，笔名小眉、湄广）……”
当时，很难相信，这里出现的袁水拍就是我国著名的诗人。
之后，才有意地关注了一下袁水拍，他的确有着较长时间的在中行工作的经历。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分行，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上海，这段时间，也是他写作《马凡陀山歌》的最为活跃的时期。他的诗歌，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揭批美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干预，讽刺贪官污吏的丑恶行径。这种带着烈火、嫉恶如仇的诗歌，很难相信，会出现在一个以安分守己见长的中行员工的笔下。
这样的抨击时弊的作者，自然无法能够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上海生存，于是，他在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于1948年撤退到香港，之后，袁水拍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他在文化圈内担当的最高职务，是在1976年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比当时在文革中独树一帜的作家浩然的官衔都高。然而，正是因为这一段时期，袁水拍与江青过从甚密，在文革结束后，他不得不从高位上跌了下来，六年后，郁郁而终。
因此，袁水拍的一波三折的人生，便有了解读的意义。他的人生的后半段，无疑是一场悲剧。据一些资料透露，他在文革时间，向江青写过效忠信，写过告密信，所以，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从最普通的中行员工为起点，最终能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高位，确实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他为什么会在文革后期波诡云谲的政治气候下，能够脱颖而出，进入政治体制，从而被他的过去的文友视着丧失了基本的人格与人品？
有一篇分析文章，认为这与他是银行员工有关：“银行的职业训练养成那种勤谨、审慎、驯服的作风，其积极面是敬业、严谨，其负面则唯上级之命是听,保守拘束、胆小怕事。……对于年轻得多的水拍,也不免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其实这样的分析并不能够完整地解读袁水拍。纵观他一生，无论是在抗战期间，还是解放战争期间，袁水拍从来不是一个胆小怕事之人，不然就无法解释他会用那些响箭一样的诗句，抨击国民党政权的黑暗与腐朽，呼唤着一个光明的新政权的诞生。他的很多抨击时弊的诗句，今天读来，仍然颇值得人玩味，如：“钞票越多越难过，钞票越多钱越少。”“中国只有小贫，和大贫，/小贫的在纽约买地皮，大贫的被卖当壮丁。”
遗憾的是，袁水拍却没有写出一部关于自己生活的回忆录，他在中行的生活情境究竟是如何，几乎很难找到片言只语。倒是袁水拍的最亲密的朋友作家徐迟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江南小镇》中，对袁水拍过去的中行经历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但是徐迟也直言不讳地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袁水拍这个人是一个不容易看透的人，两人之间总有一点隔阂。但是徐迟也没有说明这种距离是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着历史产生一丝深深的失望，本来袁水拍凭着他的高超的炼字造句能力，能够为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银行留下丰富的带有个人感触的实景记录，但是，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袁水拍的笔下，至少在笔者目前所看到的现有资料的情况下，没有看到任何吉光片羽的记录。实在是遗憾。
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份历史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梗概，却很难看到充满着人的呼吸与心跳的带着直感的真实记忆，而恰恰是这些个人的记忆文章，承载的信息，要比那些枯燥的历史解析，来得更加丰富而全面。即如关于中行的历史而言，我们在开始介入的时候，会发现这些资料很是丰富，但是我们如果更深入地探讨下去，便会发现这些资料如出一辙，都是旧有的资料的移植与翻版。比如，几乎所有的中行历史书上都记载着上海中国银行大厦之所以是目前的高度，是因为身边的沙逊大厦的老板不同意让中国银行的大楼高过它，而且还打起了官司，最后导致了中国银行不得不屈服，在高度上要低沙逊大厦一点。但是，也有一些文章，指出这一个众口一词的历史史实并不可靠，而认为是中国银行出于节俭的目的，自行削高了大楼的高度。这个并不复杂的史实，居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实在令人感到，历史记载中有着太多的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现象的存在。在中国银行大厦的高度问题上，如果沙逊大厦主人打起了官司，总该有官司的原始记录，但是从没有看到这样的资料被披露过。总是人云亦云的寥寥几句重复的史实不断地出人们的面前，令我们无所适从。
因此，我们太需要有一个有着自我的观感的眼光，来从历史的低点，去观望当时的历史状况。这一点，袁水拍本来可以提供给我们，但是，却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也许随着袁水拍的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可以更多地触及到他的思想、灵魂与感受，可以借由他的目光，来让我们更好地看清那些被遗忘与丢弃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