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一个风云变幻、大师辈出的时代。孙中山、梁启超、鲁迅、蒋介石、胡适、毛泽东……看那时代人物的小传，常会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超级英雄”。在每个“超级英雄”的支线里，又常有其他的“超级英雄”们客串进来，搞点事情。这些点和线串联起来，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超级英雄宇宙”——民国。
梁实秋与梁启超
梁实秋在清华时，曾透过同班同学的梁思成，请来梁启超作演讲。听者踊跃，座无虚席，梁启超的开场白先是一句“启超没有什么学问”，接着又加上一句“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时一口广东官话，铿锵有致，不时拿出毛巾擦汗，呼唤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就跳上讲台把黑板擦干净。这次演讲给梁实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及，表达仰慕之情。
几年后，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归来，受邀参加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在婚礼上见证了梁启超最另类的证婚词：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梁实秋与胡适
胡适，在梁实秋的心中一直都有很高的地位。还在清华读书时，他就以《清华周刊》编者的名义去拜访胡适，请他为《清华周刊》开一个《国学必读书目》。后来两人在新月社、北京大学共事，梁实秋仍视胡适为老师，在所有人都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时，他却从未这样说过。
梁实秋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计划，也是由胡适所制定。最初是希望由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梁实秋五人来完成这项工作，其他人小试之后就放弃了。只有梁实秋一人坚持下来，前后历时38年，完成时他所感谢的第一个人，就是胡适。
除了翻译，梁实秋也著有散文集《雅舍小品》《雅舍谈吃》，他的文字风格，优雅幽默、常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韩寒曾说“我写短文的模范是梁实秋的文章，梁实秋很幽默，他影响了我很多。”
《雅舍谈吃》曾深刻影响了包括《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在内的众多美食家，可谓一部吃货的自我修养之书，每篇都以一种食物的名称为题目，读来常常让人流口水。
《雅舍谈吃》 梁实秋著
梁实秋和徐志摩
梁实秋与徐志摩的相识，也是在清华时代。那时徐志摩刚从欧洲游学归来，文学社请他来做演讲，又是通过梁思成。之后梁实秋去了美国，徐志摩则在北京忙着“新月社”的活动，并且由于和陆小曼的恋爱闹得沸沸扬扬。回国不久，他就接到请柬，受邀参加徐、陆二人的婚礼。
1927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潘光旦等一干人，都先后到了上海，新月社的活动也重新热闹起来。开新月书店，办《新月》杂志，不亦乐乎。徐志摩和闻一多是诗歌创作的两巨擘，而梁实秋逐渐成了首席文艺批评家，这与他后来卷入的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论战不无关系。有人对徐志摩说：“有人在围剿《新月》，你们为什么不全力抵抗？”徐志摩回答：“我们有梁实秋、陈西滢两个人来应付，就足够了。”
还有一件趣事，有一天，徐志摩风风火火跑到梁实秋家，悄悄跟他说，“胡大哥请吃花酒，要我邀你去捧捧场。你能不能去，先和尊夫人商量一下，若不准你去就算了。”这让梁实秋有些为难了，没想到妻子一口答应，“你去嘛，见识见识。”这是梁实秋之前并不曾有过此种活动，最后还是由主人胡适代约了一位姑娘相陪，结果连姑娘的模样、名字都没记住，一顿饭结束就赶快逃之夭夭了。
梁实秋和冰心
梁实秋是在去美国的轮船上，经由许地山介绍，与冰心相识的，两人后来结下了很厚的友谊。有一段对话颇有意思。
他问：“您到美国修习什么？”
她回：“文学。”
她问：“您修习什么？”
他回：“文学批评。”
场面就这样僵住了……
梁实秋在北碚时，办过一次宴会，欢饮完毕，冰心为他题字，“一个人应当象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梁实秋像一朵花。”
在围观朋友的不平声中，冰心微微一笑，又接着写下去，“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1968年，梁实秋听闻“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悲从中来，写了一篇《忆冰心》，回忆与她的点点滴滴。直到1972年，才得知冰心依然健在，而冰心夫妇也曾辗转读到这篇《忆冰心》。梁实秋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我知道冰心未死，我很高兴，冰心既然看到了我写的哀悼她的文章，她当然知道我也未死。这年头儿，彼此知道都还活着，实在不易。”
梁实秋和沈从文
梁实秋与沈从文是因《新月》月刊相识，当时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在月刊上发表，每期一万五千字。
沈从文穷困，去要稿费时书店的人说得梁先生盖章才行。到了梁家他不走前门按铃，走后门。佣人把收据拿给梁实秋盖章，还没等他下来，沈从文就走远了。
胡适得知此事，就把他请了去中国公学教书。梁实秋的印象里，由于性格内向容易紧张，“他讲课不是特别精彩”。后来沈从文喜欢上班里的女学生张兆和，也顾不得内向，写了许多信给她。张兆和看都没看，放在一个匣子里。后来她不胜其扰，拿着匣子找到校长胡适告状。胡适先问她准不准备回信，她说不；胡适又说，不妨先看看他的信，喜欢可以交往，不喜欢也不是什么大错。再后来，张兆和就成了沈从文的妻子。
梁实秋与老舍
梁实秋与老舍的友谊是极其真挚的。两人最有名的一段逸事，应该就是一块儿说相声。那是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官发起组织的募款劳军晚会上。这出相声，是老舍自告奋勇，选了梁实秋做搭档，头一晚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晚反过来。
老舍对相声颇有研究，强调：“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要紧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篇彩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
相声中有一段需要老舍用折扇敲梁实秋的头，梁实秋坚决要求不能真打，比划即可。到了上演时，老舍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狠狠打了过去。梁实秋看来势不妙，向后一闪，脑袋幸免，但眼镜被打落了。幸好反应快及时伸手托住，然后保持那个姿势不动。此时台下早已笑成一片，喝彩声不断，有人以为是演练好的，还高呼，“再来一次！”
梁实秋与鲁迅
梁实秋与鲁迅那场持续八年的论战，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公案。最初的起因，应该是梁实秋发表在《复旦旬刊》上的一篇名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由于在对卢梭看法上的分歧，鲁迅在一个月后写了一篇《卢梭与胃口》以为反驳，论战就此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鲁迅去世。那一年梁实秋24岁，鲁迅46岁。
两人论战的焦点从卢梭到翻译中的硬译问题，再到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遍及多个方面。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文学有没有阶级性”这一问题。梁实秋始终秉持“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从一开始就对左翼作家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持怀疑态度，“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文学家永远不失掉他的独立”。而鲁迅与左翼作家是极为重视文学在革命运动中的实际作用的，他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越了阶级，而无意识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
两人的论战随之不断升温，梁实秋更是因为他的言论受到了围攻。甚至有人三更半夜打电话到梁实秋寓所，得知接电话的是本人后，二话不说大骂一顿，然后挂断电话。创作社的冯乃超写文说要送梁实秋一个“资本家的走狗”的称号，梁实秋马上回敬“《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
鲁迅读到此文，冷冷一笑，说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了那篇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帽子，就这样扣在了梁实秋的头上，多少年也不曾拿下。
两人的论战到后来，多少不免有嘲弄、讽刺对方的成分在。在梁实秋老年时代，有人写文章祥论梁实秋当年的论点，时人都说是为其“平反”，他反倒轻描淡写，“平凡也者，是为冤狱翻案，是为误判纠正，当然是好事。不过我实际上并未入狱，也未奉到判决书。有些事情，是是非非，原无须等待历史来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