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石室宝藏”牌坊的拆迁与复原

莫高窟的“石室宝藏”牌坊俗称大牌坊，位于敦煌城至莫高窟公路终点处的宕泉河西岸（现称为大泉河）。前往莫高窟景区的来访者，如要通过大泉河一号桥，就会看到这座飞檐翘角、红柱绿瓦的古代建筑——牌坊，牌坊虽不高大巍峨，但形象庄重大方，牌坊的匾额东面上有“石室宝藏”四个大字，西面则是“三危揽胜”的题字，十分显著。

提及这座牌坊，近些年来有许多人问起它的来历。由于我来莫高窟的时间比较早，又是大牌坊拆迁的经历人，所以就五十多年前的旧事重提，赘述如下：

莫高窟的“大牌坊”，原来不在莫高窟，本是敦煌城内东街上汪氏家族一位妇女的节孝坊，具体地点位于现在敦煌市市委大楼对面的大街上（图1）。

1958年大跃进时期，敦煌县（现为敦煌市）进行城内街道扩建，县政府以牌坊妨碍扩建街道、阻碍交通为由，要将牌坊拆除。常书鸿所长得知此事后，遂向县政府提出将牌坊迁建于莫高窟，县政府觉得这一设想很好，既保留了牌坊，也省去一笔拆除经费，是个好事。常所长回到所里当即安排我去敦煌办理拆迁手续，在这之前的几年间，因为我长期从事莫高窟的石窟保护和房屋修缮，经常和敦煌的泥木建筑两行的工匠打交道，因此我很快在敦煌城找到了老木匠梁师傅，据说他精通传统的木工技艺，另外又找了泥工郭师傅。在迁除这座牌坊之前，我在现场仔细观察了牌坊的各个方面：牌坊横跨县城东大街，牌坊两侧人行道边有四棵高大粗壮的白杨，路南道边有两根双斗桅杆，这也是节孝坊女主人身份的另一个标志，应该是牌坊的重要组成部分。牌坊正面三开间，成三牌楼形式，当心间是过道，过道两侧是低矮的牌坊台基，承载着牌坊的所有结构。台基上各有三根立柱，形成一对等边三角形，组成平面的稳定结构，此为这座牌坊的独特之处。牌坊当心间两柱高大粗壮，支撑上层牌楼及两侧牌楼大部荷载，次间两侧的两柱支撑三角牌楼的各一角，中柱的前后又有两根戗柱，构成三角形结构，形成立面的稳定力量。整个牌坊设计巧妙，飞檐翘角美观大方，又庄重华丽。整体分析后，觉得这座牌坊属于敦煌县城优秀的清代建筑小品，很值得搬迁。如果将其搬迁在莫高窟的适当地点，将构成一个新景点，当即我就带着兴奋的心情投入了拆迁搬运的工作。

在拆除汪氏牌坊的工程中，并没有汪姓族人来联系并了解有关问题，因而使搬迁工作顺利开展，并在拆除前得以在现场详细给工人交代拆除中的各注意事项。牌坊建在大街上，那时往来的汽车不多，但过往行人还是不少，我当时对拆迁的要求主要有：（1）要特别注意拆除工人及行人的人身安全；（2）不同位置的瓦件分别堆放，不得损坏；（3）牌坊的主要部分是木质构件，椽下的花牙子（斗拱的演变变形），纤小薄脆，需细心拆卸，拆除时先按位置编号，以防修复时发生错乱从而难以拼装。梁师傅说：“你不用担心，修牌坊时一定有清楚的编号”。果然，在拆除以后我们看见了每个木构件都有编号。可惜没有记下编号的方法（有待后人再进行研究）。拆除进行的很顺利，瓦件、木构件分别堆放在街道两侧，为了小构件的安全，连夜先把木构件用马车运回莫高窟，瓦件、石料作为第二批一起运回莫高窟，暂时存放在现在大牌坊南侧的大榆树下。

从常书鸿所长交代我搬迁牌坊时起，我的脑子里就不停的在考虑牌坊应该复原到何处？五十年代初，我曾考虑过莫高窟的环境规划，其实说不上规划，因为莫高窟是一块不大的台地，总面积大约二百多亩。当时从敦煌到莫高窟的公路是经大泉河东岸斜线越过大泉河床到下寺旁边，作为进入莫高窟的入口，从那里沿窟前有一条1955年铺设的简易沥青路到中寺，也是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区。我们日常活动就是沿着石窟崖壁前的树林一线活动，来这里的游客也是由这条路线参观，存在的缺憾是从远处看不见石窟全貌。（现在游客进入莫高窟的入口依然是这里，但修建了一座漂亮的大桥。）

莫高窟的全貌在长约一公里的南区石窟形成的景观，都是水平构图。只有位于南区石窟群稍偏南的第96窟唐代大佛窟，于窟外修建一座九层高楼，成为高大的竖向形象，构成了莫高窟标志性的景观，我曾设想在九层楼前开辟一条东西向的大道通直达河边，可当时莫高窟中寺以北还是一片果园，果园以东是畜圈及草料场院。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这么大的改造能力，正对大泉的东岸也没有较开阔的场地，以那时物力所限，也不可能设想修建一座桥梁，与九层楼遥遥相对，形成一条莫高窟环境布局的主要轴线。

此外，于现在的小牌坊处（图2），小牌坊正对的第428窟是大型石窟，小牌坊后有台阶直上第428窟（图3），小牌坊匾额题“古汉桥”三字。小牌坊前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通向大泉河西岸，路的两侧都是农地，小路靠河岸有一片沙荒地，南侧是大榆树，北侧原有王圆箓所修的千像塔，再北有宋代的天禧塔，东岸有一片平坦开阔的场地，有王圆禄的墓塔及多座宋元僧塔散处其间。我设想正对小牌坊向东开辟一条形成东西向的轴线，并设想将来在该处修建桥梁，冬季的交通就不会因大泉河水冻结而造成交通困境，我把这个设想向常所长汇报后，他去现场作了观察、验证，于是同意了牌坊的复建之地——与小牌坊遥遥相对的大泉河边。

在牌坊复原地址选择决定之后，1959年春夏之际，我们开始了进行牌坊的复原修建。复建地原是一坑洼沙荒之地，利用洞窟除沙把凹坑填满，当时不了解沙的荷载功能，我担心牌坊修在该处可能发生沉陷，还在牌坊中间两根大柱下面打了若干根木桩，复原工作的木工仍然是请老梁师傅，瓦工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大约是姓郭或是姓杨的师傅。复建安装进行得很顺利，复建时我把牌坊两侧的台基提高了约四、五十厘米，修复完成后，从大泉河岸向西观望，可看到一片石窟的崖壁和浓荫的树林，新景观的雏形已初步形成。

该牌坊建于清代的道光26年（1846），到1959年已经历103年，牌坊木构的彩画已经斑斑驳驳，牌坊的匾额对联等文字是旌表汪氏妇女的，放在莫高窟是并不适合。适逢常所长在北京专诚请郭沫若先生题写的“石室宝藏”、“三危揽胜”两幅题字，但原题字迹只有三厘米大小，我通过拍照、幻灯放大、描线，再用最原始的打米格方式手工放大到需要的尺寸。“石室宝藏”四字用在向东的大匾额上，“三危揽胜”用在向西的匾额上。透过牌坊的当心间，形成一幅景框：正好面对三危山主峰，峥嵘危耸，将荒凉寂寞的戈壁景象与石窟区绿树成荫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匾额的两侧原是表彰汪氏的对联，是一矩型的方块。美术所的画家们提议东西两面都画成两对飞天。最初的飞天是由段文杰先生捉笔完成的，后来由于木板大多破裂、脱色等原因，后来更换的木板现由李其琼先生重画，一直保存到现在。牌坊中间的屋檐下原来的风字牌上题写的是“汪氏节孝牌”，移建后改为郭沫若先生题写的“莫高窟”三字（图4），放大后另用木板刻字，附着在原来的字迹上，大红底色金色字迹，这一改相得益彰，形成莫高窟小环境中具有新内容的建筑小品。

经过这些变动之后，更显得牌坊原来的彩画太过陈旧，美术所的画家们跃跃欲试，想由他们来充当画匠，为牌坊重新彩画，但那段时间美术组的画家们正在筹备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敦煌壁画大展，无暇从事画匠职能。于是我请教李复先生是否可以从敦煌找到老画工，经介绍找到了一位老画工张师傅，通过他又邀约了一批画匠，他又帮助我们在民间购买了一些彩画颜料，美术组也提供一些颜料。并按原彩画的花纹色彩，重新上彩，不作变更，以保持修旧如旧的原则。

牌坊屋面所用的瓦件大部分完好，因为敦煌多风沙，瓦件附着很多尘埃，虽经洗刷，仍感到陈旧，一片灰黄，和彩绘一新的木构部分相比，更显得陈旧，很不相称，限于经费及当时的条件，不能换为琉璃瓦件，我只得暂时用绿色油漆涂装一遍，以取得较好的色彩效果。虽然以后有专家批评，但那时是条件有限，这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的处理办法。大牌坊修复在1959年9月份完成，是当时敦煌研究所为国庆十周年所做的献礼之一。牌坊的拆迁修复距今已经56年了，中间又因环境的变迁又作了一次小迁移，但牌坊的风貌依旧，成为到达莫高窟首先映入眼帘的古建筑小品（图5）。

大牌坊庄重秀丽的造型成为莫高窟一处重要景观。大约在1976年，甘肃省批准改造敦煌到莫高窟的公路，公路设计的终点正对大牌坊轴线，并在大泉河上建成三孔拱券桥。实现了当初的构想，改善了我们的交通条件和环境布局。

说几句补白的话，大概是在1980年，敦煌研究所办公室通知我，说是有一位姓汪的人找我，在牌坊的小广场上我们见面了，一位中年男子和我打招呼说：“孙同志，你知道这个牌坊是我们汪家祖先的东西，迁来莫高窟已经几十年了，我不敢说把牌坊要回去的话，现在我们汪家生活比较困难，研究所是否给我们点补助，就你们单位来说不算什么吧？”。我本想说你找办公室或是所长去，我处理不了。但又一想，这事是我一手经办的，找上他们也说不清楚，最后还得来问我。于是我回答他说：“牌坊是我们常所长向县政府要来的，拆牌坊的时候也没有见你们汪家说什么。话又说回来，牌坊拆除后修复在莫高窟，是研究所保存了你们汪家祖上的东西，你应该感谢我们才对 ”。我又说：“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我们不去拆除运回莫高窟，县上拆除了也不一定就把木料给你们。退一步说县上就是给了你们，除了几根柱子可用之外，其它小木料早已经成了你们家的烧柴了吧，你说是不是？”他无话可说，我又说：“何况当时是常书鸿先生向县政府要来的，我并没有与你们汪家打过交道，你现在找我，我也没有办法，算了吧，牌坊在千佛洞可以永远保存下去，也是你们汪家的荣耀嘛，值得你骄傲，有什么不好呢？”

五十多年过去了，大牌坊屹立在莫高窟大泉河边，成为参观的游人首先映入眼帘的一道景观，也是现在参观线路流动空间中的一个重点。如今莫高窟的小环境，石窟、林带、道路、广场布局疏朗，道路四通八达，为千年石窟营造了一片庄重、典雅的环境，与石窟相得益彰，这样的环境已是今非昔比了。我作为一个老莫高窟人，为此而感到十分欣慰。

来源：敦煌研究院，作者：孙儒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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