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10月29日文章，原题：美国终于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过去4年，笔者研究全球创新时，越是看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的惊人崛起——在美国日益增加的不安和反华愤怒中——越是有一个难解的问题不断跳出来。为什么与中国竞争时，没有像冷战初期苏联在1957年向太空发射“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那样，发生“斯普特尼克时刻”呢？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将科技上升为国家任务，成立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并大幅增加对研发的支持。
诚然，如今没有任何一项中国的成就能成为头条新闻——或许除了北京最近战胜新冠病毒之外。中国领先于美国的领域，比如金融科技，主要限于日常生活，不是宏大而非凡的成就。但是，除了对中国的狂热恐惧和厌恶，各种关税、科技禁令，以及美中关系恶化，美国对中国的抱怨远远多于与中国竞争。除了制裁和关税，美国对如何应对挑战毫无头绪。
现在情况变了。美国非常担心失去对中国的竞争优势，这种心理开始超越美国激烈的部落政治，将美国传统的自由放任观点转变为狂热的技术民族主义。
恐华症使传统的自由市场共和党人一反常态，比如参议员卢比奥呼吁制定一个“亲美产业政策”。从美国国会的大量立法也可见一斑。2019年至2020年提交的366项以中国为重点的立法——大部分是关于贸易、投资和科技的——尽管只有少数可能成为法律。多数两党立法也反映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制造业计划中，而那些计划看起来与特朗普总统的相差无几。
最突出的是主张补贴半导体产业的《创造有效激励措施为美国生产半导体法案》。该法案作为当前《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可能在年底前成为法律。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半导体是一个价值4700亿美元的全球产业，是所有数字事物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整个知识经济的基础和命脉。中国本身目前依赖进口芯片，也一直在尝试实现芯片国产化——虽然今年未能实现40%国产化的目标，但仍在加倍努力，力求在2025年达到70%的目标。
一连串的立法和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言论，均凸显了对中国科技主导地位的担忧大大激发了两党对维持和推进美国减弱的创新优势的新渴望。虽然产业政策在美国效果不一，但新资源以及公私合作的广度和范围很大，这无疑将对美国的科技能力产生不小的影响。
美国目前这种打鸡血般的科技民族主义或好或坏的意外后果则是另一个问题。最好的情况下，美国新时代精神的结果可能是使华盛顿更好地——如果能动员志同道合的伙伴——与中国竞争，迫使北京回到所承诺的经济改革，减少许多政府驱动的资本主义措施。最坏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导致一个规则、规范和标准相互冲突的两极化的全球经济。最大的担忧是，技术民族主义趋势下全球创新沦为受害者。毕竟全球创新是在开放和透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世界正处于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融合的新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生物技术、纳米工程、新材料、物联网、3D打印——将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融合在一起，并推动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影响地缘政治。美国官员想必很早就明白，技术创新是未来的支点，但他们大多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直到担心被中国超越的生存恐惧催生了改变的动力。下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终于到来了。（作者罗伯特·曼宁，乔恒译）